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新世纪诗歌如何突破纯粹的修辞和技巧而达至思想高度， 成为了很多先锋诗人的创作瓶颈。 不少人能够顺利进入诗歌之门，但无法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提升自己的思想内涵， 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语言实验和情感发泄上， 没有一种追求深度表达的精神自觉。 这些困扰诗人的难题， 也曾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思考。 在我看来， 先锋诗人能否达到思想写作的境界， 更大的可能还取决于他的价值观， 这包括其文学眼光是否足够宽广， 其阅读是否在朝向某种精神纵深处拓展， 同时还取决于他在精准的语言表达中是否渗透了对这个时代的思索， 对自我主体意识的严肃探寻。 只有在面对这些问题时， 诗人下笔才会自然地延伸到思想性内容上， 介入现实， 留存记忆。 或许只有在保证语言创新的前提下， 思想性写作成为常态， 诗歌的整体性力量才会得以提升。

1. 我们的诗歌到底与什么相关?

先讲一个著名的故事： 诗人阿赫玛托娃当年写《安魂曲》，是因她每天守在监狱外面， 要探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 日复一日， 当有一天经历同样遭遇的一位妇女认出阿赫玛托娃， 并问她“你能就此说点什么吗” 时， 阿赫玛托娃“沉默了片刻”， 然后她似乎像没有回答， 又像说出了全部答案， “是的”， 她说， “我能”。 对此阿甘本分析说：

　　我常常自问， 阿赫玛托娃想要说些什么? 也许她拥有杰出的诗才， 也许她知道如何巧妙地驾驭语言， 也许她可以转译这如此残酷的经历， 而它是难以言喻的。 然而我认为不是这样。 她要说的不是这个。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 他或她必须说出这个“我能”， 而这个“我能” 指的不是任何的确定性或特定的能力，超越所有知识， 这个肯定除了指称直面着最为迫切经验的主体，什么也不意指——虽然不可逃避， 然而就在那里它被给予估量：潜能的经验。

　　阿赫玛托娃所说的“我能” 中包含着难言的精神能量， 她没有详细地道明其中缘由， 只是以更具肯定性的语气说出， 而那些未被说出的部分， 则蕴藏着巨大的“潜能”。 它可能在现实中被经验消解或磨平了， 也可能直接转化成了《安魂曲》。 那么，《安魂曲》 作为释放潜能的产物， 它经受的是一种由身体到精神的痛感， 最后必须化成文字。 文字形成了诗， 内心的焦虑就释放了吗? 因为记录下了这一切悲苦， 诗人是否就真能“安魂” 了呢? 大时代、 个体与事件， 共同构成了我们对诗歌理解的前提：诗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独立写作者， 他是否能为诗歌确立一种带有永恒之美的文学范式? 这既是语言天赋、 才华和修辞能力问题， 也是思想和立场问题。

　　因此， 在探讨诗歌的思想性问题之前，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和语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有诗人曾以诗的形式作答： “语言把我们引向人群， 我们再把自己引向语言。 /一个来回， 语言已不是语言， 我们已成为碎片。 /再一个来回， 语言以动词和名词覆盖我们。” (黄灿然《哀歌之五》 ) 在写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 这也是诗人如何能有效自处的根本。 对于诗人和语言之关系这一命题的追问， 可能还会引发另一个问题：诗歌到底又与什么相关? 它在我们人生的坐标系上处于何种位置? 有些人孜孜不倦地写诗， 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或情感发泄， 还是要有更高的精神诉求? 这正是很多诗人在写到一定程度和境界时的本质之问。

　　诗人沈苇对此有着自己的洞察， 他认为： “大诗人总在努力修复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 以‘在场’ 而非‘抽身’ 的方式获取滋养、 力量与气象。”真正有主体意识的诗人， 他不可能脱离现实和时代， 去凌空蹈虚地整合自己的诗歌理想国。 诗人并不是完全借助于虚构和幻想来解决语言困境， 他还需要保持对生活现场的敏感， 对事物本身的审视和内省， 对自我重复的反思和警惕， 这种意识会推动一个人免受外界的禁锢与干扰， 从而拓展自己的精神维度。 “池塘干涸/河道里鱼虾死绝/公路像一条巨蟒穿过稻田/印染厂、 电瓶厂、 化工厂/纷纷搬到了家门口∥镇政府圈走我们的地/两万元一亩， 不许讨价还价/转身， 以十二万元一亩/卖给各地来的污染企业/经济坐上了快车/餐桌上吃的多了些/所谓发展/就是挖掉我们的根/就是教人如何死得更快——/婶婶死于车祸/姑爹死于肺癌/儿时好友死于白血病/最小的表妹得了红斑狼疮……” 沈苇在痛彻心肺的罗列之后， 从现实追溯到了一种难言的乡愁， “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但我总得赞美一点什么吧/那就赞美一下/家里仅剩的三棵树： /一棵苦楝/一棵冬青/一棵香樟/三个披头散发的幸存者/三个与我抱头痛哭的病人!” (《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 ) 这是诗人笔下的现实， 他试图写出的真相， 其实已经转换成了一道“内心的景观”， 他不得不说出， 以唤醒自我麻木的灵魂。 可能在此方面，诗人与很多观察者有着同样的感受， 只不过他以“说出” 的方式共鸣于内在的良知。

　　当下先锋诗人所面临的困境， 还是一个既要介入时代， 又与其保持距离的关系问题， 怎样在中间把握好这个度， 就显得异常重要。 于坚认为， “这是精神衰败的时代， 也是写作的黄金时代”。 所以， 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反观和审视精神的底色， 应逐渐成为诗人们重新打捞的写作品质。 同沈苇一样， 雷平阳也曾写出《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 他并非刻意要去体验那种悲苦，其所书写的就是一种直觉的呈现， “站在村边的一个高台上/我想说， 我爱这个村庄/可我涨红了双颊，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而且我的父亲/和母亲， 也觉得我已是一个外人/像传说中的一种花， 长到一尺高/花朵像玫瑰， 长到三尺/花朵就成了猪脸， 催促它渐变的/绝不是脚下有情有义的泥土”。 家乡发生变化的不仅有自然之景， 更有亲情人伦， 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 而诉诸诗歌的表达， 则是更触及精神内核的选择。 当然， 在诗歌精神和美学选择的自由中， 诗人们要么融入到时代的大合唱里， 要么就彻底封闭自我， 幻想远方， 在“一个人的世界” 里作灵魂的私语。 这两种极端的方式， 都无法让诗人清晰地认清自我和他者， 而凭借颂歌与无聊的迎合来保持中立， 以求所谓的纯粹性， 很容易就会在四平八稳和无关痛痒中走向庸俗。

　　还有的诗人则近乎脱离于时代， 与社会保持绝缘状态， 只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构筑所谓的“语言大厦”， 美其名曰“语言炼金术”。 就像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言： “不管怎么说， 因为我们要求一个作家的真实和诚实， 我们将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道德失败而不是一个悲剧。 他们的命运揭示了世俗信仰如何耗费了一个作家的特殊禀赋， 最终是他整个性格。 它令他盲目， 使他远离现实。”事实正是如此， 现在很多诗人就在遭遇这样的现实， 世俗的磨砺让他失去了追求卓越的精神高度， 继而丧失了理想主义姿态。 其实， 一个写作者不向外界寻求资源， 以期对自我经验作最大程度的消化和转换， 这不失为一种立场。 然而， 这往往会导致自以为是， 唯我独尊， 缺乏一种开阔的容纳性。 那种视野的相对狭隘和自我陶醉的满足感， 总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出诗人的短视， 能让我们一眼就看透他对诗的理解是建立在何种美学基础之上， 一旦探索精神开始趋于匮乏， 任何创造最终都将是空中楼阁。

　　在信息传播如此快捷的当下， 文学的神圣性都将不再是秘密， 诗人带着羞耻精神来恪守理想、 维护尊严， 有时候越发显得悲壮， 这是时代带给这一群体的身份尴尬： 言说再有力量， 也不过是一个诗人罢了。 在很多人眼里， 这种可有可无的文字， 才称之为诗。 这不是人微言轻之理， 但也的确透出了诗人这一身份背后的无奈。 然而， 满眼所见， 皆是无力， 而我们全力俯仰所感受到的， 也是一种迎合式的犬儒、 乡愿。 确实需要有更多诗人站出来， 对逃避者的大合唱说“不”， 可躲藏和逃避依然占据了主流。 这才有了被各种意识形态绑架的文学， 并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两极： 要么严肃得铁板一块， 要么恶搞得娱乐至死。 诗歌到底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而诗人在所有以写作为精神生活的群体里又承担了怎样的责任?

　　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 诗性正义的言说都不再理直气壮， 因为很多诗人本身就是虚弱的， 那是身份的虚弱， 也是气场的虚弱， 自身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 一切都显得气短。 精神之根难以扎在这块仍然苦难重重的土地上， 而信仰和文学良知的丧失， 最终又让诗人们在崇高被消解后无法回到宁静的内心， 要么浑浑噩噩， 要么随波逐流， 连1980 年代先锋诗人的流亡心态都已不再，又何谈思想之力的重现与复兴? 但是， 我们回头来历数前代的经典时， 会发现他们正是那个时代的牵头羊和领路人。 “诗歌召唤我们过一种更高的生活/但低处的事物同样雄辩”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所以， 很多诗人从精神的远方， 又开始回到语言的现实， 关于思想性的言说， 却在很多诗人笔下像政治禁区一样，变得讳莫如深。 对于新诗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文体， 如果禁区太多， 冒险的色彩褪去， 美学上自然也就黯淡无光了。

　　诗歌到底与什么相关? 虽然很多诗人也是笔耕不辍， 靠惯性维持一种写的状态， 但未必都真正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诗人有时还是需要从纯粹的语言游戏中走出来， 进入一种开阔的精神境地， 探寻自己笔下的文字是否真正联于内心真实的感受， 是否与这个时代的现实相关。 汤养宗说： “一首诗歌是有贞操感的。”( 《与某诗人谈心》 ) 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尊严——诗意所要求的文本和诗人的尊严。 有些诗人是在用血和泪写作， 这对于严肃的文学来说并不夸张， 当他以文字通向内心的澄明时， 就已经将自己从单纯的语言游戏中解放出来， 逐渐走向思想之真的世界。

2. 通向有尊严的思考和写作之路

在对“诗意” 的建构中， 诗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为语言的想象， 他可以在语言上冒险， 调动各种感官，将词语和现实的矛盾张力发挥到极致， 而在思想表达上也不可丧失主动权。 因为有不少人规避思想的越界， 即在“诗性正义”上作自我阉割， 不自觉地趋于迎合与复制。 这也是很多人的写作里大量充斥官话与套话的原因， 让人看不出一种超拔的气势和真正的羞耻感。 人的尊严在这样的写作面前， 只会变得更低廉、 更虚幻。 “那种有尊严的诗歌， 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尺， 它除了趣味、 情怀和智慧之外， 还涵纳着一个民族的人格范式、 道义良知与社会理想。 它产生于一个时代的现实情境， 又在对于现实暗影的质疑和警惕中， 推动这个时代的文明进程。”这是追求尊严的诗人所拥有的终极目标， 它们的存在， 确能从一定程度上规训诗人的写作， 而不至于让其失去方向感。

　　在寻求本能书写的个人场域里， 各种修辞都可以自由地运用， 当毫无节制的过度书写成为一种潮流时， 要用理性来挽回诗意的场面， 将会变得困难。 有的人就是在快感的刺激下写作， 不吐不快， 这种状态可以理解， 但是， 仅仅满足于快感写作， 很容易陷入自恋， 而无法通向更高境界的想象与认知。 因此， 在写作中深入地思考， 就成为诗人们的常态， 否则， 懈怠和堕落将不可避免： 不是被权力和利益所奴役， 就是被自我内心所纠缠。 面对人生和时代的细节进行反思， 乃诗人启蒙心智的突破口， 以此为切入点， 找到衡量思想深浅的尺度， 并通达一种明朗和蕴藉， 这正是真诚者获得诗歌趣味的钥匙。 在此， 修养和觉悟是不可或缺的心性， 就看诗人怎样定位自己的身份。 而在责任和义务的辩证关系得以解决的前提下， 诗人们更需要保持警惕之心和批判的风度。 我在部分先锋诗人的作品里读到过叛逆性的狂欢文字， 揭开这一貌似粗野的表象， 内里所呈现的还是那不可多得的力量感。这不是诗人的高产所能带来的力量， 也不是驱除黑暗的光亮所能还原的自由， 它是在一种诗歌信仰里完成的自我改造。 少数诗人已经通过富有极致之美的抒写， 给予了自己一种文明的底气， 即便在表达上再粗犷、 用词上再无忌， 其文字中对恶的逼视， 对善的渴求， 仍然会越过那些隐秘法则， 从而迈向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阶段。

　　这种以时代为镜像的选择， 很大程度上源于诗人强大的内心， 惯常的路径走不通了， 如同鲁迅所言“走异路， 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这可能又是一场关于内心写作的新生和涅槃。 一个诗人的诗歌生活， 就是在这样一步步的游走中完成的， 从激情、 晦涩， 到克制、 明晰， 从愤怒、 张扬， 到宁静、 低调， 从对“大我” 无来由的认同， 到对“小我” 的真切关注，都可显出诗人思考的路径。 而放纵在这条路上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性情的诗人往往可能在愤怒中激活自身潜力， 然而， 仅仅依靠激情和愤怒， 写作要想走得更久远， 想必也是困难的。 冒险在一个诗人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但冒险必须要有度。 适度的冒险， 会给诗人带来持续性写作的动力，这个动力正是我们看清自我和世界之距离的参照。 一旦这个放纵冒险的尺度把握不好，就很难确保有天赋的年轻诗人能写出诸多“美” 的可能性。 “他们过分膨胀的善感性， 因此变成了一种麻木。”所以， 得体的、 适度的、 有方向感的“思想放纵”， 是诗歌审美和创作的基石， 这并非刻意的颓废之举， 而是一种敞开精神空间的语言冒险和思想探索。

　　一个诗人为自己划定方向， 并不是说要朝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倾其所能， 而是要在写作上为自己划定一个有历史感的伦理责任范围。 这种伦理是自觉的， 它可能反主流和反权威， 也可能是拒绝合唱的独行者， 它们打破了表象的光鲜， 而自觉地沉潜于契合终极价值的思考。 这样的低调者， 我们或许会赋予他一个焦躁时代“沉默英雄” 的称号， 然而， 当他以平常心和独立立场来对待诗歌写作时， 却在这样的社会里被视为不正常， 这是反智时代的文学现实。 很多交流皆满足于聒噪， 正常的、 平等的沟通被权力所瓦解， 真正的思想断裂在常识被抛弃的时代， 确实难再弥合。 “我们失去了和基本的人类尊严、 基本的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当社会遭遇如此现实， 这个时代的喧嚣和暴戾， 在我们稀松平常的经验里已变得麻木。 爱的伦理丧失了， 属于文学那部分里能让我们的情感得以持续共鸣的存在， 同样开始变得分裂；所有曾经打动我们的事物， 在功利面前都失去了感召力。 有些人带着无聊的辩护和诡异的反驳， 理直气壮地加入“恶” 的行列，他们不再隐喻化、 沉潜化， 而是公开地贩卖虚伪、 罪恶和谎言，成为甘愿受奴役的一群， 名为自我保护， 实则是平庸的帮闲。

　　因此， 回避现实或脱离时代， 都不是经典诗人的写作之道。一个诗人的内心拓展有多广阔的尺度， 其写作就会呈现出多自由的空间： 写作理想有多高， 这种理想追求所带来的挑战性就会让诗人怎样重塑一种诗性的品格。 一切都随着对自我要求的程度不同， 而最终创造出多元的文学风格和丰富的精神底色。 “我写诗， 是为了理解‘尊严’ 二字的真实含义， 为了理解这个世界的温情和残暴， 是为了破解古老的汉语秘密。”对于读者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宣言， 而对于诗人李南来说， 她以此重申了自己写作的目的， 这一目的也是她的权力。 对现实和语言的美学创造，是将诗歌在当下合法化的路径。 要承认个体创造的现实， 文本的景观化是经典的一种方式， 可要诗人理解“这个世界的温情和残暴”， 则是诗歌被召唤的力量。 在宿命性中不乏批判的审视，这也许是诗人寻求“尊严” 写作最大的政治， 他不需要预设什么宏大的理念， 只需在主体的实践中靠近内心的真相。

　　当现实遭遇内心的真相时， 很多对现实的批判之声其实是匮乏的， 不少诗人内心的失败可能恰恰源于对现实的迎合， 而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凝视， 也就成了美好的愿景。 但这并不是说愿景不能实现， 只是我们价值观的被改写就决定了与某种现实对抗的艰难。 而从时代回到自我时， 日常琐碎的经验无法构成诗在命运共同体上的展开之意， 对生命经验和困境的论证， 又成为了写作的精神自觉。 一旦越过激昂的赞歌， 在情感的节制和词语的隐忍里就会出示另外一种力量。 “失败的肉体冒着热气/人老了更易生出偏激的念头/继续把生活简化为欲望的搏斗并在搏斗中/举起白旗∥汗水中两个人躺在了一起/汗水中耳语/汗水中奋力抓到一块平地/灯光黑漆如发/说起年轻时， 这唏嘘竖一杆醒目的白旗∥疲倦依次展开/是生理的、 也是心理的∥好在我刚刚/学会了从枯枝和废墟中吮吸甘露/饮下床头这杯凉水/向自然的衰老致敬”( 《向自然的衰老致敬诗》 )， 这是诗人屈服于时间的“残暴”吗? 所有的细节都是向下的， 唯有“失败” 指向了在肉身之外的精神空虚， 而自然伦理所带来的不可阻挡的力量， 或许就是对“失败之身” 的安慰。 他必须接受自然的衰老， 这就是处于任何时代的自我的诗学政治， 也是那些被遮蔽的生活的参照。 要在诗中得真言， 真心当为前提。 想象并非真言的障碍， 或许还是真言的助推力量， 将其推向某一种超现实的诗意真言之境。 “诗借道语言作用于人世的万千努力中， 以徒劳为最美。 万千功用中， 以无用为最美。 这是美的尺度， 也是诗作为现象的最本质的东西。”陈先发以此回应了他对真相的理解， “徒劳” 和“无用”看似同构于“肉身的失败”， 其实它们在“消极” 的意义上正是诗歌的尊严所在， 这一精神范式映照出了诗在当下和未来的形象。

　　对于有些先锋诗人来说， 其诗歌写作已在现代性的参照中确立了某种方向感， 他的理性选择最终还是基于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美学立场。 他将人生和世界作为参照， 去书写更微观层面的人生， 其实也是对过去宏大叙事的反拨。 那些根源于悲剧性的情感捕捉， 总是可能溢出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 而带着审视和终极追问的写作， 最后指向的是对尊严的守护。 无论诗人是否出于消极自由的抵抗， 还是不得不面对不断袭来的虚无感， 他所拥有的诗歌写作姿态与立场， 在创造的意义上都是对自我的一种考验。 尤其是以及物性对接那些喧嚣的现实时， 我们所得到的更多还是虚幻的秩序， 这时觉醒的力量要求诗人出示历史感， 它是衡量一个诗人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准： 个体的创造所叠加起来的， 就是自我的救赎。 在这样一种时空转换里， 对历史和记忆的书写， 也就是对遗忘的反抗， 对时间流逝的真切记录。

3. 历史意识与精神归宿

在时间意识中， 诗歌的纪念碑树立起来了， 它构成了这个时代一道独特的景观。 因为相对复杂的当代经验， 诗歌所呈现的既不是纯粹观念性的图解， 也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抒情， 它变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散点美学透视。 当此多元时代， 我们也不是必须塑造一个至高的诗歌图腾， 诗歌存在本身在当下已经成为了最隐秘的“抗争力量”， 这验证了我们需要这一挽歌式的形式来对抗表象的繁荣。 因此， 诗人们在黑暗和苦涩里流连于内在的孤独， 可以看作是对尊严写作的应和。 鲜明的身份意识已经决定不了他们将出于何种目的来写诗， 信仰与宗教也可能就内化在了诗歌所构筑起来的命运中， 而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也有了主体性， 不管他书写的是叹息， 还是自我教育的幽闭， 都直接关联于他如何写出命运感和历史感。

　　在多数诗人那里， 人生的困惑和疑难时刻都会缠绕在对命运的抗争里， 如何将其转化为诗的经验， 则是更大的挑战。 诗人所遭遇的， 也是将经验放到诗艺的视界里， 让其充分历史化之后才会重获处于动态中的诗学传统。 因此， 向历史敞开经验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反叛， 它只是需要诗人们沉潜下来， 重新回到诗歌的内部， 以独立立场和美学建构现代性的语言体系， 以包容和含纳更多被排除在普遍性经验之外的异质元素。 那么， 这对诗人们提出的要求， 就是诗写到什么程度会是真正的境界和高度? 我觉得， 至少从修辞上来说， 不重复自己， 真正写到“每一句就有它的唯一性” (赵野语)， 方可达至不动声色的内敛之美。 而从历史意识的觉醒来说， 它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消解生命的激情， 另一方面， 又需要在节制激情中深入到历史内部的幽暗性， 赋予诗歌以怀疑精神和启蒙的力量。 “历史书上有很多空白之页/但目睹者， 以一声惨叫作答∥草地上的狗、 布娃娃和儿童/是从《动漫》 书中出来的/房间里和广场上都是雾霭重重/大地抛出死人的头盖骨∥那些年， 父母每晚都在集中开会/通过朗读社论统一思想/那些年， 没人离开洒满阳光的餐厅/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全国大串联， 全国山河一片红/以捍卫各自太阳的名义下的殊死搏斗/敏感的会被屏蔽的一些词语和名字/缓缓地渗入， 一个民族的内存或黑匣子∥整个国家犹如一台关掉的机器/但有的人发出梦呓般的哀鸣” (刘洁岷《听到什么想起什么》 )， 这是最为典型的有感而发之作， 以诗人诗题所言， “听到什么想起什么”，但他针对的是历史， 而历史是由现实的触动所引起。 当诗人调动记忆时， 他就是在追寻真相， 那苦难和幸福时光纠结在一起， 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而现在这种集体记忆进入诗歌成为一种美学， 它是否又形塑成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诗意? 这正是很多人所关注的“介入”， 它在批判诗学的意义上得以成立， 这种“拥抱” 历史和时代的写作， 并不是要刻意走向诗的反面。 诗对现实的重塑， 已经越过了那些单调的场景转换， 而直接触及了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写作正是诗人在内省与反思中的记忆释放， 它没有排斥美学的参与， 相反， 因现实感的增强， 可能会让诗歌本身更富有力量， 而非不及物的浪漫主义空想。 针对历史而言说的冲动，是更为理性的情感流露， 它的锋芒既在于词语内部所构成的张力， 又在于外部所达到的时代深度。 诗人对词语拥有绝对的权力吗? 在这个秘密中， 他所分享的是语言通往思想之路上的努力，且探索如何更新词语的外延与内涵。 诗歌写作最后通向的是思想性， 而其达到的也是现实感和历史感交融的精神高度。 “必须的拧紧。 有截断。 ∥必须有一声短促的惨叫当手指/还未离开琴键。∥美貌——必须终止。 /日出——必须结束。 ∥一团臭袜子/必须堵住山盟海誓。 ∥你用厄运祝福希望/你用屎尿灌溉爱情。 ∥你剥夺/你摧毁——/锻打出生命。” 蓝蓝的这首诗名为《拯救》，当这种宗教词汇出现在诗人笔下时， 它不是指向单个的词语， 而是直指诗人的生命本身。 这样的诗作在思维上极度跳跃， 几乎就是由一些脱口而出的词语所构成， 而词语本身的自足性就构成了明显的意图， 因此诗歌没有悬念， 没有拖沓， 一切都是那样迅捷， 如同人生追赶的场景。 或许就是这种表达上的干脆利落， 让诗歌显得富有力量， 同时也让诗意的生命透出它极富动态感的亮色。

　　彻悟与混沌在诗歌里如同一对难解的矛盾， 它无法构成明晰的层面， 因此， 诗到底是呈现还是感悟， 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我看到不少诗歌里有了大悟之后的淡然， 却更多透出悲苦的无奈。 这人生实难写尽， 它有太多无法言说的生命之欢与命运之痛， 如同里尔克在一首并不起眼的《橄榄园》 中所写： “毕竟就是这样。 这就是结果。 /如今我该走了， 我已经失明， /为什么你还要我不得不说/你活着， 当我再也找不到你本人。 ∥我再也找不到你。 在我身上找不到。 /在别人身上找不到。 在这石头身上也找不到。 /我再也找不到你。 我无依无靠。” 这一橄榄园有感，是对人生的彻悟吗? 可以说是， 但这彻悟里有着太多的困惑和疑难， 诗人无解， 因此他才会写出这思想和精神的冲突。 “毕竟就是这样。 这就是结果。” 诗歌开篇即点明结果， 无可挽回了， 认命吧! 但仍有不甘， 内心仍潜藏着隐隐的不服从命运安排之意。

　　人生阶段性的困惑， 又何尝不是诗歌之幸。 尤其是内心的冲撞对接了语言的维度后， 诗意在词语翻腾的内部逐渐向外呈现，在这个过程中， 诗人不仅需要经受伦理和道德的折磨， 而且还需在美学上保持一种纯正的趣味， 甚至还可能去挖掘更深的“深渊”。 在这方面， 诗歌有清晰之美， 也有混沌之美， 端赖于诗人写诗时的美学追求， 也联于读者在接受时的美学标准。 对诗意的求得， 既可在放纵里偶遇， 也可以在节制中靠近一种内敛之意。“云南的黄昏/我们并没谈起诗歌/夜晚也没交换所谓的苦难/两个女人/都不是母亲/我们谈论星空和康德/特蕾莎修女和心脏内科/谈论无神论者迷信的晚年/一些事物的美在于它的阴影/另一个角度： 没有孩子使我们得以完整。” 娜夜的这首《云南的黄昏》 看似一首清晰之诗， 其实有其内部的混沌。 她和另外一位女诗人的交谈， 在内容上是形而上的， 但谈论本身就是形而下的现实， 哲学、 医学、 宗教和信仰都成为思考的对象时， 如何返回自己的肉身? “一些事物的美在于它的阴影”， 似属点题之句，虽是下结论， 但那种混沌并非现实所能解释， 它涵盖不了更多的人生意外， 就像诗人所言， 没有孩子使一个女人得以完整。 这可能会引起多数人的反感， 我们普遍认为， 没有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 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没有孩子也可能让她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

　　诗意或许就是“另一个角度” 的意外显现， 它与我们的现实矛盾， 也可能有悖于某种伦理， 但它从属于对世界新的理解：没有什么是不可存在的。 一切皆有可能， 此时对于诗歌写作来说， 它就是真理。 李南说： “我只选择有诗意的生活元素， 反过来说， 是那些被我诗意化了的生活才能构成我的诗歌。 诗歌的气象和诗人的胸怀、 修养、 审美情趣， 对历史、 对现实的透视能力都有关， 而这一切都有诗人个体生活的印记。”虽然共存于一个时代， 但只有将个体置放到诗的情境中， 才会有更为独特的体验， 这种人生感受不同于符号化的普遍经验， 它包含着隐秘而个性的自由。 “人到中年， 需要掌灯， 读懂一本书的精髓/爱过的人， 他不肯轻易地说出这一切/只有爱着的人， 才离爱情最远”(李南《爱情是灯塔》 )， 每个人的内心都面临着一场自我审判，或者说，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尼采语)。 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妥协? 当所有的精神都纠结于生存时， 生存的好坏成了最大的筹码， 我们前行的路又在何方? 真正的历史意识， 也一定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 它可能不完全通过文字本身体现出来， 但诗人在写作中所内化的“哲学”， 需要被这样一层隐秘的意味所浸染。 诗歌历史意识的基本逻辑在于诗人接通过去与未来的脉络，这需要相对清晰的把握， 而非在“大处清晰， 小处混沌” 里变得更加混乱。 在这样一种现实里， 诗人对历史意识的诠释， 最终还是基于某种美学和精神的归宿， 这种精神归宿在美学上指向了当下性， 而对现实的超越， 最后落脚在对未来的发现。

　　我们对诗意的强调， 更多时候其实是溢出现实之外的那种飘浮， 而回到当下状态时， 诗歌的深化又变得艰难。 这一悖论可能就包含着诗的创造， 它必须借助抵抗的力量重新回到对现代性诗意的守护和确立之中。 “一些诗人常常将诗歌视为其精神的定居之地， 殊不知优异的诗歌中即使是安然明亮、 潇洒出尘的境界，也必须在深处运行着诗人在自由意志与自我反讽间的深层背景”， 诗歌作为主观意志的产物， 它是“随人赋形” 的， 我们如何去还原那些“深层背景”， 则是开放诗学的最高意义。 虽然诗的创造必须对接人的觉醒， 但诗歌本身也应是有生命的， 它是诗人灵魂出窍的产物。 因此， 它依附于诗人的肉身存在而有了精神的张扬。 是什么在维系着一首诗的诗意延伸? 就是诗歌背后的现实——这既是语言的现实， 也是诗人所承担的思想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