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我在梅迪逊大街停下来，等着亮绿灯好过马路。这时，有两个男人走到我的一侧，两个姑娘走到我的另一侧，当时我心里有事，根本没想听他们讲什么。正当红灯换绿灯时，一个男人对另一个很认真地说：“咱们还可以从瑞士再搞到一百万。”而两个姑娘中的一个咯咯笑着说：“后来，她又嫁了另外那个男人!”余下的内容就你自己去补充了。又有一次，在49大道和派克大街的路口，一個大胖子(几乎附在我耳边)说：“成千上万块保险金，这下连一个钢镚儿都不值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模样很俊，但显得心烦意乱的母亲弯腰对一个约摸5岁的小男孩说：“不过，亲爱的，你的两个爸爸都爱你呢!”有时，一鳞半爪、稍纵即逝的谈话比这些更为直截了当些。一个声音大得像卡车把一满车砂石倾倒进坑道里：“或许会犯法，但不是办不到。”(在47大道和第6大街的路口)一个温和得像甜食果冻一样的声音说：“穿羊皮贴身内衣，老天爷，那不像头戴呼吸器的潜水员吗!”(在52大道和第3大街的路口)
说外国话的人，一般都自以为他们的讲话谁也不懂。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是在阿根廷出生长大的。她再不肯坐纽约的地铁，因为她无法忍受那些男乘客用他们以为她听不懂的西班牙语对她的长相和体形评头品足。一个星期天，我散步到联合国大厦附近，看见一对风度优雅、40岁出头的夫妇迎面走来。他们衣着讲究，派头十足，一望而知是外交界人士。他俩徜徉着，处于无人打扰的平静中。然而，就在他们走到我的身边时，男的忽然转过脸，对着女的几乎是愤怒地说道：“iDinero!iDinero!iSiempre dinero!”(西班牙语)——“钱!钱!老是钱!”可那女的连头都没有歪一下。
一旦你的耳朵适应了捕捉人们谈话中的只言片语，那么，几乎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玩玩这个游戏。
一天，我在伦敦工人区闲逛，随便进了一个小酒店。刚推开转门，便听到一阵哄堂大笑。我正要吩咐来一杯浓淡合宜的啤酒，话未出口，就听一人大声说：“老山姆这家伙真怪!那天他光着身子，下面只系那么一条疝气带，就跑到考文特花园去散步了!”
鸡尾酒会上，也不妨试试这个手段，难是难点儿，不过值得一试。通常，在我刚刚被莫名其妙地介绍和一个妇人相识后，总是一边听她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谈话，一边支起耳朵，听我的前后左右发出的四五个不连贯的句子。比方说，她正在告诉我林肯中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与此同时我还听见别人在讲：“……他跟她讲，他要把她宰了。他险些真的干了……”或者“欠出版界所有人钱”，等等。
荷马有个经久不衰、被人用滥了的比喻：“生着翅膀的语言。”上述的那些只言片语就长着翅膀。它们宛如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趁它们飞过身边一把逮住，那真是件乐事。有的蝴蝶也许带刺，但那刺绝不是为你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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