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特殊情况下软弱的人不能仅仅依靠良心的支持,雖然他们不能总是依靠那个想象中的与其心意相通的公正旁观者来支撑自己的信心,但是在任何时候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这个内心法官的指示下,我们才能对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一清二楚,才能恰当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
由于人性中那些原始的自私的感情,我们会把自己的蝇头小利看得比陌生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切身利益所引起的快乐或悲伤、渴望和厌恶都远为强烈。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绝不可能将他人的利益看得跟自己的利益一样重要,我们也不惜为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我们必须首先转换自己的立场,才能公正地处理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利益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采取自己的立场和眼光,也不能采取对方的立场和眼光,而只能用第三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第三者必须与我们毫无利害关系,他的判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习惯和经验让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甚至下意识地做到这一点。这时,如果正义感不能纠正我们天性中的不公之心,我们就需要一些反思甚至哲学思考,以认识到自己对与我们休戚相关的邻人是多么漠不关心,对他的遭遇是多么无动于衷。
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人的话,也许还会触类旁通地想到这种灾祸对欧洲商业和世界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悠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如果明天要丢掉一个小指头,他今天就会夜不能寐;但是,当他知道那素未谋面的亿万中国同胞的死讯以后,会踏踏实实的倒头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和他自己的小灾小难一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一个天良未泯的人如果从未见过那亿万同胞,就可以为了免除他的小灾小难而甘愿牺牲他们的生命吗?人类的良心对此惊愕不已,一个腐败堕落之极的世界,也绝不会生出这样的恶棍。但是,这种差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当我们消极的感情是这样卑鄙自私的时候,在积极的道义方面又怎能如此慷慨崇高呢?如果我们总是沉溺于一己的私利而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那么为什么普通人在很多时候、高尚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上帝用来照亮人心的微弱的仁慈的火光,那些仅仅能够抑制最强烈的私欲的冲动。这是自动出现在这种时刻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这是理性、道义、良心,那个内心的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判。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他人的幸福时,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他向我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绝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只有他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以及一己的私利的确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只有用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才能纠正自私心理自发的歪曲。他向我们指出:慷慨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而违反正义的行为则是丑恶的;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最大的利益是正确的,为了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使他人受到哪怕是最小的伤害,也是丑恶的。很多时候,不是对邻人的爱,也不是对人类的爱推动我们按照神性的美德去行动。那往往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和崇高的爱,对伟大和尊严的爱,对自己本性中优点的爱。
当我们的行为能够决定他人的幸福或不幸时,我们不敢听从自私心理的指使,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大家的利益之上。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过于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理所当然会招来他人的蔑视和愤慨。大德之士不会听命于这种情感。每一个优秀的军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他知道,如果战友们认为他会 在危险面前退缩,或在需要他尽军人天职、为国捐躯时踌躇不前,就会向他投来轻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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