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下了飞机正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向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从来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跟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皺巴巴的蓝布手绢儿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为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道，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希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