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 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就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筹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下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他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更备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又失踪过几次，有一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什么反动口号。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终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十八元，但毕竟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幸而街道办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家，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钉了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易碎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了，连菜刀、剪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發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四分五裂所造成的。
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
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
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
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
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我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亲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情况……
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二十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哥哥的人生，终于又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但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愣怔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六十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上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斜立着树杈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了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我认为，我是你几个弟弟妹妹的班长，我要替家里也替你们去做最难的事。当年，对于咱们家，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就是最难的事……可惜，我没完成班长的任务，我让爸妈和你们失望了……对不起……”他看着我苦笑。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他病了，四十八年来，第一次说了那么长的话。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终记着。听他的話，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愒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二字啊！
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大爷大声冲她耳朵说：“是他老哥！”我问大娘：“看望的是你们什么人啊？”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
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
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
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件事—— 一位崩溃了意志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怡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
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
摘自《海外文摘》（增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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