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地注视着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那时他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写小说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的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间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窥她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捏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抑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刨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头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之后,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满屋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的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有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当年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们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的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绝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彻底的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刨干净的小鱼坠在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地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那还用问”!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没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陪她踏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的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的嘟囔:“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碼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她意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痛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的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父亲肯定不会再吃这种猫食了。我眼里尽是母亲雕花般的剖鱼动作。我本该将那篓小鱼送给哪户有猫的人家,只告诉妈妈,那家人是按她的做法做的:小鱼在水里泡过,剁些青葱,掺和豆瓣酱温和地炒。

　　这天父亲醉倒了,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