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佛经翻译历史，历时1000余年，从东汉桓帝末年开始至元代进入尾声，是我国及世界古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壮举。初期的佛经翻译主要是无组织的私译，后来出现了官办性质的大规模的译场，而且还产生了越来越完善的译场制度，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翻译组织形式——译场合作翻译。通过对古代译场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翻译工作的情况，并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因此， 要研究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 对佛经翻译的译场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一、译场的发展历程概述
东汉至西晋是我国佛经翻译的初期。最初的佛经汉译，由粗通汉语的外国僧人独译，后来逐渐改为外国僧人与汉人合译：外国僧人口译，汉人助译并写成汉语，分别称为“传言”和“笔受”。在这段时期，佛经的翻译还只是民间小规模的私人事业， 没有官方的参与。鲜有质量上乘的译品。西晋时期开始采用多人合译，并且有了较细分工。但是代表集体合作翻译的译场直到东晋前秦建元年间(365～384)才建立，这就是由道安主持的长安译场。道安奖励译事，创立了规模宏大的译场及其活动规则，为以后的译场活动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他根据译经实践和译经者的见解，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的论点。道安译场已经有了口授、笔受为梵文、传译、笔受为汉文、正义、校对等六道工序。此为中国佛经翻译的官办译场的开端。
姚秦即后秦时期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是道安译场制度的继承人。他进一步发展了道安的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之先河。姚秦弘始三年，鸠摩罗什来到长安逍遥园，组织了大型译场——西明阁来翻译佛典，出经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译经场分工较道安时期更为精细，增加了证梵本、润文等程序，至少含有口授、笔录、两释（互译）、辩文、与旧经对照、审义、书记、校验等八九道程序。译场翻译制度开始健全。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重新组织译场，恢复了自唐元和六年中断了100余年的佛经翻译事业。组织制度基本上沿袭唐代， 但分工更为合理、制度更为严密， 宗教气氛更加浓厚。译场流程分宣读梵文、证义、证文、审听、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个译职阶段。这是中国佛经译场的末局。
二、 译场译经的作用和影响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 译场译经在佛经翻译事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保存了佛教经典。
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历代中外佛经翻译家近千年的努力， 翻译出了在人类文化史上少见的浩如烟海的佛经典籍。中国的译场译经活动在保存佛教经典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促进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前秦道安主张直译。道安提出了译经的“五失本， 三不易”之说。他指出， 在将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允许译本与原文不一致。2、后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张意译。鸠摩罗什认为梵文辞体华美，可以配以音乐诵唱，但直译入汉语后，译文虽然还能保存原义，却失掉了那份美感。鸠摩罗什译经不但要译出原意， 同时还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此外，鸠摩罗什还主张译者署名，以负文责。
3、唐代的译经大师玄奘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译经标准，绝对忠于原本，强调“五种不翻”。其中“五种不翻”就是有下列五种情形不予意译，仍保留原音(即音译)：一是秘密故不翻；二是含多义故不翻；三是此方无故不翻；四是有古译，故不翻；五是令生善故不翻。这对于我们今天在翻译工作中恰当应用音译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 译场译经对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许多佛教经典的译出，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进入了汉语词汇。我们今天使用的成语有许多来自佛经翻译。例如： 天花乱坠、不二法门、不可思议、心花怒放、昙花一现、三生有幸等。在译场译经过程中创造的新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 促进了人们的思想交流， 在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结语
总之，在我国长达近千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中， 译场译经一直是其主要形式。译场译经在佛经翻译的事业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译场译经丰富了汉语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使汉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古代译场的影响是深远，通过发掘和研究译场的发展历程与作用，可以提高学习者对翻译的认识，在我们今天对译者的素质培养，以及在翻译工作中的组织分工和步骤安排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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