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暗投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23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了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个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个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运动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回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当时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20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这类的,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
摘自《轻轻吹去心上的灰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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