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剧经典之路
《红》剧成型于1964年，那时芭蕾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刚刚舶来不久的外国艺术，但芭蕾在西方却已发展的相当成熟。国人不知芭蕾舞剧为何物，外国不知中国芭蕾为何物，舞蹈意识混沌不堪，即使经过吴晓邦先生，戴爱莲先生等舞者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的努力，舞蹈的发展也只是稍有好转，但对于芭蕾舞艺术的认识仍是十分有限。然在历史的车轮阴差阳错之下，《红》剧这部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被提升至“八大样板戏”之一，并与芭蕾舞剧《白毛女》一同在政治力量的有力推动下，得到全国范围内的硬性普及。这种自上而下具有高压性质的传播，是一种排他的，此消彼长的发展。虽压制了其他艺术以及舞蹈艺术的多样发展，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使舞蹈以“样板戏”的方式广为流传，使当时的大众获得了舞蹈艺术的启蒙强化，形成芭蕾舞蹈的全民自觉。有质疑说《红》剧的广为流传，经久不衰不过是得益于政治手段下的“样板戏”而已，并不为奇。但通过笔者查阅资料得知，当时的样板戏应至少有20多个，“八大样板戏”只是其中典型。且那20多个样板戏甚至八大样板戏中的一些如今都已逐渐匿迹，唯独舞剧《红》仍然火爆依旧。由此看来，“样板戏”的推动是《红》剧当时传播的最大助力，但绝不是之后《红》剧代代流传的唯一动力。
二、《红》剧艺术魅力何在？
从表现内容上来说，《红》剧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环境，中国人熟悉的主题，一改西方芭蕾惯有的以迎合欧洲王公贵族审美意趣为主旨的舞蹈艺术，不以爱情为主题甚至是主线，仅仅表达一种单纯的情绪，即爱国、抗争、革命的的主旋律。熏染上一层为中国所特有的、积极的，红色的正面色彩。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红》剧对于人物的角色塑造也堪称一绝，“吴琼花”、“洪常青”的人物形象鲜明独特，个性在一举手一投足中充分展露。英姿飒爽，整齐划一的女兵更是让人记忆犹新。从动作语言来说，舞蹈动作语言融入这大量的中国戏曲动作，丰富的中国化元素赋予这个舞剧的芭蕾舞以革命色彩。如“五寸钢刀舞”、“步枪舞”、“万泉河水舞”以及每一次的亮相等。从作品结构上来说，虽说《红》剧是从电影中获得的创作灵感，但在结构上，该剧删除了一些电影中的情节，使整个舞剧结构更加紧凑，情节更加集中，使之前电影艺术的结构形式更加适合舞蹈表现，完成影视艺术向舞蹈艺术的转换。从音乐上来说，音乐是完成舞蹈艺术形象和揭示舞蹈主体思想的重要表现手段，舞蹈的情绪变化通过音乐的速度与力度来表现，音乐的基调渲染舞蹈的气氛。这部舞剧中的音乐铿锵有力，充满红色色彩的旋律基调使得音乐一出，形已三分。舞剧中音乐与舞蹈的结合使视觉与听觉高度契合，妙不可言。这剧中音乐的口口相传便可窥见一斑。总而言之，该舞剧的编创特点极为“民族化”，表现内容、人物角色、动作语言、音乐均具有民族化的特点，这出以革命精神来展现中国人民革命情怀的芭蕾舞剧，通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所摩擦出的灿烂火花，使得该舞剧剧在舞蹈编创高度上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地位。
三、如何正确看待《红》剧的成功？
《红》剧的成功是不可复制性的，是历史必然的。是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外在因素强有力的推动下，同时又自身兼具高水平的舞蹈艺术欣赏性相结合，缺一不可。除却其身上浓浓的政治意味，不容忽视的是其自身的艺术高度。该剧的流传绝非政治一己之力所决定，而是长时期以来人民的，历史的，自主的选择。这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联邦德国文学美学家姚斯提出“接受美学” 原理不谋而合，其所强调的观众所具有的巨大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观点，对于研究《红》剧久演不衰这一现象可谓画龙点睛。，对于这部舞剧而言，“破旧”虽无完全破除了以《天鹅湖》为代表的西方芭蕾表演程式，却实现了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题材，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立新”。其“民族化”、“革命化”、“群众化”、成绩斐然，真正使人们知道与欣赏了芭蕾。《红》剧符合了工农兵口味，跳出了中国故事，舞出了中国精神，斗志昂扬，激奋人心！《红》剧由于政治手段的硬性普及，的确使全民的身体能动能力大大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舞蹈的普遍性，但是扼制其他艺术思维，压制创造力的情况下，该剧也使得人们思维方式僵化，手法千篇一律，使舞蹈创作的多样性受到强大的发展阻力，甚至这个“副产品”延续至今仍然潜藏。正确看待《红》剧至关重要。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特定时期的产物，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历史的烙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该剧，理解作品的时代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认识到在文化混沌错乱的文革“暗夜”中，《红》剧“指路灯”般的引领推动作用。在充分保留其时代风貌的情况下，剔除“文革”的杂质。充分学习其编排手法背后所蕴含的舞蹈美学原理及其对人的心理影响方为上策。如此，方不辱没其作为经典的指路明灯般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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