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岛

　　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我堂妹事先声明：“你的诗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来再送我。”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

　　中国是个现在进行时的散文大国，那浩浩荡荡的报纸专栏、休闲杂志、文化网站所造就的散文作家，何止千万。要说散文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和广阔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关，和商业化有关。四川的茶馆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车是散文；学府师爷的宏论是散文，白领小姐的手机短信息也是散文。

　　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近半个世纪后，我去看望董老师，她身体尚好，但由于腿脚不便终日卧床。我带去了我的台湾版的散文集。她眼镜后面那慈祥的笑容如旧。我像一个夕阳中的孩子，惶恐而温暖。

　　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关。就像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步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旧在所难免，那是对气喘吁吁的爬山过程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

　　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4年内，我住过7个国家，搬了15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代不清的。“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二月》）“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诗歌最多能点睛，而不能画龙，画龙非得靠只鳞片爪的勾勒连缀才成。

　　我是因为生计开始写散文的，茫然中动笔，稀里糊涂写到第六篇《艾伦·金斯堡》，得到李陀的赞许，为之一振。那是我散文写作的起点。金斯堡这个“垮掉的一代”之父，在生活中是个挺好玩儿的怪人，恣意妄为，我行我素，完全没被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匡正。我跟他1984年相识，萍水相逢而已，若没有后来的漂泊，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意犹未尽，在他逝世周年，我又写了《诗人之死》，文章是这样结尾的：“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正是由于漂泊，我结识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姆、布莱顿巴赫等其他国际知名作家，也结识了像芥末和于泳这样随风浪沉浮的小人物。孟悦在台湾版《午夜之門》的序言中写道：“细揣摩，这亲切的特殊之处来自那种流浪者与流浪者的相伴相随。也就是说，书写流浪者故事的过程成为一种与之为伴、与之相随、同饮同行的过程。”

　　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我女儿田田在这本书里扮演了个重要角色，虽然她并不常出现。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锚，又是推动我写作的潜在读者。我有时给她读一些片段，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会终有所悟。我想给她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在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还有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