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洋

　　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私人记忆，也是一段不应被人遗忘的历史。“工人阶级老大哥”的风光与沉寂，不能简单用时代潮来潮涌轻轻带过。时间的静流不是为了冲淡记忆，而是沉淀理性，看清历史，才助于厘清未来。

　　我的家乡，在辽宁省西部的葫芦岛市，这个因海滨旅游而为人熟知的小城，曾经是个工业城市。当年，“工人阶级老大哥”意气风发；如今，他们集体静默，悄然无声。我的父亲，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买断工龄的一名工人。我们家有9位亲人在厂矿工作。酒酣耳熱的时候，他们会问这辈子到底值不值？重返社会，怎么干什么都不赶趟？清醒的时候，他们会说：“臭工人，谁会在乎呢？”他们已经习惯被遗忘。或许我们遗忘掉的是他们那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历史。

　　一

　　上世纪50年代初，“锦西县”（葫芦岛当时的行政区划）像辽宁大部分工业城市一样，建立了很多工厂。

　　1952年，这些工厂招工，我爷爷、奶奶因为都在裁缝铺当过学徒，顺利进入了被服厂。1954年，爷爷当上了县里的劳模，上了光荣榜。他随后被调到工业局，提干到了县里。爷爷先后当过钢管厂的车间主任、酿造厂的厂长，后来又调回工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一直在工业口工作。

　　在爷爷的观念里，“工人阶级”是老大哥，工人是最光荣的。在工厂红火的那些年里，工人是姑娘们嫁人的一等一人选。为了孩子们的将来考虑，爷爷决定让家里的孩子都入厂当工人。我的父亲是长子，下边还有3个妹妹，他们最终都依从我爷爷的想法当了工人。

　　1977年1月，我的父亲招工回城。当时县里最好的单位是木材公司和钢管厂。那年的木材公司没有招工指标，但我父亲执意想去，最终凭借自己的艺术特长，被特招为文艺干事。那时候的厂矿总是有文艺汇演，一场演出我父亲要演三四个节目。可是爷爷还是觉得搞文艺是不务正业，还是要当工人，有一门技术。“车钳铆电焊，走遍全天下。”半年后，父亲开始学习电工。

　　那时候的工厂，不仅要管工人子女的工作问题，还要负责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工人都住在工厂的附近，聚集成片区。厂子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医院、学校、副食商店，基本是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建设的。每天下班后，工人们在工厂周围的小市场碰了头，就会彼此亲切地打招呼：“买什么啊？拣块豆腐？白菜别买，今天的不好。”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意气风发的笑容。

　　我的母亲，从部队的卫校转业回地方，首选的单位就是钢管厂的卫生所。我曾问她为何不去县医院或者卫生局。她说那时候的县医院只有几排小平房，冬天烧煤炉子，又脏又差。她连公检法系统都不肯去，就因为钢管厂的卫生所在楼房里。

　　我的童年，是在工厂的幼儿园里度过的。幼儿园的伙食是市里最好的。六一儿童节会得到很多礼品，平时也会发食堂制作的精肉粗火腿带回家。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单位集资建楼房，给职工分楼房在当地也是第一家。由于我父母都在当地最好的企业工作，我们家是在当地最早一批买彩电、冰箱和安装电话的家庭。小学二年级，我已经有两台日本原装进口的电子琴。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还为我买了一架钢琴。

　　二

　　1993年，物资局把下属的染料、木材、建材、机电、金属等公司分开再重组成13个公司，公司自负盈亏。父亲所在的木材公司分劈成了七八个分公司。厂里原来的1300多人，分剩了500人，退休的就占了200多人。企业贷款越来越费劲，销售渠道不畅，退休人员的工资又是一个大包袱，到1995年的时候，父亲的单位开始不能按时发放工资了。一部分工人放假回家，按照70%开工资。像父亲这样上班的，按80%开工资。又经常两三个月不开工资。

　　母亲所在的钢管厂也面临着减员增效。1996年，母亲患了脑垂体瘤，几万块的手术花费单位一时无法报销。手术后在家休养，工资更是低得可怜。瞬间，家庭陷入困顿之中。那时候，我读初三，面临中考，但是家里天天吃白菜和土豆。一天我终于忍不住跟母亲说：“妈，咱能不能别吃白菜土豆了？我都快成兔子了。”母亲为此哭了好久，不得不去娘家寻求经济资助。个中冷暖，无人能知。

　　大姑一家、二姑一家也全是工人，都面临着被减员、不发工资的窘境。可以说，谁也帮衬不上谁。退休后的爷爷总是长吁短叹。一次奶奶跟我父亲说：“咱家老辈人都不错，怎么到了你们这辈，一个不如一个呢。”开始，父亲和姑姑们还会说是大环境造成的，后来也就不再争辩，沉默不语了。

　　2000年，父亲的单位彻底破产了。所有职工都买断工龄。父亲28年工龄，每年补偿360元，共计10080元，从此走向社会。10080元，结清了父亲和企业的关系。接下来的几年里，家里的亲戚都陆续买断。大姑工龄23年，每年补偿600元，拿到了13800元。妈妈是医生，却以工人的身份提前退休，就是为了避免买断。预退后，每个月拿260元的生活费。

　　这样的生活，不止我们一家，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一些在原厂当头头的人，转眼成立了企业，有一些现在成了当地的知名企业。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像我父亲一样的大部分工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再就业过程。

　　三

　　那几年在大街上，熟识的人打招呼问的话多是：“你们厂子也买断了吧？一年补多少？”谁要是又找到了新的工作，哪怕是看大门都会让人羡慕。每家每户都在讨论一样的话题：能干点啥呢？我们家搬到了水泥厂附近居住，没几天，一到三层走廊里的木质窗户就都被人偷走了。邻里时常听见打孩子骂娘的声音，有时也能偷听到大人们谈起谁没能耐，媳妇跟人跑了。

　　那时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响彻大街小巷。我还一本正经地给父亲唱过这首歌，试图激励父亲自强不息。当时父亲叹了口气：“闺女啊，要是像歌儿唱的那么容易就好了。”实际上要从头再来的，何止我们一家呢。

　　政府在火车站附近建了“下岗一条街”。街两旁安放了很多有铁皮柜子的摊位，免费给下岗人员使用。多是卖一些便宜的服装，还有擦皮鞋的摊位，两元一双。整个城市多半都是下岗职工，这里的生意寡淡，渐渐地这条街也就没人光顾了。

　　在热闹的十字路口，会有很多穿着泥渍渍劳动服的工人，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刮大白”或者是“钳工”、“电焊工”。工人们自发地组织了这样的市场，有手艺的能赚个二三十块，没手艺靠力气的，一天也就十块八块。我的二姑父在单位放假的时候，就去劳务市场打短工，帮人挖沟，包吃饭，一天十块钱。是不是有活儿也得靠运气，因为工人实在太多了。

　　父亲已经在厂里的机关工作了很多年，电工技术早已生疏。他只能选择简单的工作。他想过开三轮摩托车，就是北京所说的“摩的”。一辆三轮摩托要五千多块，投资巨大，最终放弃。很多买不起“摩的”的下岗工人就蹬人力三轮车。我时常见母亲单位的“黄大学”在街上蹬三轮。他是钢管厂分配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姓黄，所以有了“黄大学”的外号。此人瘦小枯干，戴着眼镜。在有风的天气里，每蹬一下，脖子都要向前伸一伸，甚至要屁股离了座，挺着身子蹬车。

　　四

　　父亲在亲戚的介绍下，给银行当起了保安。晚上又去一家酒吧帮忙。陆陆续续地赚些钱，总算能维持生活。从初中到高中毕业，家里一直困难。还好学校都是穿校服，家里无需给我买额外的衣服。但是，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年我还特别容易把袜子磨破。因为这样，我很少去别人家串门，怕脱鞋。现在想来，一家三口，当时恐怕连三双完好的袜子都找不出。

　　高二的时候，学校的音乐老师需要一架二手钢琴，我就自作主张把钢琴卖掉了。拿到了四千多块钱，以添补家用。直到上大学一二年级，每年6000元的学费都要向舅舅家借，凑齐了再还。这期间，银行清退临时工，父亲的工作又没了。

　　我在北京讀书，父母去大东山一个养殖场帮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颠簸在山路上。这些辛苦对当年风光的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养殖场主把女儿淘汰下来的衣服都送给了妈妈，妈妈又打包邮寄到北京给我穿。我心里清楚，视我为掌上明珠的父母如果有一点钱，也不会让我穿别人剩下的衣服的。

　　没到一年，养殖场也不再需要人了。父亲拿了好烟好酒去走关系，到钢管厂当了一名切管工人。这时候的钢管厂已经是私企，工人都是返聘回来的。这是唯一跟父亲签了劳动合同，缴纳三险一金的企业。大姑、二姑也陆续返聘到厂里工作。

　　2006年，本科毕业的暑假，我去了父亲工作的车间。由于机油和泥土混在一起，地面都是黑的。厂棚很高，四处漏风，破了洞的地方透进天光来。空气里有一股机油和铁屑味儿，“咣咣”的钢管碰撞的声音，如果不喊，是听不到对方说话的。父亲从远处走来，穿着破旧的“垄沟棉袄”，打开休息室的门，一把木凳子，一个铁柜子，一张木头床。父亲打开柜门，拿出一条织得稀疏的蓝白条毛巾，还有一块肥皂，让我拿回家，说这是发的劳动保护，脸上很开心的样子。那个暑假，父亲总是每天工作12小时，并且多数是夜班。他需要做筛焊药、上卷料、切钢管三项工作。这样，父亲能拿到七八百元的月工资。听父亲说，他最多的一个月赚了1300元，真不知道他是怎样工作才拿到这些钱的。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10月，整个企业只剩下一个车间在生产。大批的人都走了。工作是断断续续的，工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里。等有人来参观的时候，工人就被叫去上班，以证明这个企业还在生产。当时就有工人纷纷议论，说这个企业集团是看中了钢管厂的这块地皮想搞房地产开发。而今，厂房早已抹平，平地而起了成片的商品房，广告宣传语上写着“福地”字样。爸爸和妈妈难忘旧情，总说这里的位置好。他们甚至去售楼处看房子，结果价钱5000每平，而且不接受贷款。

　　五

　　这之后，父亲再没有找到过工作。除了打更，什么工作会适合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头呢？每个春节，父亲都会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几年到六十岁退休。这些年他一直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每年6700元，已经缴纳了8年。回头想想，他买断的10080元，远远不够缴纳社会保险的钱。《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一书收录的官方数据显示，2003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员有1002.6万，其中240多万未参保的就业人员以下岗职工为主。这些年，下岗职工陆续地补交了养老保险，但是这笔钱，还是自己出的。

　　像父亲一样的工人，不在少数。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对自己有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也并不是每一家都会有一个考出去的孩子。很多家庭在父母双方下岗后，孩子也不再读书。我也问父母，当年那些同事的孩子们在干吗？听说有的租个服装摊位卖衣服，有的借钱买辆出租车，还有一些去了外地打工。混得好不好也就不得而知了。

　　今年春节，喝多了的二姑夫对我说：“我年轻时候羡慕当工人。只要干得好就能涨工资、入党、评先进。我就使劲干活啊。”他转而问父亲，“都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你说该怎么振？”父亲和他碰了个杯：“怎么振都跟咱们没关系了，咱们这代人是过去了。”二人啜了口酒，眼含热泪。

　　过去，我父亲下岗没有工作，很多人会说他没能耐，没本事，我也怨过他。随着我长大，我越来越能理解他的不容易。写过此文，我在内心深处和父亲达成了谅解。所有的父爱，都伟大！

　　摘自《北京青年报》201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