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台湾之后,我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变成一个强烈的爱祖国大陆者。
在刚来台湾的时候,每听到一些对大陆的误解时我还会心平气和地认真解释,四个星期后的现在,我已经懒得解释了,但我始终认为偏见的形成并不完全是持偏见者的错误。所以,在面对偏见的时候,我只能选择沉默。
不止一位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朋友,在台北街上开车时问我:“大陆的汽车没有这么多吧?”我曾笑着解释:“至少在北京,汽车可能是台北的几倍,甚至十幾倍。”当然我并不认为汽车多是什么好事情,交通拥挤、空气污染都是汽车多的代价,但从那几位问我的朋友们的语气中,我听得出,他们认为大陆现在仍然落后,街上没有多少汽车在跑。
一次和一群台湾人同桌吃饭,一位女士说:“我们平时总在讲大陆的笑话。”细问之下,才知道她只在大陆待过几天。
这位女士讲,她的一位朋友居住在北京,她看到那位朋友蓬头垢面的,便问她为什么这样不修边幅。那位朋友回答说,因为如果太整洁,上街的时候会被小偷盯上。我当时哭笑不得地反驳这位女士:“哪有那么严重呀!”她认真地对我说:“有的,我就被小偷盯上过。”我相信那位女士的个人经验也许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她将这种个人的偶遇经验加上偏见盲目地扩大了,并且再对他人宣传,使得大陆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还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他就认为,大陆现在“杀女婴”的现象非常严重,造成了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有的地方许多个男人娶一个老婆。我问他何以会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是十多年前,他的一位学界朋友在大陆某边远山区做过调查,回来告诉他的。看来在台湾,对大陆的谣言还是很多的。
最搞笑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一本曾经在台湾热销的书,一位美国教授写的,书名忘记了,这位教授预言中国内地会因为女人太少,而在未来去攻打台湾,以便为大陆的男人找到台湾女人“配对”。出版者在推介这本书的文字中以“严谨的学术调查”、“科学的逻辑论证”、“令人信服的说服力”等字眼来形容此书,惊得我张大了嘴巴。别的姑且不说,总共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有多少女人可以供大陆男人来“抢婚”呢?
这些对大陆的误解与偏见真的让我又好气又好笑,刚开始还生气,后来就只剩下苦笑了。这样的偏见何以会形成?我的结论是,持偏见者与散布者不应该担负主要的责任,姑且不论两岸隔绝多年,也不论敌对时期的污名化与攻击,要从他们也是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对大陆这片土地上许多属于“异文化”现象的解读。
一个人到全然陌生的异地去,特别是像大陆这样在历史上曾被台湾人高度污名化的地方,自然是非常紧张,处处小心,而且也会对与自己原本生活地区的差异现象非常敏感,所以这一切都会使他们将在大陆的负面经验夸大,而那些与自己生活地区相同的正面经验则会被忽视掉。于是,经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便只剩下负面经验了。
再者,每个人都会有许多负面经验,要想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负面经验只是你个人的,是偶发的,并不容易。因为负面经验对我们情感的伤害会很大,我们会本能地通过夸大贬损这些负面经验来使自己得到安慰。
如果是隔离太久,以十几年前的个人经验来评价十几年后的大陆,自然偏差更大。同样是因为“文化冲撞”,由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台湾到了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自然会得出中国人口特别多的印象。
想清楚了这些,我就不想再指责那些对大陆有偏见的台湾人了,我只想对大陆人说:“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些呢?减少我们的公共问题,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看不到大陆的巨大进步是外人的责任,但也许我们的进步还真的没有大到足以让所有人都清楚看到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努力。”
坐台北捷运的时候,看着人们井然有序地站在电梯的右侧,而将左侧留给急行者,我便想到北京的地铁,虽然也推广了这种文明方式,但好多人不自觉执行;在太鲁阁公园的狭窄山路上,时常会有汽车主动靠边停下来,让对面的汽车先行通过,那场面让我非常感动,我以往在大陆看到的是,这样的小路上早就你争我抢,挤成一团了。
也许,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素质。
到台北后,我对北京的感情真的更加深厚了。想我自己在大陆的时候,总批评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是到这里之后,别人这样批评自己却受不了。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于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都有一种“爱之弥深、责之弥切”的感情吧。
我曾将上面的文字发给台湾的一位朋友看,他回信说:“这种被污名的经验,我相信两岸人民都有感受,也都不知不觉地误会了彼此。最近台湾电视也报道了很多大陆游客在台湾被骗被欺负的消息。不论政治上如何称呼,两岸最终走在一起是必然的结果,我有时都会担心,这种逐步积累的不满与误解,最后是否会导致真正密切接触时的冲突。为了这点,我鼓励你写,由当地人写大陆的被污名经历,我想更能引起台湾人民的注意及反省。其实人都有好有坏,哪个文化都一样,直接用台湾、大陆把人分类,实在是简单了,你的一点努力也许能起大作用呢!”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你不知道的台湾地·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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