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修昔底德陷阱
雅典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陷阱典故的来源。修昔底德在这本书中对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通过他的描述可以看出来，他认为之所以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会发生战争，其根本原因是雅典通过种种手段与方法，比如重新修筑雅典卫城城墙，获得希腊同盟的指挥权，成立提洛同盟，并壮大提洛同盟以及在海外的不断扩张等，不断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实力不断壮大的雅典，使斯巴达开始紧张起来，对自身的安全问题产生了不安，甚至恐惧的情绪。这种由于新兴国家崛起，导致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引发既有的权力大国的不安，最终会导致战争的形成的现象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二.古今差异分析
斯巴达因为对雅典势力壮大的恐惧情绪而展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的古希腊时期，距今已数年之久。不论是斯巴达与雅典自身的因素还是当时的整体环境因素，距今日的中国与美国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性，所以要解答中国与美国是否会走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问题，必须从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来分析古今差异。从国家层次上来分析。由于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奴隶制帝国，所以它们自身就携带有多种内部冲突与外部矛盾。关于内部冲突方面，奴隶主从多种方面压榨奴隶，从奴隶身上汲取利益。除经济利益之外，由于奴隶的社会地位下，在国家的政策方面更是没有发言权，国家是否发动战争，也不会顾及奴隶的意愿。这导致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同时还有两个帝国内部的不同派别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双方的冲突涵盖了政治和经济的利益，难以化解。此外，内部冲突还包含了帝国与同盟之间的冲突。由于同盟在政治上被帝国所主导，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经济上同盟还需要向帝国缴纳贡金与物资，导致帝国与同盟之间的冲突也是愈演愈烈。
外部矛盾方面主要是两个庞大帝国之间的矛盾。[ 黄英贤：“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奴隶制帝国争霸的产物”，《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01期。]二者虽然体制一致，却代表了不同统治阶层的利益。雅典是奴隶主民主政治，斯达巴是则奴隶主贵族政治。斯巴达总是支持雅典的贵族派以反对民主派，而雅典也总是支持斯巴达盟邦的民主派以反对贵族派。这些外部矛盾与内部冲突都导致了斯巴达与雅典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相互激烈的竞争产生摩擦，最终形成战争。
如今的中国与美国在政治体制方面，与当时的斯达巴与雅典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共和制。双方虽有差异，但体现的基本精神是民主，而非如雅典与斯巴达奴隶主帝国一般的奴隶主专权。并且刚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们对战争总体上抱有抵触情绪，中美两国的人民同样不愿再次走入战争的恐惧中，因此两国很难像雅典与斯达巴一样发起战争。从国家内部来看，中国与美国都没有奴隶制帝国内部一样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合了中国当前的国情，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这一原则。它赋予人民群众充分的权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助于国家集思广益，同时消除内部矛盾，有利于形成和谐的社会气氛。美国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三权分立原则和天赋人权原则上，尽管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它为了可以保持资产阶级长久持续的专政地位，它必须要同时兼顾其他阶级的政治经济及其他利益，以减少社会摩擦。从外部矛盾来看，尽管中美两国的上层建筑代表着不同的阶层，但在这个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为了两国能够长期持久互利互惠，中美上层也不会希望两国向战争方向发展。中美之间的政体因素都与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与斯达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不具备战争的充分动因。
从全球层次上来分析。由于古希腊时期交通的不便利与通信技术的落后，导致国家之间的交流往往很少。跨国贸易合作大多只发生在边境地区，且极其不稳定。由于这种商贸合作的稀少以及信息交流的缺乏导致雅典与斯巴达两国之间的信任程度有限，加之雅典实力的不断累积与增强，使斯巴达在安全问题上愈发感到不安，为而后的战争的爆发添一把火。
二十一世纪的当下，通过信息技术日异月新，交通工具不断更新换代，世界已经走入全球化时代。当下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逐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当前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各国之间的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与古希腊时期的世界环境大不相同。中国与美国，两国更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是合作则互惠互利，对抗则一损俱损。罗伯特·基欧汉与小约瑟夫·奈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将当下这个世界形容为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世界各国之间出现了丰富的政治交往，大规模的经济来往，大体量的贸易合作以及文化上的频繁交流，除此之外，由于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核武器问题等重大新兴问题的横空出世，仅靠某个国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全世界各国都需要作出自己的努力，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各国将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中美两国尽管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不同，但在多方面仍有合作与联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与美国就进入关系正常化，自此在政治安全方面进行了多层次的合作，并成为中美合作的核心点。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经济合作逐渐成为了中美合作的主体，双方互为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经济因素更是对中美关系是主要保障。除此之外，文化与全球问题方面中美同样做出了相关合作，为了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问题，中美在2004年签订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又在2009年7月签署了《中美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加深了中美在清洁能源上的合作。这些跨国交往与合作较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与雅典更加频繁与密切，因此难以形成爆发战争的直接条件。
同时，除了交往与联系的增多之外，全球性质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出现也大大降低了中美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在古希腊时期，雅典与斯达巴两个奴隶制帝国都没有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约束，失去道义约束又相互威胁的两个帝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不言而喻。1945年10月24日，通过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由五十多个国家联合组成的联合国应运而生。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以及在协调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和促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科学、文化等合作与交流方面，都发挥着相当积极与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国际法通过法律的手段同样降低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曾通过将《国际联盟盟约》纳入《凡尔赛和约》，来限制国家的战争权。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惨烈，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将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参战人口超过二十亿，伤亡超过九千万人，四万多亿美元在战火中燃尽。为了维护战后秩序，国际法庭将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国际法要求不仅国家要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外,独立的个体也要在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战争法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国际法的加强同样加大了对战争爆发的约束，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
三.结语
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而导致国际社会的担忧，尤其引起美国的高度不安，使修昔底德陷阱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对于中美两国是否已走入修昔底德陷阱，通过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分析，答案可知是否定的。中国方面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个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路线，中国一直在做自己的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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