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嵘

　　我一度痴迷奥黛丽·赫本，我常想，如果我的同桌长成赫本的模样，我一定肯把作业借给她抄，如果我们那个卫生委员有着赫本的相貌，那么就算整层教学楼让我一个人打扫我也心甘情愿。

　　后来我发现人人变成赫本的想法并不美好，如果传达室的老太太、食堂里打菜的胖大妈都变成赫本的样子，那才叫噩梦。

　　我和我的老师有相同爱好，不同的是他的愿望不是让每个人变成相同的模样，而是让每个人顶着一样的脑袋。也就是说通过“教育”把我们的脑子都克隆成一样的。这件事的后果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太一致了，从思想上很难分出谁是谁。

　　其实，整个中国思想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克隆史，那些大儒一辈子在《论语》《孟子》这几本书里打转，他们把几本经书注释来注释去。渐渐地，人的思想产生惰性，只要学问攒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教别人、管别人。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要背离习惯而引发创新，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创新常有冒犯的危险性，社会常常会加以抵制，要克服这种障碍，必须赖于特别的人格素质。”

　　1656年斯宾诺莎对神学提出创新的看法，于是犹太教会下令：“谁也不许和他口头说话，书信来往；任何人都不能与他同居一室；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他四腕尺之内……”但斯宾诺莎没有妥协，即便不得已以磨镜片为生。被别人克隆是件简单的事，有自己的思想却要付出很大代价。

　　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说：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弹药很珍贵，有时甚至用上了一战时的旧炮弹。其中有一颗炮弹因为年代久远变成了哑弹，对方射过来后，这边维修一下又射回去，如此往复多次，以至于最后大家都认得这颗炮弹，并给它取了绰号叫“旅行家”。我们所谓的思想，其实就是一颗不开花的哑弹，被一班大儒修修补补抛来抛去，早就没了一点新意，没有一点火气。

　　再说说我的那个同桌，她没有变成赫本，整个中学时代她的脸上一直有着雀斑，还戴着黑框眼镜。最近我见到她时，她确实漂亮了很多，但是与赫本还是相去甚远，这让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