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姑娘，住处离墓地不远。
这个姑娘有时候就进墓地去，随着送葬的人群一直走到穴边。也许她就这样养成了到墓地散步的习惯。
每天黄昏，她总要到墓地的白色废墟中间去散步，更确切地说，是到那里去游逛，沉湎于她那种怪癖之中。或看看碑文，或根本不看；或者发现某个小天使的照片，一个破裂的碑柱，一只老鹰，把有钱人的坟墓同穷人的坟墓作比较；估计死者的年龄；观看浮雕肖像；她在那里做的大概就是这些事情。
有一天下午她掐了一朵花。她把那朵花儿机械地、不在乎地掐了下来，就像人们看到眼前有一枝花随便折下来一样。她掐了花，拿到鼻子上闻了闻——没有香味，不像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指望的那样——随后她就把花儿一揉，丢到某个角落，再也没有去想它。
她回了家，在家里平静地待了一会儿。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电话说：“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那朵花在哪儿？”
声音听起来遥远，缓慢，低哑。但是姑娘笑了，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挂上电话，回房去做她的活儿了。过了五分钟，电话又响了。
“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花儿在哪儿？”
姑娘又笑了笑，现在已胸有成竹了。
“在这儿，在我手里，请来拿吧。”
那个声音仍然缓慢、严厉而悲伤。
“我要那朵被你偷去的花儿，我要我的花儿！”
姑娘继续跟那个声音对话说：“我告诉你，请你来拿！”
“你知道，我是不能去拿什么东西的，我的孩子。我要我的花儿，你有责任把花儿还给我。”
“可是，你是谁呢？”
“把我的花儿给我，我恳求你。”
“不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就不给你。”
“把我的花儿给我，我需要它，你是不需要的。我要那朵从我的坟上长出来的花儿。”
这个玩笑开得不很高明，千篇一律，没有变化。姑娘感到厌倦，把电话挂了。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电话又响了。姑娘丢开一切，去接电话：“喂！”
“那朵花在哪儿？”
她什么也不再听了。挂上电话，感到很气愤。开什么玩笑！她觉得讨厌，去做活儿了。没过多久，铃声又响了。不等那个哀求的声音开口，她就说：“喂，请换张唱片吧，我已经听厌了。”
“你必须把我的花还给我。”那个哀求的声音回答，“你为什么单到我的坟上来扰乱呢？你在世界上什么都有，而我多可怜，已经与世无缘了。我很需要那朵花。”
“这个玩笑太无聊了，不会说别的吗？”
她把电话挂了。但是回到房里后，她就不平静了。关于那朵花，也就是看见她在墓地里掐花、现在老给她打电话捣乱的那个蠢货的念头老缠着她。可能是谁呢？她不记得看见过任何熟人，因为她一向是个漫不经心的人。根据声音是不容易辨认的。肯定声音是假装出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可能分清。真奇怪……那个声音冷冰冰的，听起来很远，像是从郊区打来的，也许还要远……正像你理解的，姑娘已经感到害怕了。
那天夜里，她好不容易才睡着。从那天起，她夜里睡得很少。那个声音不断来电话追问；总在同样的时间，用同样的声调。声音不吓人，嗓门也不高——只是苦苦地哀求。仿佛那朵见鬼的花是他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的长眠安息——假设是个死人的话——似乎取决于能不能收回那朵很普通的花。但是，这样假设是荒唐的，姑娘自己也不相信。五、六天以后，她又听到了那个毫无变化、唠唠叨叨的声音。她觉得是做出回答的时候了。她要他滚到地狱去，不要装疯卖傻（这个词儿很恰当，因为男女都适用），最后警告他说，如果玩笑不就此结束，她要采取措施了。
姑娘再也不接電话，也不再打电话，哪怕是给她的朋友们。结果，接电话的要是别人，那个不断恳求的声音就不再说“把我的花儿给我”，而是说“我要我的花”，“偷了我的花儿的人必须把花儿还我”，等等。“声音”不跟别人进行任何对话，只跟姑娘谈话，它不做任何解释。
事情依然毫无进展。那个“声音”还在要它的花儿；姑娘的食欲和精神开始丧失了。她心灰意懒，没有勇气出门或做活儿，不希望再看见送葬的人群。她被一个声音，一朵花，一个根本不认识的游荡的死人所左右，感到很可怜。她甚至连那朵该死的花是从哪座坟上掐来的都记不清了。要是她起码知道地点的话……
一天，她哥哥从外面回来说，那天下午她走过的那一边，有五个新坟墓。
她没有说什么，就出门到居民区一家花店买了五大束花，捧着花，就像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似的穿过街道，把那些花儿放在了那五座坟墓上。然后回到家，等待着不堪忍受的那个时刻。她心里想：要是死人受到折磨感到痛苦、需要活人安慰的话，她那个抚慰的表示一定能平息那个被埋葬者的痛苦。
但是那个“声音”并不接受安慰或礼物。任何别的花都不行，只有那朵细小的、被揉坏、遗忘的、在尘土里滚过的、已经不存在的花儿才能使它满意。别的花儿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从它的坟墓上生出的。
经典伯乐：吴亚梅
小时候要别人赔东西，说“我就要我那个×××”，别人都会觉得我霸道又无理。突然看到这篇文章，顿时五味杂陈，我没有那个“声音”那么执著。我总是轻易就丢了属于我的那些独一无二。原来“妥协”这个词，已经跟了我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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