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佳玮 图关节熊

　　

　　阅读分享：作为古代画家一族，不事稼穑，其生存状况不免尴尬。看西方，为强者作画，标准由强者订立，任其宰割。再看古代中国，以画技入官，倾伏于帝王将相脚下，心怀不平。由此观之，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画家一族，亦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道，与众生无异，他们艰难生存，让文化流传，实在可亲可佩。（特约教师：山东省邹城市郭里中学 仲维柯）

　　1487年，佛罗伦萨的画家菲里皮诺·里皮先生接了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作品中一切人物，须由画家亲自完成。”您会想，这不是废话吗？还真不是。欧洲艺术家，也都是生意人，还是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批量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意大利大师里，师父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的名，所见多有。

　　话说回来，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刁；雇主也不能笨了，就须与艺术家斗智斗勇，订好协议，别被破了闷子，绕了弯子。北方画家，还要惨一点：荷兰那会儿是世俗社会，画家面对的不是意大利的教廷，而是新贵阶级、地主大众，那算起钱来更抠。比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画里十六人每人付一百荷兰盾，其中领头两位各付二百，合计一千八百盾。但伦勃朗画完了，人家嫌不好，对付账推三阻四，最后到手的也零零星星。

　　晚年伦勃朗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画历史场面《克劳迪斯的密谋》，接了一千盾；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四分之一的金额，因为市政府嫌难看；后来市政府找了个德国画家补了一幅，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了，钱当然是全部索要回来的——你敢不还？市政府也是你欺骗得了的？

　　真不易！相比起来，中国画家呢？

　　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唐朝宰相，名垂天下。但他遇到过一回事：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划船玩儿，看见好看的鸟儿，就让学士们歌咏，召阎立本来画画。阎立本当时的官位是主爵郎中，一头大汗地跑来，趴在池旁边，调色作画，抬头看看座上宾客，难过极了。回去对儿子说：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唐宋之际，为宫廷画画的诸位，多少都经历过类似命运。

　　不为宫廷画画的呢？也有。八大山人朱耷，出了名的不羁。都说他老人家去跟贩夫走卒玩儿，乐意随手画几笔；达官贵人来求画，反而不允。然而17世纪末，南京的黄研旅却托一个中间人给朱耷带了十二张纸，以及一笔所谓“倾囊中金为润”的钱，一年后，朱耷寄回了十二册页。这里的“润”字，别小看，后来画家们报价，都用这个字，称为“润例”。

　　郑板桥公开挂过润例，一幅中尺寸挂轴四两银子——而他老人家1748年说过，年景好时，一年卖画能有上千两。那显然已经不是闲来画着玩了：得是专业投入，才能有这产量。

　　但画家大多是读书人，君子不言利嘛。所以一般来说，订购画作，得有个中间人，把那些铜臭味十足的事儿抹过去。委托人得了画，画家得了钱，宾主尽欢。许多时候，甚至画作的酬劳不是钱，而是人情或实物。比如，唐伯虎就被请去苏州富商家里同吃同住，画完之后，拿到了古董铜器与丝绸做酬劳——这就是作为一个宾客的姿态，比单是拿钱，要风雅多了。

　　最微妙的例子是：清朝一位女士缪嘉蕙，她不只是以画换功名而已，实际上她所画的，都被慈禧拿去署名赏大臣了——没错，她就是个枪手。但考虑到三品服色，宫廷富贵，大概也是历史上最富贵的枪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