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时间浮桥，承载了东北的现代转型。90年代的市场经济开始冲击曾经“想象的共同体”，东北老工业基地被视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负面遗产——“工厂不再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表征，而已成为迅速发展变迁的中国社会中的边缘空间。”市场转型刺激了工人下岗浪潮，冲击着一代人关于自我和集体的想象。据数据统计，“1990-2012年，沈阳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从174.7万减少至122万，国家和集体经济就业人口则由222.4万剧减至72.2万。”下岗派生出来的现代性危机，在文化层面呈现为苦难与暴力的底层书写。与伤痕文学不同，《平原上的摩西》在历史空间的切割中完成了格调跨越。
一、现代性的驱逐——艳粉街
东北作为历史的空间载体，承载了从生产到消费的城市变迁，在现代性的逻辑中，都市呈现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平原上的摩西》少有现代的、摩登的、以消费为中心的都市气息，城市空间通过熟人社会的文化记忆展示。双雪涛的童年记忆记录在艳粉街，它坐落于城郊——城市与乡村的结合带。艳粉街的居住人群多是小偷、诈骗犯、赌徒等边缘群体，诸如九十年代名震一时的“三八大案”，涉案从犯在此被捕。这一“混乱之地”，随即在现代性到来之际以落后的名义被清除，现代性伴随着一种驱逐，底层的生存地带在消费主义的框架中被重建为不再适合底层聚集的区域，城乡间的二元性因过渡地带的拆除显得尤为对立。
这并非意味着现代性的到来是错误路径，现代性的举措也不会因此走向荒谬。只是当“安全隐患”被清除之际也会凸显现代性的某种局限，那些地缘、礼俗在商品化社会中被迫扫除。艳粉街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由此延伸的并非是进步与落后、和谐与暴力的二元性，而是地缘与商品社会的对立审视。
二、礼物与商品——两种交往形态的对立
艳粉街时期，庄李两家以礼物、礼俗作为交往模式，傅东心与李斐的师徒关系超越金钱购买，将人与人之间的信念传承作为交往形态。两家的交际无需报酬，相处即是互帮互助、礼物馈赠。在地缘破除之后，小说人物所接受的礼物形态呈现某种危机，物与物的关系冲击着人与人间的礼俗形态。出租车这一封闭式空间囊括了双重关系：礼物形态与商品逻辑。两者相互凝视：庄德增试图对李父进行熟人认知却宣告识别失败，仅在“服务者”这一物物交换层面审视，并意图用金钱购买劳动（出钱使李父围着岛开几圈）；李父拒绝“旧识”身份，他对资本世界、消费文化持有冷峻的审视与批判。问题延伸，假如李父坦诚“旧识”，抑或庄德增认出李父，结局会如何？双方能否跨越“服务——消费”的关系回到先前的礼物形态？如此一来，结局很有可能是披着人与人的情感，结算着劳动的账单，交易结束、人际即止，人与人的关系将会被物物关系所替代。
三、血缘与地缘——人与人关系的呼吁
《平原上的摩西》的第一人称视角不断转换，跟随着视觉中心移置的是整个观看与认同机制的改变。庄德增完成了资本意义上的“主奴辩证法”，从出卖劳动到购买劳力，实现了下岗职工到大资本家的阶层跨越。购买工厂、实施垄断、拓展资本，金钱成为庄德增自然化的与人交往的形态。其子庄树的成长经历呈现出叛“父”倾向，不只是生身之“父”，拒绝父亲“走后门”式的工作安排，是对资本之“父”的某种拒斥。与此模式不同，孙育新父子的相处模式是反医学经验的——鬼魂与人的交流，鬼魂的形式从另一层面上来讲意味着“父”与“子”血缘的持续。父与子之间联接的不仅是血缘，礼俗社会的互助关系也一并传递，其子孙天博对李父之女李斐的照顾与地缘脱不开干系。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李父的视角缺失。文章版块以名字为题，而李父的疑问之名李守廉仅出现一次，这意味着名字这一符号性的身份／认同于李父的解读之中呈现可疑之态，人物因此而充斥着不可控性——他不能透过姓名符号被解读。李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地缘社会的坚守者，他在法律之外他指向亲情、道义标准下的合理性，面对“城管打人”事件，他打抱不平、“以暴制暴”，戳穿了以程序正义为借口实无透明性可言的某种权力秩序。
傅东心颇具小资美学，她喜好收藏，时常将“昂贵、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与“廉价、无限复制的旅游区玩偶”[[[]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第25页。]]并置一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精英／大众”的符号对立。她的绘画原本属于生活趣味，既是血缘关系间的礼物，又联系着地缘记忆，图画一旦印在烟盒上出售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现代性逻辑，它不再是礼俗而是商品，因而“平原”的命名具有双重性，既是传统礼物社会的象征，又卷入资本价值的“增殖系统”。在《平原上的摩西》结尾，烟盒“平原”带来的某种“温柔的奇迹”，脱离商品物物交换的价值尺度，印证了礼俗社会人与人间关系的温情回归。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