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黎平

　　小王子：要说《聊斋志异》和《史记》有继承关系，还真有点让人诧异。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内里其实都有一条线索贯穿，当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能更多地从前人的努力中受益。

　　古人著书立说，总有一个动机，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便是倾泻“孤愤”。有着非凡抱负的文化人，对于时代的发展，往往很有前瞻性，一时不合流俗，便不免产生孤独感、愤怒感，形诸文字，便极富感染力。比如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有这样的内在驱动力。

　　作为我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史记》影响了一大批人，清代的蒲松龄就是这本书的直接受益者。从抒发“孤愤”之情的创作动机看，《聊斋志异》便与《史记》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同时，蒲松龄向司马迁学习，还有更明显的证据。《史记》中司马迁时常站出来发表评论，是为“太史公曰”，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经常站出来发表评论，是为“异史氏曰”。就此而言，说司马迁是蒲松龄的写作老师并不为过。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既然以人物为中心，其文学性就非常明显了，因为文学就是以塑造人物为核心的。《史记》刻画人物，最常用的是白描手法，没有太多文字，却异常传神。比如《万石君传》，本篇写的是汉代人物石奋，他为人极其谨慎，每日生怕有什么小的差错。他影响得一家人都谨小慎微。有一回，石奋的长子石建上书奏事，结果发现“马”字的尾巴上少了一画（汉代用隶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如果皇上发现了，怪罪下来，那就死定了。石家人小心惶恐的状态通过几句话就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种写人的手法，蒲松龄也很拿手，大家都很熟悉的《促织》里有这么一段，成名的儿子对父亲捉来的蟋蟀很好奇，忍不住打开玩耍，结果把用来上贡的蟋蟀弄死了。成名的妻子骂儿子耽误父亲的大事，要灾祸临头。“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成名妻子因为儿子弄死蟋蟀的惶恐惊惧，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尤其是那句“死期至矣”，和石建的“死矣”，其口气几乎完全一样。

　　再看《史记》里的《项羽本纪》和《聊斋志异》里的《叶生》，也能看出两书的传承关系。项羽兵败垓下，想到自己半生功业毁于一旦，不由悲从中来，哀叹道：“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寥寥一语，英雄末路的悲壮就很立体地突顯出来。蒲松龄直接将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在《叶生》里，主人公叶生聪明好学，但屡试不第，在经历了诸多挫折之后，叶生悲愤地说：“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完全就是项羽那句话的翻版。叶生虽然是一介书生，其内心的悲愤却和项羽的英雄末路有几分相似。再如蒲松龄写《商三官》，民女为父报仇，其慷慨赴死、义无反顾之势，完全就是《刺客列传》的翻版。可见，《聊斋志异》是在以写史的方法作志怪，他的情怀跟司马迁是相通的。

　　实际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前人的文化基因就保存在他们的作品里。蒲松龄从《史记》中读出了一部《聊斋志异》，我们又何尝不可以向前人学习，拜司马迁、蒲松龄等古人为师，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写作指导老师呢！

　　泥蛙摘自《古典名著里的写作课：一本名著读出生花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