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离家的那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装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我穿着高中时深蓝色的水手制服,像每天离家一样,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
口袋里的机票是用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张纸让我踏实,那张印着密密麻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往梦想的翅膀。
每天清晨七点,应该是我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在充满暖气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把手睡觉。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每一次跳下电车,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电车铃响起,门骤然关上,车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有风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是在最冷的二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12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后就去中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名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到九点,赶电车回家,雪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陷在黑暗里。才16岁,我用白围巾围着脸,好像很苍白地老着。回到家,继父和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他们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爱。
12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到这个城市,又继而出现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我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日本高校進戏剧科,就这样一直在读书,变得更加沉默孤独。毕业典礼时受到表彰,望着台下几百名同学,腿一直在发抖,不习惯人群——我原本是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每一次放学时看着路边的风景,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像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还有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总是三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我又回到房间继续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爬不过我;我总是被晒得很黑,膝盖上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伤痕。但是12岁那年被带到日本以后,我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被悄然唤醒,那个原本埋在心底的、没有安全感、充满阴暗面的自己一下子喷涌出来。我常常想逃走,但是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一直到16岁那年的夏天,一个男人问我想不想唱歌,我说好,于是就这样,逃亡开始了。
原本打工的时间加多加长,然后把存下来的钱夹在一本书里,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点一点削减自己的畏惧,加强离去的信心。离开的信念强烈得像在燃烧,却也仿佛冬日里掉叶的树枝般脆弱地颤抖。
就这样,离开家。
那段时间,每天练歌,等着出专辑,迎接自己的不是美丽的梦。我的身体不适应潮湿的环境,病得无法工作,没有经济的支持,未成年不可以签约的僵持,让孤单的自己和意志陷入一场苦斗。那个六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垫、一个铁衣架和一个热水炉。在那个一眼能看尽、无法前进后退的屋子里,我总是会与自己的灵魂相撞,然后伤痕累累。
为了签约,我见了亲生父亲,让他帮未成年的我签约。看他在关系人一栏里填“父亲”,我的眼泪爬了满脸。
母亲不原谅我,不再见我。16岁,街上的少男少女在吃冰淇淋,而我开始化妆,看歌谱,学当明星。没有虚荣,没有幻想,只想赶快多赚一点钱,搬到好一点的房子去,然后多买一点书,吃好一点,就只是这样。白天唱歌,晚上退缩,回到屋里,睡觉的时候不敢关灯,常常醒来后脸颊上、枕头上都是眼泪。
忽然走红,日子却一样过。只有唱餐厅秀才能赚比较多的钱。在后台等待演出时,我缩在一角看张爱玲,看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那段时间,眼泪好像淹泡着身体,随时会汹涌而出。
签完约不久,第一张专辑录音时,父亲离去,我痛得咬自己的手。不久后母亲终于愿意来见我,然后日子忽然像冬日后春暖花开,我终于存了钱,帮家人买了房子,自己也搬到了大房子里去。
我回头,恍然看见那个16岁的自己,穿越时空的距离,坐在我身后,倚着窗口,依然是那套蓝色的水手制服。
而眼前的玻璃窗上,则反照着现在的自己,重叠着屋外的人影。在那一面黑黑的玻璃窗上,我的脸仿佛比当时的自己还要清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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