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

　　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残酷的斗争。

　　

　　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妈。我妈长得很美，她的脸型是鹅蛋脸，额头圆润丰满，鼻梁挺拔笔直，眼睛既有东方美人的美丽妩媚，又有欧式眼的深邃灵动，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小脸、单眼皮、塌鼻梁，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更添了几分呆蠢。

　　小时候，父母很忙，无暇照看我，给我剪了一个很好打理的“蘑菇头”。我妈为了省钱，把我表哥穿小的衣服给我穿，所以我总被误认为是男孩子。这还不算什么，被当面揶揄容貌糟糕，才是我童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打我记事起，妈妈总会在周末牵着我逛街。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

　　“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啊？”熟人问。

　　“是一个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

　　我用比蚊子叫还细小的声音说了声“阿姨好”。

　　“你侄女？”

　　“不，是我女儿。”

　　“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你们俩长得一点也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

　　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须说出口。三四岁的我便能敏感地察觉到，对方话语中的怜悯和幸灾乐祸，那比任何殴打和辱骂都让我无地自容。

　　我上初中时蓄了长发，再也没被错认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处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在跑步时将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谈及我的肥胖时也毫不忌讳，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

　　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着一个变成白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心底悄悄萌芽了。

　　于是，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课桌里，每天趁午休时给自己化妆。可没过多久，我的嘴唇就因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睫毛膏没卸干净而时常干痒难耐。

　　但最严重的后果还是节食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有好几次课间操，我都因血糖偏低、体力不支而晕了过去。

　　但我不管不顾，在对变美的憧憬面前，健康简直不值一提。当时班里有个同学姓姚，成绩倒数，但非常漂亮。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标致的五官，让她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

　　我和姚同学关系不错，她常分享一些美容小窍门给我，但这段友情很快就被我妈妈和班主任终止了。在他们眼中，优等生不能和差生交朋友，臭美的女孩一定会把好学生带向歧途。

　　尽管如此，没有女孩能抗拒变美的诱惑，就像春天无法抗拒花朵的绽放一样。

　　高二那年冬天，我鼓足勇气打了耳洞，想通过一些改变增加自信，同时也用这带着痛感的小小仪式迎接高三的到来。

　　打耳洞那天恰好是我妈的生日，我赶到举行生日宴会的饭店时她还没到。于是，我打电话给她，兴奋地告诉她我打了耳洞。

　　很快，我妈到了饭店，我笑着上前迎她，她却突然甩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捂着脸，耳朵“嗡嗡”作響，刚想张口解释，一记耳光扇在了另一边脸上。我的委屈、愤怒汇聚成大颗大颗的泪珠，砸在了地上。我梗着脖子吼道：“你凭什么打我？我打耳洞怎么了？”她怒不可遏，穿着高跟鞋的脚狠狠踢在了我的小腿肚上，说：“你还在上学，打什么耳洞？不要脸！”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全身发抖，热血直往头上涌，连外套都没穿就冲到了饭店外的马路上。当时我真想一死了之。表弟追了过来，从身后死死抱住我，我一边挣扎一边哭喊，折腾得没了力气才任由他把我拖回饭店。

　　从那天起，我不断问自己：“爱美有错吗？‘容貌漂亮与‘成绩优秀一定是对立关系吗？女学生个个灰头土脸、面目可憎，就都能考上重点大学吗？”答案是否定的。

　　上大学时，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大学期间，父母对我生活上的管束宽松了不少，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我在打扮自己时仍是缩手缩脚。

　　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后。

　　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伙食费，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轻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我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而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修脸粉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

　　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和化妆品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5000元，但买2000元一双的鞋子时，我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每晚都要精心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一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决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

　　终于开始有人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肚子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重塑身材，那就是催吐。我经常用各种美食把自己撑到心慌气短，再去厕所吐得昏天黑地。

　　由于长期催吐，我患上了营养不良和焦虑症，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折磨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提亮我黯淡的肤色，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修饰我眼睛里的疲惫。

　　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我从小就对读书、写作有兴趣，加之上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我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让我决心以笔为桨划破生活中的晦暗的，是大学写作课老师的去世。endprint

　　赵雨老师，四十出头，喜欢在课堂上抛出有关诗歌、人生、艺术等宏大命题，启发学生思考和想象。有一次，赵雨老师给我的一篇散文作业打了极高的分数，他称赞我有天分，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成一项事业完成。得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才华的徽章，但认真写作的事被我抛在脑后了。

　　听说老师辞世的那天，我哭了很久很久。与其说是哀悼老师，不如说是在哀悼被我荒废的人生。哭够了，我从床上爬起来，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决心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

　　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订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晚不再挖空心思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之光照亮我的头脑。我开始不再抗拒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出门，也鼓起勇气素面示人。

　　虽然写作缓解了我的抑郁和焦虑，但我对容貌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像一颗休眠的种子，一不小心就破土而出。

　　刚和男朋友麦师傅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是被我的“才华”与“气质”吸引。我心中颇有不满，暗暗将其解读成：“颜值不够，便只能靠才华和气质来凑。”

　　与麦师傅交往不久后，我从朋友那里得知，麦师傅曾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外貌极美，酷似玛丽昂·歌迪亚。这则小道消息引爆了我深藏的自卑感，成了我们后来多次争吵的根源。

　　那段时间，我萌生了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改变自己。然而吊诡的是，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

　　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中她仍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一向不太关注外表的她，终于开始恐惧容颜不再。

　　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不但收集了许多有關自己脸部问题的整形建议，还顺便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她说：“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能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她甚至还偷偷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

　　我未尝没有心动过，但对比小时候妈妈频频教育我的“心灵美”，我更多地感到了一种荒谬与可悲。

　　“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这句话不光是对她，也是对我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虽然不够漂亮，但在走了无数弯路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明朗的人生方向。

　　我承认美貌的确会带来一些机遇，可一旦认定漂亮脸蛋与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爱情以及更好的人生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对我的自尊心与寒窗苦读的亵渎。尤其是在读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后，我更加确信自己对美貌的渴求不仅源于童年的伤痕，也是我不经意间向男权社会单一审美取向的妥协。

　　更何况，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成瘾症，也许垫了鼻子后还想要割双眼皮、削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像催吐减肥一样让自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整容不能平复内心的创伤，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治愈内心的良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