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思竺

　　“思竺，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大，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

　　又来了！

　　又是窃贼一般地推开房门，又是侦察员一般地接近我，又是特工一般地偷看我在手机上给同学发邮件，然后暴徒一般地夺走我的手机。

　　我激烈反抗：“为什么不敲门就进入我的房间？为什么不尊重我的隐私？仅仅因为我是你的女儿？”

　　她手里晃着缴获来的手机：“敲门？要敲门的话，我能知道你在学习的时候玩手机？你要我尊重你，你也得有让我尊重的理由啊！”

　　我扑哧一声笑了：“我发我的邮件，这碍着谁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妈妈显然把我的笑当作挑衅了，于是气急败坏地说了开头那句话。

　　在这种气氛下，平和地对话已不可能。但我还是决定把我想跟妈妈说的写在这里，希望有一天妈妈会看到，也希望让更多的父母看到。我相信，类似的冲突也经常会发生在跟我同龄的90后子女们身上，在我妈妈的身后，站着整整一代70后父母。

　　妈妈，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吗？你给了我生命和人生，然后不得不担负起这个世界上最难胜任的职业——家长，不得不研究起这个世界上最艰深的学问——跟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打交道。

　　妈妈，我感谢你的哺育之恩，一如你感谢姥姥一样。但是，这种感谢绝不意味着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私有财产，像你的爱猫一样；当作你的投资，而且一定是有巨大盈利回报的投资；当作你用来向同事或同学炫耀自己教育有方的產品。我没有求你生下我，你也没有跟我商量这件事，你本质上是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生下我的决定。你认为既然为我提供了读书的条件，我就得把读书和考试当做唯一的和全部的体验，否则便是对你的期望的辜负，便配不上你的尊重甚至爱。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必须努力争取才能让妈妈爱她，这样的爱算是爱吗？有条件的爱怎么可能成为一种母爱形式？给孩子赋予各种功能性价值的母亲怎么可能有爱？我到现在也想象不出，你要我做的乖孩子，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感受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喜欢韩寒，他永远在挑衅，但又不过分惹怒。我也是这样，我无意于做别人眼中的乖孩子，但也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为了捍卫我的生活方式，我时刻准备退守到不合作的沉默中。

　　妈妈，为什么太多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们都会质疑？你们看不惯我们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认为那是虚无的自恋行为。你们在日记本上写日记，却看不惯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写日志；你们喜欢在现实的世界里旅游，却看不惯我们在网络的世界里漫步；你们在实体商店里乐此不疲地扫货，却看不惯我们在网店购物。我在写作业的时候，你在上网；我在上网的时候，你在旁边恶狠狠地盯着我看。拜托，妈妈！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都被唾弃啦。

　　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怎么可以单凭好恶来评判。对于我们这一代“因特民”来说，因特网是这个时代的第一事实，我们与因特网与生俱来。它只伴随了你们人生的一段，却已经并必将伴随我们人生的全部。我们生下来就会玩电脑，就像生下来就会吃饭一样自然。在这个竞争惨烈的社会里，它更是我们的救赎，我们到那个世界里喘息、疗伤，然后才有勇气重新投进这个社会。在今天，一个与互联网隔绝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学校里的好学生，但他一定是以首先成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怪物的方式而成为“好学生”的。妈，你希望我成为这样的“怪物”好学生吗？

　　你们对我们的质疑和责备，都和这个时代及其技术有关。是的，我喜欢在做作业的时候玩手机，但做家长的你不看手机又能忍受多久呢？在这个不拿手机出门就丧失安全感的年代，我们已经习惯了跟世界互联在一起的感觉，习惯了镜头下的自己。在你们看来，迷恋镜头是不可救药的自恋；我们觉得，镜头使我们更自知。镜头下的我们身材中等，相貌中等，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哪里有成为“人上人”的迹象？

　　读书是我的义务，但不是我的功能。成功——不管是考试还是事业——是我的追求，但不是我的生活。妈妈，你无权用“读书”和“成功”来定义我。我也不是你口中那个无法沟通的“外星人”。我们只是不同，这种不同不是两类物种之间的不同，而只是因为我们生在了不同的时代。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