刘吉同

　　萧也牧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相当陌生了。然而，他却是1951年时共和国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1950年，《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主人公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妻子则是工人出身。因此，夫妻之间生活和情趣上产生了矛盾。而丈夫则努力培养妻子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并相互沟通，取长补短，最后重归于好。小说一经面世，便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全国几十家报纸争相刊载，并被改编成话剧、连环画，由郑君里编导、赵丹主演的同名电影也随之问世。然而，仅仅到了1951年的6月，便风向陡转。首先，是“革命家”陈涌在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对萧文提出批评。进而逐步升级，最后对萧形成了围攻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的批判文章中，下列“两信”最具杀伤力。6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并加了唯恐火药味十足的“编者按”。“来信”说萧也牧“对于我们的人民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主人公是以一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她”！“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把他评定为敌对的阶级了”。萧也牧是一个需要“踢它一脚”的“癞皮狗”。8月25日，时任《文艺报》主编、文协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显赫职务的丁玲，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称萧“不是写实际生活……而是把我们的干部小丑化，因此它是蔑视生活的”。信末更为严厉：“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可怜这位才华横溢、来自晋察冀解放区的江南才子由此蒙难，他的集子从此成为禁书，人从团中央宣传部被贬谪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屡遭批斗和凌辱。1970年10月15日则被管教人员乱棍打死在河南信阳潢川县的黄湖五七干校，因为是属于“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故被埋在了一个乱坟岗上。待到1979年平反昭雪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有关部门去找他的坟茔，而那薄棺和尸骸早已无影无踪。因一篇小说遭如此下场，真是千古奇冤。《我们夫妇之间》写了些什么呀？联想到50年代初“革命干部”进城后的争相换老婆，小说实在离现实和真实还很有距离。需要说明的是，30年后经丁玲之口道出了“李定中”的真实身份：那是大名鼎鼎的冯雪峰！（史料参见《世纪》，石湾文）

　　萧也牧的悲剧，我以为是始于延安“抢救运动”之“左”祸（或人祸）继续发展的结果。陈涌、丁玲、冯雪峰等，都在延安待过，而丁玲更是反戈一击批判王实味的主角。当时那种批判的特点是：捕风捉影，任意放大；无限上纲，不准争辩；践踏人权，任意凌辱；以言定罪，批倒批臭，直至将人整死方罢甘休。从下面几人当年的“批判词”中，便可窥见当年那“特点”之一斑：陈伯达：“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茨基主义。”艾青：“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丁玲：“……我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的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范文澜：“王实味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你们看这个人浑蛋不浑蛋？……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吉林文史出版社，张钧《王实味全传》）看看当年的这些“炮火”，与批判萧也牧时有什么两样？与之后的批胡风、批马寅初、批彭德怀、批“合二为一”、批“三家村”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批周扬，又有什么区别？

　　众所周知，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命运后来也很惨，这与周扬有很大关系。而到晚年，已积极反“左”的周扬又被胡乔木一棍打翻，直至病逝。不妨这样想一想，假如丁玲、冯雪峰不被打倒仍做文坛“总管”或“分管”，那么，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会少些吗？我想绝对少不到哪里去，萧也牧、胡风这样的悲剧人物照样会出现。原因就是延安“抢救运动”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怀疑、敌视、打击乃至消灭的政策，不但没有被取消，相反却愈演愈烈。“左祸”是个“搅肉机”，丁玲们要么是“机器”的掌控者去整人，要么是“机器”的迫害者被人整，很难逃脱“必居其一”的命运。

　　王实味、胡风、马寅初、吴晗，包括丁玲自己等的悲惨遭遇，都与中央高层乃至最高领导的钦定有关，而萧也牧却没有这个“待遇”。那么，为什么他仍在劫难逃呢？窃以为这与丁玲们不问是非、盲目“紧跟”有很大关系。陈涌批萧文章发表的20天前，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连串尖锐和严厉的质问震惊了整个思想文化界。在这种情况下，紧跟领袖，扫荡那些“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毛泽东语），也就成了文坛当政者们的最紧要的任务。他们不但需要表明忠心，积极响应，而且需要献出战果，于是端起猎枪遍寻那些符合所谓“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目标，《我们夫妇之间》及其作者，便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猎物”。丁玲随之将对萧也牧的批判扩大成了一种运动，将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连环画、曲艺的有关作者，一同拿来问罪，同名电影更被诬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工农兵诬蔑，对共产党的诬蔑”。从此之后，运动接连不断，差不多都是先从文化思想界开刀。而领袖发令、丁玲们“紧跟”的横扫思想文化界的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75年的评《水浒传》。直到今天，人们对此才算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大概是1978年前后，当时国人反思建国后中国为什么写不出像《红楼梦》那样的鸿篇巨制，为什么出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赵树理那样的大家，而那样的大家在解放后为什么一个个都无所作为“江郎才尽”。这一切，从1951年批萧也牧开始，或者追溯至1942年的批王实味，大概就注定了吧。

　　（选自《智者的思考》/阎长龄 赵敏 主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