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言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也是用眼睛读过几本书的,但那时我所在的农村,能找到的书很少,我用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把那几本书换到手读完之后,就错误地认为,我已经把世界上的书全部读完了。后来,我有机会进了一个图书馆,才知道自己当年是多么的可笑。

　　我在农村度过了漫长的青少年时期,在这期间,我把周围几个村子里那几本书都读完了,之后就与书本脱离了关系。我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我除了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之外,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我的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除了我的爷爷奶奶大爷爷之外,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我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嘴里听过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

　　他们讲述的故事神秘恐怖,但十分迷人。爷爷奶奶一辈的老人讲述的基本上是鬼怪和妖精,父亲一辈的人讲述的故事大部分是历史,当然他们讲述的历史是传奇化了的历史,与教科书上的历史大相径庭。

　　十几年前,我在写作《红高粱》时已经认识到: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固然不可信,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在讲述这惊心动魄的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几乎不存在,但在我父亲他们讲述的故事里比比皆是。譬如我父亲就讲过,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次吃了半头牛、五十张大饼;当然,他的能吃与他的力大无穷紧密相连。父亲说这个人能把一辆马车连同拉车的马扛起来走十里路。我知道我家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远房亲戚,我父亲这样说,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信性,这其实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后来创作小说《红高粱》时我借用了这种技巧。《红高粱》开篇我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跟随着我爷爷余占鳌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其实我爷爷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我父亲是个老实得连鸡都不敢杀的农民。当我的小说发表之后,我父亲很不高兴,说我诬蔑他。我就说,写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你不是说咱家那个远房亲戚一次能吃半头牛吗?我父亲听了我的解释后,明白了,并且一言就点破了小说的奥秘:原来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啊!

　　其实也不仅仅是上了岁数的人才开始讲故事,有时候年轻人甚至小孩子也讲故事。我十几岁时听邻居家一个5岁的小男孩讲过一个故事,至今难忘,他对我说:马戏团的狗熊对马戏团的猴子说:我要逃跑了。猴子问:这里很好,你为什么要逃跑?狗熊说:你当然好,主人喜欢你,每天给你吃苹果、香蕉,而我每天是吃糠咽菜,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主人动不动就用皮鞭子打我。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是过够了,所以我要逃跑了。我当时问他:狗熊跑了没有?他说: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猴子去跟主人说了。

　　在我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中,民间戏曲,尤其是我的故乡那个名叫“猫腔”的小剧种给了我深刻的影响。“猫腔”唱腔委婉凄切,表演独特,简直就是高密东北乡人民苦难生活的写照。“猫腔”的旋律伴随着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在农闲的季节里,村子里搭班子唱戏时,我也曾经登台演出,当然我扮演的都是那些插科打诨的丑角,连化装都不用。“猫腔”是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开放的学校,是民间的狂欢节,也是感情宣泄的渠道。民间戏曲通俗晓畅、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的戏文,有可能使已经贵族化的小说语言获得一种新的风格,我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就是借助于“猫腔”的戏文对小说语言的一次变革尝试。

　　当然,除了聆听从人的嘴巴里发出的声音,我还聆听了大自然的声音,譬如洪水泛滥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动物鸣叫的声音……在动物鸣叫的声音里,最让我难忘的是成千上万只青蛙聚集在一起鸣叫的声音,那是真正的大合唱,声音洪亮,震耳欲聋,青蛙绿色的脊背和腮边时收时缩的气囊,把水面都遮没了。那情景让人不寒而栗,浮想联翩。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聆听,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想,我在用耳朵阅读的20多年里,培养起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起了我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我的想象能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我相信,想象力是贫困生活和闭塞环境的产物,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可以获得知识,但很难获得想象力,尤其是难以获得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想象力。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与我20年来用耳朵的阅读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写作,并且始终充满自信,也是依赖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