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时代,我觉得死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死亡。
读大学的时候,京浜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伤亡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不管谁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今天和昨天没多大区别。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昨天分明还是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可今天就像粉笔字被黑板擦擦掉了。仅此而已。我明白过来,人死了只意味着不复存在。既没有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地狱。死人会非常简单地消失于活人的记忆中。就算再悲伤,就算一连三天夜夜流泪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泪水也会干掉的。面对如此肃杀的现实,我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特别怕死。要是我现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会留下。世人很快都会忘记,有个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
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相当于自杀的道路。
我母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啦、哲学啦、文学啦,她完全不认可这类东西的价值。对她来说,爱好这类玩意儿就是在浪费人生。她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读完理科大学,然后去家大型企业就职。因此,在我考取了明治大学理工学部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学,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
我读大四是在1970年。从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当时,各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授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要你交毕业论文,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日本社會当时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音乐、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
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对于一个理工学部机械系的大学生而言,存在主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成为大学生后,我对这个社会的构造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也明白了接下来如果想事业有成的话,就该想法进入官僚阶层,还明白了如果就职于制造业,那今后的收入就堪忧了。要跻身官僚阶层,就必须通过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果自己大学毕业后,在某家企业里做个工程师什么的,那顶多也就混到个二把手的位置。这样的未来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时,有不少人气剧团里的演员经常光顾爵士乐茶室。这帮家伙都是热情洋溢之人,几杯老酒下肚后会为了不同的戏剧观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还上演全武行。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但他们居然还会上演这么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戏码,这对我来说实在算是新鲜事。当时的我只知道下町区的生活,只见过与战后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为了谋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感觉自己进入了高一个档次的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令我目眩的文化气息。母亲在战后对我长期灌输的价值观是: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到大企业去就职,这是一条人生的成功之路。但当我在爵士乐茶室里游荡时,每每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实在太老土、太落伍了。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想法:“对呀,我应该退学。”
如果我不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这样的话我是绝说不出口的。所以说,我这里说的自杀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对我而言,它就等同于真正的自杀。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要退学。那一天,我一边走在横道线上,一边抬头望着新宿的天空。湛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从没见过、今后再无缘见到的那样。我感觉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阵劲风吹散了此前一直盘旋在头顶上的那团乌云。那一刻,我对死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