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关于古人稿费,顾炎武先生列过一个清单:

　　司马相如给陈阿娇写《长门赋》,600个字,得铜100斤(汉时一斤有258克);

　　杜牧给韦丹写《韦公遗爱碑》,500个字,得绢300匹;

　　韩愈给韩宏写《平淮西碑》,1500个字,得绢500匹;

　　皇甫湜给裴度写《福先寺碑》,3000个字,得绢18000匹;

　　白居易给元稹写《河南元公墓志铭》,1400个字,得铜钱70万;

　　王禹偁给西北军阀李继迁草拟委任状,300个字,得马50匹;

　　杨大年给寇准草拟委任状,里面有一句话写得最好(这句话只有8个字),寇准额外付银200两。

　　如果你对汉、唐、宋三代物价有所了解,并从购买力角度一一换算的话,你会发现稿费最高的猛人是皇甫湜,这人一个字6匹绢,折合人民币2340元;稿费最低的衰人则是司马相如,一个字43克铜,折合人民币一块五。其他几位的稿费标准大致介于一个字16元到1200元之间。

　　皇甫湜一个字就能拿到两千以上,实在是超级猛人,而司马相如一个字一块五,放到今天也绝对不能说是衰人,因为韩寒办杂志征稿,开出的价码也不过只有一个字一块到两块钱而已,就这还被媒体炒到了天上,号称已是“惊人稿酬”了。现在我卖字为生,写专栏,写剧本,也写专题片,倘若论字计酬,平均一个字不到5毛钱,是司马相如的三分之一,是皇甫湜的……

　　据我猜想,顾炎武先生尽管在明末清初威名赫赫,应该也没有拿到过很高的稿费,因为他列举完杜牧、韩愈、司马相如等人稿费之后,来了这么一句:“自古文人遭际,定有穷达之不同,今世文人润笔,争如汉唐之厚?”这句话洋溢着怀古之情,暗示顾炎武先生可能跟我们一样,也生活在一个低稿费时代。

　　顾炎武忘了一个真理:史书上记载的永远不会是历史的全貌。司马相如和皇甫湜等人稿费高,并不代表他们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稿费都高。比如说,唐朝有一哥们儿叫斛斯融,给人写墓碑为生,类属职业撰稿人,他的稿费标准就是很低的。杜甫有一首诗描述斛斯融的卖字生涯:“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挣的钱非但不能养家,还经常有人拖欠稿费。宋朝有一哥们儿叫方回,给人写序,平均每100个字只有5文钱的稿酬,按当时物价,每天写一篇千字文,挣的钱刚够吃饭。

　　我怀疑高稿费的皇甫湜们只是非常鲜见的成功个案,而方回和斛斯融等低稿费作者才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代表人物。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让500年后的人来书写我们现在的历史,他们笔端出现的很可能只有海岩、于丹等猛人,这将使后世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以為我们现在的作者都挺牛的。其实很牛的作者是非主流,不牛的作者才是主流,可惜历史展现给后人的往往是非主流的一小撮。

　　即便是那非主流的一小撮,也并不能总是享受高稿费。我以前写过明朝艺术家徐渭,这哥们儿在杭州一衙门当师爷,替领导写过一篇只有600字的《镇海楼记》,领导谢他纹银220两,按当时购买力折成人民币,一个字竟有136元,比海岩和王朔还牛。可是我阅读徐渭的日记,发现他成名之后依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请不起保姆,“十度移家四十年”,“高雪压瓦轰折椽”,穷得当裤子。为啥?一个字136元的机会只有那么一回。

　　唐宋时期稿费最高的文体有两种:一是委任状,二是墓志铭。宋太宗在位时,翰林学士写一篇委任状,至少能换10匹绢,如果给富商或大官写一篇墓志铭,至少能拿铜钱50贯。稿费标准很可观吧?可是朋友们,并非每个翰林学士都有资格去写委任状,也并非每天都有富商和要员死掉,所以拿高稿费的机会很少,撰稿人之间的竞争却很激烈。唐朝后期,“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这情形像极了韩寒发出征稿帖后,几十万作者蜂拥而至,纷纷往他信箱里砸稿。

　　在这个低稿费时代,韩寒希望能用较高的稿费改善一下撰稿人的生活,愿望是好的,肯定也是真诚的。但是,不管将来韩寒的杂志有多火,撰稿人的生活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道理还是很简单,能拿到高稿费的作者永远只能是一小撮,而且那一小撮也并不能总是享受高稿费——杂志都有发行周期,即便韩寒每月发行一期,每期让一个作者写5000字,那稿费最多也就一万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