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一个晚上,母亲在吵架的时候给了我一记耳光。我愣在原地,不知疼痛,也没有眼泪,只是突然发现,连这间被白炽灯光填满的空荡荡的屋子也属于母亲,或許还包括我。于是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只想逃出母亲管辖的范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子外面游荡。乡村的夜浓稠得像一瓶打翻的糨糊,到处都黏黏的,让人恐畏,却又摆脱不了。我既不想回家,又不敢离家太远,于是干脆躲在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玉米地里还交替种着一些落花生。从这里能够看得到屋子里的灯火,甚至能够看到母亲从窗户努力伸出上半身来四处打探,卷起纸张般的手掌,像拿着一个扩音器,朝外面一遍一遍喊我的名字。然而回应母亲的,只有几声或远或近的狗吠。
母亲一定着急了吧?我一边悠然自得地吃着从地里拔起来的还未饱满的落花生,一边暗自窃喜,像打了一场胜仗。不过,为了确保这场胜仗胜利得彻底一些,整整一个晚上,我没有回家。
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夜晚原来如此漫长,并且可怕。以前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已经在温热的床上沉睡了,做梦,或者无梦,一夜之间都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已,从来不需要为之担心。早睡是母亲强迫我养成的习惯,她总是以咄咄逼人的语气对我说:“晚上九点钟如果还没有睡,看我回来以后怎么收拾你!”我总在想,假如她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能够温顺一点,再温顺一点,像一只温顺的绵羊,或许我会乖乖听话。
第二天,我心里的委屈和这夜色一同渐渐消散殆尽,我心满意足地回家,心安理得地吃母亲忙碌了一个早上才做好的饭,然后去学校。
高考结束,我填报的学校全部都在离家最遥远的地方:新疆塔里木、黑龙江佳木斯、内蒙古赤峰。事实上,填写志愿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胆怯和畏惧的,但我更迫不及待地想逃离母亲和这个家。我趾高气扬地告诉很晚才下班回来的母亲:“不久之后,我就要去遥远的北方了。”我知道,这一次,我在母亲身上扔了一枚炸弹,我看到母亲被这枚炸弹摧毁的样子,疲惫失神的眼睛瞬间充满了血丝,昏黄的灯光下,我甚至还看到了母亲努力抑制住的泪水,而我,却欣然地把那些泪水当成我的战利品。
然而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被一所不是很远的学校录取了,而这所学校,也并非我所填的志愿。后来母亲告诉我,当听说我填了最偏远的学校,她连夜找到一个在我们学校任职的旧友,费尽心思才帮我更改了志愿。她不想我仅仅只是为了躲着她,就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受苦。母亲也知道,她这样做,只会让我加深对她的偏见和不满,甚至敌意。
她始终是对我好的。
只是这种方式特别的好,或者说爱,我从未用心体会过。最终,我还是去了这个离家不远不近的地方上学。当我孤身一人坐上那列奔跑着的火车,我看到我熟悉的土地和熟悉的亲人,瞬间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此生第一次远行,逃离的快感和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一样酣畅。
事实上,我并不适应这个城市,我不适应这里常年灰尘四起的空气;不适应这里冬天还未到就必须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适应这里从来不下雨的春天和夏天。但是每次给父母象征性地打电话时,我总是极力渲染,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这边过得很好。大一的寒假,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一个朋友家过春节。大一结束后的暑假,我依然没有回家,执意留在学校实习。那是我独自一人的暑假,每天一个人骑着租借的自行车去实习单位,被领导吩咐到大街小巷寻找新闻素材,下班后,一个人去一到假期就冷清的饭店吃饭。坐在一张旁边摆放着四条板凳的桌子边,沉默无声地吃完一碗每天都如出一辙地撒着香菜和一片牛肉的拉面,一个人回到空空荡荡的宿舍,趴在一条板凳上,在干净的打印纸上书写,写着写着就到次日凌晨,再也不用受到母亲的约束。
有一天深夜,我睡不着,便鬼使神差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纯粹只是兴致来了,并没有期待母亲会接听这个电话,然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母亲说话的声音气喘吁吁,我原以为她是被电话惊醒的,后来她说,她刚刚从化工厂下班回来。自从父亲和我都不在家之后,母亲宁可把更多时间放在“轰轰隆隆”的化工厂,也不愿每天面对这个空洞、冷清的家。
对于母亲的工作,其实我并不了解,也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呢,于是我问:“那你每天晚上在化工厂都做些什么呢?”母亲说:“每天要制造化肥、装袋、看货,有时候还要送货,不过,这几年我也慢慢习惯了,只要习惯,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母亲的这番感受,或许就像我现在这样,只要趴在灯光下的一条板凳上不停书写,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只是,母亲的工作比我辛苦百倍。
我一边和母亲说晚安,一边推开忘记打开的窗户。夜真的很深了,白天滚烫的水泥窗台也变得冰凉。冰凉,是它真实的体温。我突然想,或许只有深夜里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就像世间的阙静,一条终于没有人再走的马路,疲惫不堪的霓虹灯,还有自我的心。正如多年前睡在玉米地里的那个深夜,我的委屈,我的眼泪,以及我要离开的誓言,那些通通都是真实的。
但那些只是在当时而已。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我在你遥远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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