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慧琴

　　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 一剂良药， 是引导创作、 多出精品、提高审美、 引领时尚的重要力量。” 无例外地， 作为文艺批评的一个分支， 诗歌批评也是诗歌创作的一面镜子， 既观照辨析诗歌作品内容， 从中淬炼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 探寻新的诗歌语言和表达形式， 也透射洞悉诗人的写作母题、 诗学思想和审美旨趣，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发现新的诗学趣味和诗学理念， 进而引领诗歌创作表达全新的时代精神生活， 向更具诗歌创作实践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深度发展。 近两年来， 中国的诗歌批评在坚持对诗歌作品和诗人诗学思想进行批评的基础上， 还以综述的形式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年度的诗歌批评， 譬如， 邹建军和王金黄的《在比较中思考、 前行——2016 年外国诗歌研究综述》、 张凯成的《“视点” 偏转、 理论思维与研究载体的“当代意识” ——2017 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霍俊明的《2017 年诗歌： 影响的剖析与内在生存》 和《2018 年诗歌： 从最多的可能性开始》， 以及王金城的《2018 年台湾诗歌： 岛屿日常的诗性守望》 无不如此。 这样的诗歌批评形式不仅丰富发展了当代诗歌批评的样态， 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整理和学术参考价值。

　　纵观2018 年度《诗刊》 《星星·诗歌理论》 《世界文学》《中国诗歌》 等书刊及《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中国诗歌网刊等， 我们发现2018 年的中国诗歌批评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 积极稳健地发展。 诗歌评论除刊载于各类刊物外， 还在各地开展的诗歌文化交流活动中出现， 包括： 第二届艾青诗歌节的艾青诗学研讨会、 第五届桃花潭国际诗歌周的“新时代诗歌” 建设与走向主题论坛、 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的“百年新诗再出发”高峰论坛、 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诗歌的成都 世界的天府——2018 成都国际诗歌周” 主题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论坛、第五届徐志摩诗歌节的“新月志摩” 徐志摩诗学研讨会、 第三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的诗歌论坛、 第四届武汉诗歌节的“改革开放40 年与中国新诗” 论坛、 第八届中国紫蓬诗歌节的“改革开放与新时代诗歌” 诗歌研讨会等。 这些活动使诗歌更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使国际间的诗歌交流愈加频繁， 使诗歌批评更面向大众、 面向社会。 人们紧扣时代主题， 根据地方的诗歌传统和诗歌特色，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丰富的诗歌主题， 探寻个体内在的诗学精神。 总体来看， 2018 年的中国诗歌批评， 既有对百年新诗的研究和反思， 也有对新锐诗人及其诗作的介绍、 诗歌创作艺术的探讨， 还有对外国诗歌译介的持续研究， 观照新的诗歌创作潮流， 努力构建诗歌批评理论也是一个理论热点。

1. 以“百年新诗” 为视角的研究

新世纪伊始， “百年新诗” 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近几年， 因新诗在时间的层面上历经百年的发展， “百年新诗” 愈发成为研究热点和视角。 2018 年， “百年新诗” 仍然是人们关注研究的对象， 然而， 人们对新诗的发展历史及从前的新诗研究具有明显的反思倾向， 对当下诗歌创作及新诗批评提出了再出发的建议。 本文将对百年新诗的研究分为发展因素研究、 审美特征研究、 新诗困境和未来发展研究三个类型。

　　(1) 发展因素研究

　　发展因素研究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研究外来因素， 包括外国文艺思潮、 外国诗人及其诗歌作品等对新诗发展产生的影响。 陈希和张荻荻探讨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发生时， 认为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立足本土现实语境， “不避俗字俗语”， 受启发于美国意象派和新诗运动的以俗语写自由体诗的主张和反传统精神，参照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语言革新， 主张“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论证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及其意义。涂慧琴结合新诗文本， 从自然的语言、 平民的题材和自由的情感三个方面探讨了华兹华斯诗学理论对汉语诗歌创作的影响， 认为即使是在汉语诗歌不断走向多元化的时代， 华兹华斯的诗学主张仍然有可被借鉴的价值。

　　第二类主要研究新诗发展的自有规律， 强调诗歌本身优势是新诗发展的内在原因。 方长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辨析、 认知和观看“中国新诗”， 指出在时间向度上， “中国新诗” 是特定时间域的产物， 烙上时代的特殊印记， 富有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诗意， 在空间维度里， 使所属空间充满自己的符号、 韵律和声音， 充满自己的感情、 现象和思想， 认为“中国新诗” 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与自己所处时空相应的文化气象和本质， 有别于旧诗的诗学特征和品质。沙克概论了百年期间不同时期， 中国新诗的发展特征， 指出新诗不断消除焦虑， 不断顽强前行， 依顺内在规律和社会文明走势， 经历了转承启合的艰难发展过程， 从诗歌艺术扭向意识形态工具回归到诗歌本身， 使其价值观不断趋真和美学度不断提升， 最终以优秀精华的诗歌文本丰富了世界诗歌。李章斌《重审新诗的“格律” 理论》 从节奏单位之划分和节奏效果之达成方式入手， 辨析闻一多、 孙大雨等新诗格律理论倡导者构建新诗节奏的途径及其存在的问题， 兼论西方“自由诗” 的“非格律韵律”， 认为新诗节奏的探索应重新回到节奏的基础， 可以“开放形式” 中的那些非格律的节奏方式为参照对象。赵思运在史料运用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 从新诗作家的早期精神人格和诗学基因、 特定历史语境和个体语境、 对诗歌生态的反思和调整、 共和国时期寻求恰当的个体生命体验表达方式等方面， 审察百年汉诗发展轨迹中新诗作家的旧体诗词回潮现象， 认为可在新旧两种诗学间建立关联， 建立对话生成关系， 从而拓展诗歌史和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第三类研究是以翻译诗歌为出发点， 以诗歌文本为研究对象， 探究新诗的发展模式。 熊辉紧紧围绕翻译诗歌对新诗文体、形式、 抒情方式和创作四个方面产生的作用展开论述， 强调翻译诗歌只是新诗的一种创作资源， 而译诗因为应合了新诗的理论精神才对新诗文体产生作用， 认为中国新诗的续写必须从中国新诗观念和中国文化语境出发。杨凯和蔡新乐重点探讨闻一多如何立足中国古典传统诗歌格律的“和谐美” 原则， 借鉴西方诗论中的诗歌“节奏” 理论和“音尺” 理论， 进行英诗汉译批评和翻译实践， 指出闻一多双向阐发新诗格律探索与新格律英诗汉译， 为困境中的中国新诗注入了新的活力。王雪松以蒂斯黛尔的三首原诗为参照物， 探讨胡适、 闻一多、 罗念生和郭沫若在译诗中对意义节奏和情绪节奏的营造， 对声音节奏和视觉节奏的选择和建构， 认为中国现代新诗人对英语原诗的接受和改变， 为我们研究中国新诗节奏的建构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2) 审美特征研究

　　奚密还原历史语境， 从语言、 形式、 美学和文化等方面审视百年新诗的挑战与悖论、 建树与流失， 探讨新诗的意义， 认为新诗和古典诗不可彼此取代， 新诗与传统有着树干与树根的关系。张洁宇指出胡适、 闻一多、 废名和梁宗岱代表了早期的中国新诗在语言、 格律、 诗风、 审美文化和现实历史介入等方面进行的思考和探索， 构成了中国新诗本土化探索的历史图景与传统， 认为有了“本土化” 的视角， 写作者更自觉地关注“此时”“此地” 写作， 更关注写作所面对的各种对话性语境。曹成竹从歌谣的音韵形式法则、 “无形式的形式” 和“有形式的形式”的总体形式观、 歌谣的文学价值面临的质疑和阻力等方面探讨了“歌谣运动” 的语言形式经验， 认为歌谣语言的民间转向为中国文学探索新语言形式提供了借鉴和补充， 从情感结构和现实内容上充实了新文学， 推动了中国文学表达方式和审美内涵的现代转向。

　　(3) 新诗困境和未来发展研究

　　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 的高峰论坛上，人们对百岁新诗如何再次焕发活力问题进行了讨论， 认为百年新诗“再出发” 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 张德明《面向“新时代”的当代诗歌》 从新诗的传统与现代、 新诗的自由与格律、 新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新诗的大众化与小众化、 人文境界与精神重建等方面反思了百年新诗存在的主要矛盾， 且宏观地揭示了新时期诗歌的样态、 美学成就和诗学意义。梁晓明《中国百年新诗的先锋性》 从田间和一位只有五岁的小诗人朵朵关于“战争”的诗歌入手， 以胡适、 徐志摩、 郭沫若、 李金发、 废名、 卞之琳、 艾青、 穆旦、 余光中、 郑愁予、 洛夫、 痖弦、 顾城、 芒克、北岛、 蔡其矫、 昌耀等诗歌或诗歌创作特色为例， 从语言的使用和内容的呈现两个方面探讨了诗歌的先锋性， 既有对百年新诗写作中先锋性得失的分析， 也有对当下诗歌创作如何保持先锋性的

　　反思。沈健： 《语言共和： 百年新诗再出发》 将新诗百年分为建设性的前期30 年、 亚建设性的中期30 年和重建星空的后期40 年三个阶段， 以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为证， 分析各个时期的诗歌语言特征， 建议百年新诗再出发将“共和” 理念贯穿生产与传播过程， 形成多元一体的诗学结构。马知遥《新时代诗歌和百年新诗的建设》 概括了新时代的诗歌特点， 紧扣文学审美和时代需求， 认为先锋性和现实性可以并行不悖， 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可以同时进行， 日常性和审美性可以得到有机的统一。王金黄《现代三十年中外诗歌关系研究》 基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文献， 从中外诗歌译介研究、 外国诗歌接受研究以及外国诗歌思潮影响研究三个方面， 肯定现代三十年中外诗歌关系研究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也存在研究对象的不平衡， 对台港澳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诗人及女性诗人研究不足及雷同， 建议对文献资料进行全方位整理、 注重对现代诗歌刊物和报纸刊物的研究。甘小盼《现代汉语诗歌的民谣倾向及其启示》 一文， 从诗歌的语言、 形式、 叙事、 抒情主人公的塑造方式等方面， 分析现代汉语诗歌的民谣倾向问题， 并对未来诗歌的民谣化问题进行探讨。

2. 以诗歌文本为中心的研究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第十八首》 中曾表达， 夏季之美终是短暂， 美丽之容颜终将凋谢， 唯诗行可留住美丽， 使之永垂不朽。 苏轼曾回答孙志康说， 唯有文字不同草木一起腐烂、 腐朽。米沃什也认为， 一切没被说出来的， 注定会消失。 于诗歌而言，诗歌文本是诗歌存在的根本， 是诗人情感表达的唯一方式。 不言而喻， 探讨诗歌的写作和本质必须以文本为中心， 研究诗歌流派、 诗歌类型、 诗歌现象和诗人， 亦然。 唯有如此， 诗歌研究才有据可循。 2018 年中国的诗歌批评， 也遵循此原则。

　　其一， 以文本为中心探讨诗歌的写作和本质。 耿占春《诗的修辞与意义实践》 分别以昌耀两首小诗《车轮》 和《野羊》、包慧怡《关于抑郁症的治疗》、 阿米亥《开·闭·开》 文本为例， 批评集体图式的固化对诗人创造性话语活动的限制， 辨析集体图式的固化、 弱化和消解的过程， 正是诗人的修辞活动与语义实践受限、 重构和突破的过程。颜炼军从黄遵宪《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史记》、 《文心雕龙》、 雪莱《天地间的漂泊者》 等中外著作中窥见诗歌的宇宙观， 反思当前汉语新诗的写作， 认为诗人写自身在宇宙中的偶然和无常时， 应摆脱琐碎， 让个体的情感、 经验和命运在简练的词语中获得新的普遍性。胡亮结合雷平阳、 余怒、 陈先发、 杨键的诗歌作品， 论析他们在生态主义、 文化整体主义、 新叙事性等方面展开的美学实践， 以及取得的美学成果。。 姜涛《从“蝴蝶” “天狗” 说到当代诗的“笼子” 》 着眼于“新诗” 的含义， 从胡适《蝴蝶》、郭沫若《天狗》 和曼德尔施塔姆《世纪》 提炼出新诗发生的两个小振动点， 即“蝴蝶” 和“天狗”， 引动臧棣《猜想约瑟夫·康拉德》、 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 等文本中海鸥、 鸟、 鹤、 凤凰等“扁毛畜生”， 反思 “新诗” 的 “现代性” 问题， 警惕“现代文艺” 的“笼子” 现象。刘东《回到怎样的“文学故乡”?》 聚焦王二冬的《山脉》 《独语》 《近日》 《出济南站》 《更多的雨正从远方赶来》 和《羊山怀古》， 认为诗人依赖固有的诗歌理解开展诗歌写作， 被“写什么” 而不是“如何写” 所定义，没有建构出一个明确的“文学故乡”， 让回归也变得模糊起来。

　　其二， 对诗歌流派、 类型和现象的研究侧重于文本研究。 张桃洲《中国诗歌格律观念与实践的变迁》 以闻一多、 王独清、叶公超、 何其芳、 卞之琳等人的文论论述了新诗格律的技术难题， 以沈尹默、 昌耀等诗文本探讨了新诗语言困境， 并以西渡、桑克和朱朱的诗歌力证诗歌探索的可能性。邹建军《唐代诗人寒山的审美创造与当代汉语诗歌》 以寒山的诗歌来阐释其诗歌的审美创造及审美特点， 并以其作品为例辨析寒山对自己诗歌评价的奇怪现象。断维《词的整体章法与艺术品质》 借助于苏东坡、 刘克庄、 辛弃疾、 韦应物、 毛泽东、 吕本中、 欧阳修、 李孝光等人文本探讨词的起承转合和上下片逻辑结构的处理问题。张文杰在《“文以载道” 与民谣的“观风知政”： 论中国口头歌谣的诗学审美话语与“载道写实精神” 》 一文中， 以《重修汝南县志》 《争臣论》 《通书·文辞》 相关文本为例说明中国的民间歌谣受到传统诗歌表达方式和诗学准则的影响和渗透， 并以《尚书·康诰》 《诗·卫风·氓》 《周易·系辞下》 《荀子·尧问》 及《论语·阳货》 等相关文本说明古代歌谣情感思想的抒发受抒情言志的古典诗歌与诗学理论的影响， 对社会现实的批评精神受正统“文以载道” 思想的影响， 认为当代歌谣诗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主要在于： 它继承了传统歌谣“文以载道” 和干预现实的诗学精神， 不回避现实， 劝谏执政者正视反思弊端， 改良社会不正之风，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王辰龙《不夜城与抒情诗》 借助明人皇甫汸《对月答子浚兄见怀诸弟之作》、 南朝庾肩吾《三日侍宴席咏曲水中烛影》、 李白《月下独酌(其一) 》等， 指出古代书写夜晚的诗歌， 涵盖着咏物、 羁旅、 怀乡等题材， 认为桑克、 宋琳、 西渡等当代诗人关于夜晚的诗歌， 整体上体现了有别于农耕文明的当代体验， 展现出不夜城困境式的存在。李海鹏《确认责任、 “晚期风格” 与历史意识》 在肯定蔌弦、 马骥文和李琬健康的写作心态和责任精神的同时， 认为安吾、 甜河和秦三澍等诗人， 在写作中展现出不和谐性， 主要体现在其强劲的生长性上。

　　其三， 在诗人研究方面， 基本借助于诗歌作品来展开研究，因为诗人只有以诗歌作品讲话才是正道。 2018 年《诗刊》 下半月刊“发现” 栏目推出了11 位诗人及其代表诗作， 如张常美与《月色几分》、 赵俊与《赶路的人》、 刘义与《捕捉时间的语调》、 缎轻轻与《万物规律》、 立扬与《晨雾》、 风言与《触手可及》、 王二冬与《自然的逻辑》、 橡树与《山城浮动》、 铃兰与《草木颂》、 马萨与《少年 翻过山去吧》、 黍不语与《力量》等等， 同时在“锐评” 栏目以“正方” 和“反方” 立场辩论这些诗人的诗作。 作为正方， 张慧妍依据张常美《小僧》 《月色几分》 《管中窥》 《庇佑》 《捷径》 和《在火车上》 的文本， 辨析诗歌的意象、 语言和主题， 认为其运用了严肃与戏谑交织的语言， 描绘了奇幻与现实并存的世界， 既有现代性反思的批判维度， 也有将传统美学引入现代诗歌技艺中的写作抱负。作为反方， 范云晶以“透明” 为关键词， 紧扣从《小僧》 到《在水边》 组诗文本， 辨析组诗书写向度的单维化、 词语意义的单一性以及诗意言说的单声部， 认为“语境透明” 是张常美乃至当下汉语诗人考量的重要诗学问题。张执浩从黍不语小诗《释义》 解读“黍” 入笔， 分析诗人笔名的含义， 推测生长在江汉平原深处的诗人的性格， 从《我不是故意的》 读出“沉默” “安静之美”， 认为诗人的写作是从忠实于自我开始的， 从《力量》读出声音的发出和传递方式， 发掘诗人身上的某种不自知的力量， 从《夜晚的母亲》 发现细节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作为反方， 荣光启从《我的房子》 《我不是故意的》 《午休》 《夜晚的母亲》 文本中追问黍不语的“不语” 诗学， 认为她的有些诗，显得太“寂静”， 以致缺乏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的复杂性， 诗人在诗中表现生活态度过于“沉默” 和“隐忍”， 从而缺乏一个年轻人应有的对生命的热情、 战胜困难的意志、 对虚无的抗争。

　　此外， 2018 年《诗刊》 上半月刊“每月诗星” 推出泉子、陆辉艳、 王琪、 严彬、 罗铖、 臧海英、 赵亚东、 玉珍、 马嘶、 张巧慧10 位诗人的作品， 分别由刘波、 卢桢、 陈卫、 霍俊明、 向卫国、 吴辰、 刘凯健、 吴投文、 张立群、 赵思运10 位评论家结合他们的诗歌文本， 对他们诗歌的主题、 语言等方面进行讨论。

3. 诗歌译介的研究

频繁的国际间诗歌交流活动使诗歌持续升温回暖， 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 在构建世界文学的图景里， 开放性的跨语际、 跨文化诗歌交流和传播使诗歌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重获新生， 诗歌译介愈加散发出新活力。 2018 年， 诗歌译介的研究表现出持续的热力，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诗歌经典在国外的译介

耿强从副文本视角考察“16 至19 世纪古典汉诗英译” 产生的翻译话语， 认为汉诗英译最重要的不在于诗歌形式， 而是如何忠实传达中国人的情感。吴涛通过华兹生在中国典籍英译方面的主要成就来观照其文化翻译方法论特征， 指出其翻译方法具有“文学性” “中西诗学杂合”， 以及“汉学研究” 三个特征， 认为华兹生中国典籍英译的选材标准、 翻译策略、 读者接受和文化态度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 提供有益启示。黑宇宇、 曹韦再现《声声慢》 的古典韵味， 从遣词意象、 意境情思及音韵节奏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何冰和贡萨雷斯两个不同译本， 诠释中国古典诗歌西班牙语翻译中的审美蕴含。相关论文还有蒯佳和李嘉懿《从关联翻译理论看程抱一的诗歌翻译策略——以〈终南别业〉 为例》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8 年第5期)、 崔东丹《操控与重写： 庞德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剖析》 (宁波大学， 2018 年)、 唐晓伶《华兹生〈白居易诗选〉 译介策略研究》 (湖南大学， 2018 年)。

(2) 少数民族诗歌的翻译

努尔艾力·库尔班和姚新勇以尼米希依提《无尽的想念》为个案， 进行版本与翻译研究， 发现译本存在大量的删节、 “漏译” 和“误译” 的情况， 认为译者因主客观原因删节、 改造原文对美学效果、 信息含量， 乃至国家认同的功效产生影响。黄琰结合戴乃迭翻译的《阿诗玛》 版本， 分析英译版《阿诗玛》所展示的英国民谣诗歌传统风格， 认为这种翻译方法充分保留了原诗的民间诗歌风格和少数民族文化。陈一兰梳理仓央嘉措“情歌” 重要的藏文本和汉译本， 分析原诗的语言特色， 并以3首诗的不同译文为例， 说明“情歌” 汉译者在认识和选择原文本、 传达原诗语言特色、 再现原诗风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 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

《世界文学》 推出的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 薛舟译介的韩国诗人金惠顺(2018 年第1 期)、 杨子译介的美国桂冠诗人查尔斯·西密克(2018 年第2 期)、 欧阳昱译介的澳大利亚诗人莱斯·默里(2018 年第3 期)、 贺骥译介的德国诗人玛·路·卡施尼茨(2018 年第4 期)、 树才译介的法国诗人弗·雅姆(2018 年第5期)、 徐曼琳译介的俄罗斯诗人马克西姆·阿梅林(2018 年第6期)， 以及薛国庆翻译的中外诗人对话《在意义天际的对话——阿多尼斯和他的朋友们》 (2018 年第1 期)。 另外， “蓝色东欧”“巴别塔诗典系列” “俄耳甫斯诗译丛” 等值得关注， 代表性译本有《颠倒的天堂——立陶宛新生诗选》、 胡续东译《花与恶心： 安德拉德诗选》、 张博译《愤怒与神秘： 勒内·夏尔诗选》、曹洁然译《风景中的少年： 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 黄灿然译《致后代： 布莱希特诗》、 刘国鹏译《覆舟的愉悦： 翁加雷蒂诗选》。 王家新最新翻译的《没有英雄的叙事诗： 阿赫玛托娃诗选》 在出版后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关注。

(4) 诗歌翻译理论的构建

基于罗布茨基等人对曼德尔施塔姆诗作的翻译、 卞之琳等人的翻译实践， 王家新、 杨东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诗歌翻译中“声音” 的重要性， 指出仅仅追求与原作格律形式的“形似”所带来的问题， 提出以新的方式传达原诗的“声音”， 让翻译对象在汉语中重新获得呼吸， 更自由更深刻地传达出来自汉语世界的共鸣。文珊、 何高大考察闻一多译介十四行诗的诗学动机，结合具体案例， 分析他在翻译中对韵式、 建行、 诗学形象及节奏等诗学元素的处理方法， 认为闻一多“节奏就是格律” 的诗学观决定了他对格律形式， 尤其是节奏方面的处理方式， 他进行的十四行诗译介对构建中国新诗格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治国梳理少数民族活态史诗传播的媒介嬗变和翻译现状， 描绘活态史诗民译、 汉译和外译三种翻译类型， 口头相传、 文本书写和电子传媒三种传播类型谱系， 推导出活态史诗翻译的九种转换机制，认为构建民族志翻译模式和立体景观的数字翻译模式是活态史诗译本体现原诗语言诗性特点、 文化表征功能和口头表演特征的理想模式。

4. 网络诗歌批评理论建设与诗歌跨界研究

在网络越来越普及， 自媒体如博客、 微信和公众号等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诗歌创作、 传播和接受方式以及诗歌文本的存在样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大地突破了传统诗歌生存与发展的界限。 这种革命性的变化， 无不引起批评家们的高度重视， 因此与“网络诗歌” 相关的评论， 也逐渐丰富起来。 批评家们试图从互联网语境、 创作主体和诗歌文本等方面， 来探讨相关的概念、 理论和批评方法， 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网络诗歌批评理论。 蒋登科《微信时代： 新诗探索的得与失》 以诗歌传播方式为切入点， 分析微信时代诗歌传播中存在的种种现象， 认为诗歌传播方式的变化能够影响写作者的参与程度和诗歌本体的发展， 微信公众号只有推出优秀的作者和优秀的作品， 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活力。杜雪琴《互联网语境下的诗歌艺术变革》 将诗人成长和汉语诗歌的创作置于网络语境中， 列举在新时代语境中我们应关注的问题， 对正在到来的网络诗歌艺术变革充满了信心。赵卫峰《网络时代的诗歌制度或潜规则》 界定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诗歌制度的含义， 认为在网络传播环境之下， 更多的诗歌创作会清晰彰显当代中国的诗歌制度。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随着诗歌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与诗歌相关的跨界研究也渐渐形成为一种趋势， 新的诗歌理论即将生成和发展起来。 苏文健《人工智能(AI) 时代， 诗人何为?》 ( 《中国诗歌： 2018 年度诗歌理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版)、 凌逾《网络时代的图像诗创意》(中国诗歌网， 2018 年8 月20 日)， 以及《星星·诗歌理论》2018 年第1 期的三篇文章： 夏吟和曾子芙《自媒体诗歌的负面生态效应》、 孙慧峰《自媒体时代诗歌的读与写的问题》 和陈朴《自媒体时代诗歌传播的现实情况》 等文， 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

　　总的来说， 2018 年诗歌理论批评在探索中不断前行， 在回望中不断创新。 批评家们紧贴诗歌文本内容和文体风格， 紧跟时代发展的节奏， 着力追求更符合文本实际与时代新变的诗歌批评与诗歌理论体系。 然而， “万物皆有裂痕”， 本年度诗歌理论批评也不例外。 其“裂痕”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批评家们对诗歌文本研究远远多于对诗歌理论和诗歌历史方面的研究； 二是同一期刊物过于集中研究某一诗人及其作品， 例如， 对康若文琴的研究， 同一期刊物刊登的文章多达20 篇， 共计145 页。 限于篇幅， 笔者在此不一一展开论述， 唯愿批评家们齐心协力， 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生态的诗歌理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