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我的母亲茹志鹃,我的父亲王啸平却极少有人知道,包括我自己,从来对父亲是不了解的。小时候,我常常为父亲感到难为情,觉得他缺乏常识,不合时宜。比如有邻家的男孩送我两条蝌蚪,我很珍贵地放在一个瓶子里,父亲看见却惊恐地叫道:脏死了!脏死了!从此,邻家的孩子看见我,就叫“脏死了”。他的口音还很古怪,是一种福建音很重的普通话,可一旦要他真正说福建话,他又不会说了,他不会说也不会听上海话,这也使我为他并为我自己感到自卑,因此觉得我们都被排斥于正常人群之外了。父亲离休以后,偶尔也写一些回忆过去的短文,比如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南洋与郁达夫、任光等人的接触;还有关于他童年的生活与变迁。我渐渐知道,祖父本是南洋一家大橡胶厂的经理,因为与厂主意见不合辞职而家道中落,父亲便从少爷变成了学徒。我还渐渐知道,父亲是在“五四”养育的一代启蒙者影响之下觉醒的青年,后来走上了归国的道路。父亲在这些年里,先后还写作两部自传体长篇,前一部叫作《南洋悲歌》,后一部叫作《客自南洋来》。前一部写的是他在南洋参加救亡运动的故事;后一部写的则是他来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经历。在这部书里,我又一次领会到我童年时感觉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然而,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包含有一种沉重的悲喜剧色彩。我仿佛看见一个纯洁积极的青年,如何努力地要与一个陌生的巨大人群融合,这个巨大人群与青年格格不入,犹如铜墙铁壁。而青年所以要全身心地去做这样一个痛苦的融合,则是因为这人群负着苦难中国的希望,负着使中国得救也使青年得救的力量。这人群在浴血奋战,他们必须将战斗者的思想与情感作一次彻底的简化,好轻装上阵;这人群還来自一个几千年的陈旧的中国,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那个万众一心向着敌人的炮火的日子里,若要前进,就只有加入这人群,筑起血肉的长城。这是那个时代里,一名热血青年别无选择的道路。我看见父亲做一名青年的时候,是如何克服着他的性情,去适应一个人事复杂且纪律严格的环境;他的交响曲式的革命图画在现实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在中国这个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是如何真实地开拓他的痛苦与感动的经验。
小时候,我听父亲的老战友戏谑地叫他“马来哨”,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父亲走到哪里,总会留下一些笑话与别称,我从不深究。现在,我从父亲的书里知道了“马来哨”的来由。原来是他上岗时忘了给枪上子弹,人们便这样叫他。我想象年轻的父亲扛了一杆没有子弹的枪,神情庄严地在深夜里站岗的情景,心里总觉着好笑,却又有一种感动。由此我想起父亲许多别样的笑话,关于这些,父亲曾经任职导演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调皮的演员们,经过收集加工,载入了人艺的口头文学大系。我还想起父亲另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文革”中,他有一天说:开大会时,先唱《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啊!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以前也听父亲说过他到达根据地目睹的第一个场面,便是枪毙逃兵。父亲非常震惊:一旦投身革命,除去战斗与逃跑,就再没有第三条路了。我过去没有认真地想象过这个几乎类似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因为我过去也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苟且的第三条道路的。而如今我也会惊异:一个人是如何会逼上不做英雄就做狗熊的选择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想象着父亲乘着轮船,越过茫茫太平洋,船离码头时,千万条彩带纷纷飘落的景象。这是我十六岁那年离家去插队之前,父亲告诉我的,使我增添了豪迈的激情。而我很少知道,父亲离家之后经历了什么。由于是太熟悉的人,所以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什么,交谈也常常被盐咸茶淡的琐细淹没,于是,最近处的人有时倒会成为最隔膜的人。父亲的书,为我找到了一个了解他的方式。我生出了好奇心,这是犹如寻根一样的好奇。就是说,继“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我又有了“父亲从哪里来”的问题。《客自南洋来》的这个“客”字,总觉用得不妥。因我父亲早已不再是个“客”了,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经历了日本投降,全国解放,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他年轻调皮的同事开玩笑说:王导,你回来得太早啦,应当晚几十年回来,行情就走俏了。父亲对于这种问题。总是认真地回答:那时候不回来不行,政府在抓我。不过,父亲虽是早回来了几十年,如今倒还有一点点走俏,那就是当他以他那种怪异的样子走在街上,有些青年会走上前问:“有外汇券吗?”
我父亲就严肃地回答:“没有。”
摘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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