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到今天,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是活着,只知道活着是要呼吸的。可我知道什么是死——闭着眼睛,脸色苍白,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任凭自己的亲人怎样哭喊。死的情景是我在医院里看到的,我见过和我住一个病房的孩子死了。我几乎不去想活着的事,我太小了,只有八岁。但我已经朦朦胧胧地觉得活着不好:我要打针吃药,要做手术……那一切太可怕了。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孤独,还有夏天,家里没有电风扇。妈妈上班前,让我倚着被子坐好,把一个盛满凉水的罐子放在我身旁,她说你要是热了就把手伸到水里。我守着一罐凉水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都那么漫长,那么让人不耐烦。我没有玩具,家里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一只马蹄表咔嗒咔嗒地走着,不慌又不忙。那就是我活着的声音。
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还把医生请到家里来。我十一岁时,有一天,妈妈请来一位军医。看着我不停震颤的腿,还有身上一块块化脓的褥疮,他对妈妈说,这孩子十八岁双腿就会挛缩起来,再也伸不开了。医生走后,妈妈对我说,我不相信,你要好好锻炼,你的病一定能好。我不完全懂得医生的话,但我懂得妈妈的话。
我总是笑,苦笑。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于是我就在父母面前装笑。有时脸上笑,心里却很烦恼。我学会了忍耐。试着咬牙忍耐。因为书上说,痛苦的时候都咬牙坚持。现在想来,那时候我真的很可怜呢。
我十八岁的时候,妈妈想起了医生的话,她有点儿得意,说,你看我说得对吧。
我继续努力活着。
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
很多年了,我总是给自己开处方,我知道怎么预防感染,我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条件再差也要洗头发洗澡,晒衣服晒被褥。所有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我会给自己针灸、注射、按摩、给褥疮换药。看不见的地方就照着镜子。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有病装没病,有残疾装没有残疾。我像健康人一样穿着,虽然搬动双腿很费力,可我努力就能做到。我像健康女性一样打扮自己,整齐干净。指甲从来都是及时修剪的。即使病在床上,也要挣扎着让自己整洁清爽。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山东省立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张成伯伯,我童年时,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他已经老了,他说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说,乐观坚强是第一!
后来,我在全国两会上还见到了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教授。1965年,妈妈带我到北京治病。要找的最好的医生就是王忠诚教授。几十年后,我活着,还和他一起开会,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我还是不断鼓励自己好好活着,还是装得像没有病、没有残疾一样,我让自己忘掉不幸和痛苦,虽然很痛苦,但我知道,活着就是一种忍耐,必须有耐心地活着,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
我一直努力做一个真正坚强乐观的人,做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因为我只有这一次活着的机会,因为我死后再也不能复生了,所以,有一次活着的机会就要好好地活着。
我有快乐,也有烦恼。但是别人很少见我烦恼的样子,我自己早就学会了排解。我让自己真诚地对别人微笑,不让自己因为病痛而变得古怪和叛逆。我从不这样想问题一为什么我有病而别人没有。病痛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把这痛苦强加到别人身上。其实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或不幸,就好比出门遇到一座大山,你不能抱怨,只能想办法翻过去。面对困境抱怨是最无力的语言。我伤感但从不绝望,苦日子能过,好日子也能过。我让自己豪爽直率,从不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但是我会检点或拷问自己,让自己正直正派大气。
我再也不孤独了,少女时代我就有了很多朋友。在饭桌上,我和他们喝酒,黄酒白酒葡萄酒,我总是哈哈大笑,那会儿我根本不去想自己的病,只觉得活着真好。
我有时候也幻想——假如还能再活一回多好!哪怕受更多痛苦,但毕竟是活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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