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生

　　我时常对不能获得小表叔的青睐感到失落，周期为每年一次。我不是喜欢他，而是喜欢争强好胜。

　　小表叔谷雨是个很邋遢的家伙，年纪轻轻却胡子拉碴披头散发。他说话爱比划，并且神经大条，从他旁边经过很容易被他舞舞扎扎的大手扇耳刮子。虽然小表叔总是像打了鸡血般高兴，却听说他的生意一直在赔钱，还听说他经常偷大表叔也就是他哥哥的家具变卖，所以大表叔恨他，让他回不了家。但他对我弟是真心好，连半夜上厕所都要拉上他，我弟小时候胆小，怕黑怕鬼，可每次都鼓起勇气跟他出去。他俩那种旁若无人惺惺相惜的劲儿真让人嫉妒得牙痒痒。后来我领悟到：小表叔吸引我的是艺术家气质，我弟吸引小表叔的也是深藏不露的艺术家气质，大概每个人都曾或多或少地被真真假假的艺术家吸引。而小表叔谷雨，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再也没出现过。也没有人再提起他，仿佛他从不曾存在过似的。

　　我后来得知知了猴要在土里埋好多年才能出来变成知了，不免有些愧疚。不管这虫子有多么卑微，它的目标有多么渺小，功败垂成总是一件让人伤感的事情。而多年后长安城的人们却不再有一点顾忌，蚂蚱、蝎子、大青虫都堂而皇之地上了餐桌。三岁小孩都操着一口熟练的方言对路边的小贩大喊：“给我来串毛鸡蛋！”

　　其实至少，吃蚂蚱的风气在我小时候已经露出了端倪，不过只有小孩吃。在野外，他们升起篝火，用铁丝串上蚂蚱烤得滋滋冒油，丢进嘴里之后嚼两口就不见了。我哥如此，他那一群狐朋狗友都如此。我为了套他们近乎，更是为了好奇，也很想尝尝烤蚂蚱的滋味。结果我在他们的再三鼓励之下终于把蚂蚱头塞进嘴里的刹那，路过的一个大人随口说了句：“连蝗虫都吃啊……”我的中午飯立刻到喉咙里回游一遭，烤蚂蚱自然是不争气地吐掉了。事物的名称就是这么重要，蚂蚱听上去就很可爱，蝗虫却怎么听怎么恶心。

　　你如果也曾是一个脾胃健康无拘无束的孩子，就一定能理解那如影随形的饥饿感。这和贫富无关，和灾年丰年无关。那个年纪的身体总是贪得无厌地索求食物，看到任何东西，第一反应都是能不能吃。往往有这样的时刻：太阳还毒辣地高悬着，才吃过午饭不过一个时辰，离天黑还遥遥无期，饥肠辘辘的我已是坐立不安。全世界仿佛都在睡午觉，只有我暴躁地醒着——我不睡午觉经常被大人们归咎为出生在午夜的缘故，我生于子时，从小觉少，一岁以前夜夜啼哭，不使人安生，就像倒不过来时差似的。百无聊赖之下我会搬个板凳坐在床边看别人睡午觉，通常是看我弟。由于天太热，他的小脸变得红扑扑的，额头上慢慢沁出汗珠，不时有苍蝇在耳边嗡嗡叫着，很容易催生幻觉：我那安详睡觉的弟弟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盘可口的美食，使我垂涎欲滴。我弟后来画过一只青面獠牙的饕餮笼罩在云雾之中，他说来源于他经常做的一个噩梦。我知道，其实那就是他隔着蚊帐看到的我的样子。

　　我揣上铜钱出去买吃的，但是连卖零食的老头都在睡午觉。我来到他的外屋，站在零食车前喊好多声大爷才能把他喊醒，他迷迷糊糊地从里屋出来。有时候我挑得稍微久一点，他就直接站在旁边打起盹儿来，我得再喊他几声大爷才行。我后来就不再去买吃的了，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怎么忍心总是把老人家从睡梦中叫醒？

　　饿急了眼，我就爬到树上捋槐花吃。当然唯一能爬上去的还是那棵拴秋千的歪脖树，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它几乎被我吃秃。当别的树谢了花朵结出皂荚的时候，它只在树冠顶部的枝子上有几串果实。蚜虫都没我吃得干净。后来我发现一棵命运与此类似的树，是学堂院子里的大柳树，那是我没见过世面的时候见过的最大的柳树，其树荫能覆盖六间房子。可惜的是，它呈散射状下垂的“万条绿丝绦”在某个高度被齐齐地掐断，就像被修剪过一样的不自然。这是因为每一个经过树下的学生都手贱地折一根柳枝玩。相信只要测量一下那个离地高度，就能得到学堂里学生的平均立定摸高，进而为长安城青少年发育状况提供一个可信的样本。大人们出于种种目的总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比实际上更高更壮，这种情绪最直观的表现就在学堂掌勺师傅的眼睛中——他看着学生们吃饭时那满意嘉许的神情，分明就是邻居大奶奶发现猪长胖了的神情的翻版。然而偶尔出于另外的目的，大人们又会认为我们其实很瘦小，就像有人要把邻居家的猪拉去充当赋税的时候，大奶奶又会一直嘟囔着她的猪是多么的弱不禁风。总之一句话，别跟大人讨论度量衡，他们太善变了。

　　我从小吃掉的槐花，大概能有我们四个加起来那么重。如果装在麻袋里堆起来，能装满我睡觉的屋子。这么多花朵要变成种子的梦想就终结在我的肠胃之中。我却总也不饱，无论如何，就是吃不饱。仿佛胃在装满食物之后没多久就长大了一些，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填满。我甚至怀疑我像腔肠动物一样，整个肚子里就只是一个胃。在我家，我哥和我同是吃货体质，套用别人吹捧曹子建的话就是：家里吃的有十斗，我哥吃四斗，我吃四斗，全家人共分两斗。正餐既然满足不了我，肯定也满足不了我哥。但我哥比我有本事多了，他知道方圆十里所有瓜田果园主人的作息规律，总能在无人的时刻溜进去大快朵颐。有次他吃饱后还睡在人家棚里，醒来时发现几个小地痞在偷瓜，他立即声色俱厉地大喝一声：“干什么呢！”地痞们扔下到手的西瓜仓皇逃窜，都以为他是主人。我哥讲起这件事的时候理直气壮，丝毫没发现自己越俎代庖了。他只是气愤地指责他们居然摘了几个还没熟的瓜，简直是没长脑子。他还说他用破布条和麻绳把瓜又接回到了藤上，过了好几天才长好。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主人还会得到我哥好心的提醒，比如说在集市上肩膀忽然被人拍一下，一回头就是个陌生的瘦高少年说：“你家的桃树该摘第一批桃子了，再不摘就烂树上了。”或者是傍晚全家人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墙头上冒出一个脑袋来，没头没脑地对他们说：“西头地里的李子树该喷药了，招虫子了都。”类似的事不一而举。

　　我很想为我哥鞍前马后打下手，他却瞧不起我，嫌我是个累赘。一般他会说：“你来追我吧，追上我就领你玩。”然后也不喊三二一，撒丫子就跑。我跑得腿快断了，却连他的衣服边都摸不到，而且我很确定他是在欲擒故纵地逗我玩。在一切冒险的事业中我哥都不爱带着我，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爱带着我弟弟。我沿用了同样的方法，说“追上就领你玩”，然后马上飞奔着绝尘而去。我弟在身后尖叫着追我，那尖叫声被我越甩越远，最后变成了绝望的哭泣声。我往往还是不忍心地停下来等他，他还不过来，最后还得是我走回去领他才行。一方面是我没有我哥那么狠心，另一方面是我没有我弟那么爱哭。

　　得到我哥为数不多的几次宠幸，其中有回是他领我去沙河。那是长安城北很远的一条河流，顾名思义，河底全是细细的黄色沙土，河边也是大片的沙土地。这种地里长的瓜最甜，但那次种的不是瓜而是红薯。不幸的是，当时已经连日干旱，地面硬得像块铁板——只有当沙土地旱起来，你才能知道地面究竟可以硬到什么程度。我们顺着红薯秧子的根部往下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十个指甲被干硬的沙土塞得结结实实、又胀又疼，根还是被我们刨断了，红薯还吝啬地深埋在土地之中。我嘴里早已分泌了大量的口水，这时看到进食无望，再加上烈日当头，眼看就要崩溃了，我哥照着我的脊梁就是一巴掌：“打起精神来！走，咱到河对岸去吧，那邊有片苹果林。”

　　我虎躯一震，心中的委屈顿时被脊背上真实存在的疼痛感所取代。然而我很快又犹疑起来：“这河得有多深啊？”

　　我哥满不在乎地说：“不深，也就一人多吧。”

　　我叫苦不迭：“可是我不会游泳啊。”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过去摘了回来给你。”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真烦人，”我哥皱起眉头，“长这么大连游泳都不会，你这笨蛋！”

　　我深恐被抛弃，赶紧说：“要不咱就别过去了，在河边抓鱼吃吧，说不定还有大虾呢！”

　　“水都浑成这样了，还想抓鱼！顶多能抓住蝌蚪，你吃蝌蚪吗？”

　　我摇头表示不吃。我哥到处张望找到一土包靠着蹲了下来，指指自己的后脖梗子，说：“来。”

　　我说：“干吗？”

　　“上来啊，我背你过去。”

　　我张口结舌：“这……这……能行吗？水太深啦！有一人多呢……你不是说过么……”

　　“没事儿，我会闭气。”

　　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倒不是怀疑我哥的能力，但是又说不出来有什么不妥……我哥见我还在犹豫又不耐烦了，伸过他奇长无比的手臂一把抓住我的脚腕，就把我拉着跨在他背上了。我只好依言骑在他脖子上，双手抱着他的脑门。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开始向河里走去。

　　当河水没到他的胸口时，远处传来一声尖锐的笑声：“哈哈，让小妮子骑在脖子上呢！你们快来看啊！”

　　一群男孩子迅速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指着我哥笑得前仰后合。我惊慌地看着这些人，终于明白我是在担心什么。他们年纪更大一些，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正肆无忌惮地把嘲笑声砸向我的哥哥。我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不安地扭动一下身体，我哥低喝一声：“别动，抓紧了！”然后头也不回地破口大骂，“你眼睛瞎啦？这是我妹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