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尤　今

　　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中年,都是由书砌成的。

　　我诞生于马来西亚北部一个美丽的小镇怡保,就在那儿,度过了我生命里的最初八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的父亲在怡保创办了一家称作“迅报”的小报社。这是一份“曲高和寡”的报纸,父亲不肯随俗,更不肯媚俗,结果呢,读者和他的经费一样,越来越少;最后,终于闭门大吉了。

　　父亲在寻找工作上处处碰壁后,终于决定带着一家大小到新加坡另谋发展。

　　初到新加坡,我们住在一个叫做“火城”的地方。

　　我们在一幢高达四层的旧楼房里租下一个房间。楼下,是一长排店铺。其中有一家是卖文具杂书的小店。成人的书不多,儿童的故事书倒有不少。新到的,放在平台上;稍微旧一点的,便放在门口的大纸箱里。

　　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常常在放学后溜到那儿去,看免费的书,站着看、蹲着看。那老板,不催又不赶,任我去。事隔那么多年,他的长相,我早已忘了;不能、不会忘的,是他那含笑的眉、含笑的眼。在那口袋里没有多余的零钱的岁月里,倘若不是碰上这么一个慈和的老板,恐怕我便得苦苦地压抑喜欢看书的那一份欲望了。

　　父亲当上了建筑承包商后,家里的经济逐渐好转。书本,再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了。父亲爱买书、爱看书,他给自己买,也给家里的孩子买;不是一本一本地买,而是一套一套地买。

　　他买给我的第一套书是《成语故事十册》。我废寝忘食地看,愈看便愈惊于叹于中国语言的优美、精深、凝练、广博。

　　我和方块字,至此正式结缘。结缘以后,便终生与它纠缠不清。

　　在文字的掌握上有了基础后,父亲便开始为我买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我小学还没有毕业,便读完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大块头著作。

　　上了中学后,我有了固定的零用钱,便开始懂得上书局去挑选自己爱读的书。这个时期,我读了大量的翻译小说。比如:《傲慢与偏见》、《静静的顿河》、《巴黎圣母院》、《父与子》、《娜拉》、《约翰·克利斯朵夫》、《飘》等等,都是一本一本地接着读的。当时喜欢读外国的翻译小说,主要是被作者创作的背景和书里的时代气息所吸引。

　　除此之外,古典诗词,也爱不释手,那时记忆好,《唐诗三百首》,几乎全都能背诵得出来。

　　进了大学,受到校园风气的影响,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有关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硬性的书读得多,我需要一些软性的书来加以调和。就在这个时期,我把阅读的触角伸向了台湾。台湾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把我整个地淹没了;这个时期的我,好似骤然闯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圃里,看到这里也花、那里也花,朵朵娇艳、朵朵鲜丽;五彩缤纷、香气扑人,目眩神迷之余,日夜不分地沉醉在内了!

　　读读读,无日或辍、无时或断。

　　由于长期以来养成了持续不断的阅读习惯,所以,这些年来,我几乎不能一日无书。

　　有人说:不读书的人,言谈无味,面目可憎;然而,对于我来说,言谈和面目是不是无味、是不是可憎,都还是其次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倘若不读书,我的日子,便过得无欢、无趣、无味、无乐。

　　过去,当我还是在籍学生时,看书比较有系统。总是把同一位作者的书看完了,才开始看另一位作者的书。现在,我除了工作外,还要照顾家庭、还要从事笔耕,时间不但有限,而且,被分割得非常零碎。所以,难以拟定系统化的读书计划。

　　目前的我,什么书都看,硬性的理论、传记、杂文;软性的小品文、散文、小说。

　　我看书,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囫囵吞枣、一目十行地看。

　　这时候,眼睛好像长了翅膀,在书页上任意飞翔。虽然是看得很快,然而,由于是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下看的,所以,我并不曾辜负我手中的书。

　　倘若读毕以后,觉得这是一部好书,我便会从头到尾再细细重读一遍。

　　细读时,我会作眉批。有时是段批,有时是章批。在细读一本书期间,我会利用闲暇速读另一本新书。一缓一急,循序并进。换言之,在以反刍的方式消化旧有知识的同时,我并没有放松自己对新知识的吸收。

　　有一个问题,是别人常常问我的:

　　“你每天可利用的时间,好像总比别人多出了一大截,究竟你是怎么分配的?”

　　答案是:分秒必争,全力以赴。

　　我家里除了订阅四份日报外,还订了好些周刊、月刊、季刊。这些报纸和杂志,有许多都是在烟飞油溅的厨房里读完的——我在煎鱼煮饭的同时,利用中间的空当儿来读它们。此外,我多年以来坚持的一个习惯是:不论时间多迟,我在临睡以前一定要看上一个小时的书。倘若不看,便睡不安宁。日积月累的,被我眼睛消化了的书本,数目便十分可观了。

　　由于日日夜夜都沐浴在书海里,有时晚上做梦,连梦都沾着书香呢!

　　我爱书。实在是太爱了,套一句目前最流行的话:“书,是我最始与最终的唯一。”

　　我和书彼此相恋,永不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