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朴可能更具有强大生命力。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日本传统的饮食虽有精致形式，但大多数是清淡底蕴。生鱼、大酱汤、米饭团子，即使再加上荷兰人或者葡萄牙人传来的油炸什锦（天妇罗），也依然形不成什么菜系，不足以满足富豪们的饕餮味觉。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国菜和法国菜那样风行世界的原因。

　　同样是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日本传统的服饰也相当简朴。在博物馆的图片资料里，女人们足下的木屐，不过是两横一竖的3块木板，还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们身上的裤子，常常就是相扑选手们挂着的那两条布带，也缺乏裤子的成熟形态。被称做和服或者吴服的长袍当然是服饰经典，但在18世纪的设计师们将其改造之前，这种长袍既无衣扣也无袢带，只能靠腰带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临时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传统的家居陈设仍然简朴。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家具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与否的标志，这一标准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无法与中国民间多见的太师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龙凤雕花床比肩。也许是地域仄逼的原因，日本傳统民宅里似乎不能陈设太多的家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也习惯于四壁之内的空空如也。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浓色重彩花俏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规，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么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细巧妙一些的器具。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也不能不让人心惊。

　　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朴可能更具有强大生命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洲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朴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但日本在20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传统器物至少能提供一部分可供侦破的最初密码。

　　这一个岛国昔日确实没有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最先强大起来，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朴的、边缘的、清苦的过去，倒会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内有粮荒外有敌患之际，教育法规已严厉推行，孩子不读书，父母必须入狱服刑。如此严刑酷法显然透出了一个民族卧薪尝胆的决绝之心。直到今天，日本这一教育神圣的传统仍在惯性延续，体现为对教育的巨额投入，教师的优厚待遇，每位读书人的浩繁藏书，还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读书风尚：一天上下班坐车时间内读完一本书司空见惯，一个少女用七八个进修项目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部填满纯属正常，一个退休者不常常花点儿钱去学点儿什么，很可能就会被邻人和友人侧目白眼——即便这种学习有时既无明确目的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日本人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危机感，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股脑地学完，永远不落人后。

　　由此不难理解东京的早晨：各路地铁万头攒动，很多车站不得不雇一些短工大汉把乘客往车门里硬塞，使每个车厢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透风，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对鼻子地几乎都压成了人干。但无论怎样挤，密密的人海居然可以一声不响，静得连绣花针落地好像都能听见，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经济十字军，这就是日本。

　　由此也不难理解北京的早晨：这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戏的，跳国际舞的，打太极拳的，下棋打牌的，无所不有。这些自娱自乐的活动均无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商业化的收费，更不产生什么GDP，但让很多老人活得舒筋活络，心安体泰，鹤发童颜，当年繁华金陵或者火热长安里市民们的尽兴逍遥想必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中国。这样，我既喜欢日本，也留恋中国——虽然我知道难以兼得。

　　摘自《北方人》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