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

　　1990 年代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文化转向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震荡， 同时导致了各种文化资源的分化与重组。 人们如此描述进入1990 年代后的诗歌写作： “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 许多作品失效了”，于是在“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

　　新诗研究同样如此： 在社会文化环境出现迁移的情形下，1980 年代确立的某些研究观念和范式， 进入1990 年代后逐渐丧失了强大的话语优势， 其历史势能有被耗尽之虞。 对于1990 年代以降的新诗研究而言， “边缘化” 似乎成了其难以挽回的命运趋势； 这不仅是就新诗研究在社会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处境， 而且也是就其在整个中文学科中的位置来说的。 不过， 另一方面，“边缘” 的位置也许恰好为新诗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便于它进行某种蓄积、 调整和转变， 使自己的新的阶段同前一阶段区别开来。

1. 1980 年代余绪： 现代主义研究

进入1990 年代以后， 诗歌创作连同关于诗歌的研究， 在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果说， 诗歌在1980年代很大程度上参与了那个年代文化氛围的营造(那些充满激情的书写与当时的理想主义文化氛围和审美主义文化观念是合拍的)， 甚至一度处于社会文化瞩目的“中心”， 那么在1990 年代的历史语境中， 诗歌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若即若离， 直至全然退出后者关注的“视野”， 诗歌一度受到“追捧” 的“热闹” 场面一去不返， 其所谓“中心” 位置也渐渐被其他文化力量(如影像) 所取代。 与此同时， 商业主义、 大众文化的消解和激发， 也极大重塑了诗歌的形态和总体面貌。这样的状况深刻地影响了新诗研究的取向， 后者被迫(或主动) 进行转型。

　　新诗研究在1990 年代所显示的最大转型， 也许是研究者历史观的改变。 在1980 年代的理想主义的思想氛围和诗学情境中，出于对政治化因素干扰的激烈反拨， 追问历史“真实”、 探寻诗歌“本体”， 成为新诗研究的主要目标。 同时， 伴随着1980 年代以来的“语言学转向”， 此际的新诗研究沾染了浓厚的“自律” 色彩和审美主义气息。 在这些研究姿势背后， 隐含着一个牢固的历史观念： 新诗的历史是有着连续的延伸脉络、 朝向进化之路迈进的历史。 正是在如此观念的指引下， 一些曾经遭受压抑的诗歌潮流(流派) 和母题被释放出来，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梳理和辨析。

　　值得注意的是， 与1980 年代诗歌的文化英雄姿态和精英意识相适应， 当时的新诗研究一个明显的趋向是批评甚于学术建构。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1980 年代诗学已经表现出强烈的“语言学转向” (从所谓“诗到语言为止” 等提法可见一斑)， 但有关新诗语言的真正探讨， 要在1990 年代以后的研究中才得到体现，而体系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论著， 也均出版于远离1980 年代诗学“氛围” 的1990 年代中期以后，如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张同道《探险的风旗： 论20 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 (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 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 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版)、 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等。这种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上述各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既体现了1980 年代重视“本体” 研究、 具有审美主义特征的氛围的延续， 又构成了1990 年代新诗研究中势力强劲的景观， 带动了新诗其他方面研究。 以至于有论者总结说： “以流派为基础， 以现代主义诗潮为中心， 以传统与现代融合为理想， 集中于审美、 观念层面的研究， 已经成为新诗研究一个主要‘范式’。”这番总结堪称准确， 其中不乏对新诗研究寻求突破的隐忧。

　　可以看到， 构筑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历史的完整的叙述框架，是这些论著孜孜以求的目的， 不过它们各有侧重点。 例如， 孙玉石试图通过重新阐释由朱自清、 李健吾等人创立的“现代解诗学”， 将后者申述为一个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使之成为兼具问题深度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 来完成他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史论建构； 由此， 他站在鲜明的“本体” 论立场上， 提出了以“融合论” 创建“东方现代诗” 的构想：

　　所谓融合点， 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诗歌在美学范畴对话中呈现的相类似的审美坐标， 也就是相互认同的嫁接点。在现代诗中这种寻求表现得最突出的是： 意象的营造， 含蓄与暗示的沟通， 意境与“戏剧性处境” 的尝试。

　　事实上， 寻求中西文化“融合” 与诗学“会通”， 也是其他大多数现代主义诗歌史著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成为众多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情结。此外， 强调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现实指向、 本土特征及其“中国性”， 也是这些研究的趋同之处。

　　相较之下， 王泽龙的论著更愿意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抽取几个关键节点， 将中西融合的思路转化为剖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问题” 意识： “注重精神世界探索与突出心灵体验的内心化倾向” “意象体系的现代化” “结构的无序化与语言的陌生化”。而王毅的论著在构架的个人化努力方面更进一步， 该书“没有勾勒‘现代’ 的进化线索， 也无意设定中西融合的终极理想， 而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切入， 带着鲜明的理论‘先见’ 进入历史， 在价值信仰缺失的层面， 对不同时期现代诗歌的特点、 内在差异及具体文本做出深入解读”，其散点透视的论述方法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无疑是1990 年代新诗研究中的强势话语， 但它的理论依据植根于1980 年代的文化情境中。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虽然有人在谈到这一“以‘现代主义’ 为核心原则的经典性叙述” —— “经徐志摩、 闻一多等‘新月’ 诸子之手， 现代诗已日渐由‘五四’ 的歧路， 回归艺术的正途； 而戴望舒、 卞之琳……折中于古今中外之间， 斟酌损益， 更已确立中国现代诗的特有面目， 并终于在四十年代广泛的国际交流中迎来‘西南联大诗歌’ 的高潮……”——时不无揶揄的语气， 却也道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正遭遇的某种困境。 正如有论者指出， 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谈论因与“现实” “传统” “民族” 的联系， 而“得以容身于八十年代的文化、 权力秩序中”，“它的活力和有效性， 也依托于八十年代特殊的‘抗辩’ 结构，鲜明体现了当时的历史逻辑”， 但是， 随着历史语境的迁变和“抗辩” 结构的消失， 有关的谈论则逐渐“沉积为一系列教科书里的常识”。或许， 在经过了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掘、整理和强化后， 如下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 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 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

　　尽管以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为代表的新诗研究， 在1990 年代后社会文化趋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 日益显出语境错位和内在潜能缺失的不足， 但毫无疑问， 它曾经在抵制(对政治化的排斥)与收束(回到诗歌本体) 的双向运动下形成的诗学自律观念，以及围绕语言(形式) 进行的理论探索， 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这， 是不容抹煞的。

2. 变动中的新诗史写作

上述有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叙述， 占据了1990 年代新诗研究中另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新诗史写作——的很大份额。 而1990 年代正是新诗史写作的勃兴期， 新诗史著的数量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年代。随着1980 年代整体历史观的趋于破碎，1990 年代以后的新诗史写作呈现出多重的样态。 不过， 一直到1990 年代后期， 那种带有理想化色彩的递进、 整合的新诗史观和结构方式， 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于新诗史著中。

　　众所周知， 一部新诗史著总是包含了一定的“新诗” 观念。所谓“新诗” 观念， 就是指新诗历史的书写者如何看待新诗寻求“身份认同” (identity) 的过程， 把新诗对于“新” 的探索纳入什么样的评价体系， 其间无疑充满了书写者关于新诗的想象。观念和话语， 实际上构成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它们共同决定着新诗史著的材料选取、 结构方式、 分期依据乃至行文笔调等叙述要素。 正如洪子诚指出： “ ‘历史’ 的重建并非是各种复杂、 矛盾因素的陈列， 在这一‘重建’ 中， 如何确立‘选择’ 与‘评价’ 的位置， 来显现叙述者在受意识到历史的拘囿和束缚时对于可能性的思考和争取?”

　　应该说， 经过整个1990 年代的累积和调整， 新诗史写作在新世纪伊始方显出一些新的气象。 倘若比照一下从1990 年代初期(仍受到1980 年代观念的强烈熏染) 到2000 年以后的新诗史著， 便会发现其间的变化其实非常明显。

　　首先， 原先看待新诗历史的“线性” 思维， 逐渐被一种问题式的、 力图呈现新诗发展之交错情景的新诗史观和结构方式所取代。 例如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就为新诗史的构建提供了某种新鲜的史识， 这便是作者在该著的导言里所表述的：“不是要‘锁定’ 历史， 把‘尝试’ 的文本正典化， 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 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 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 梳理凝聚的素质， 反思存在的问题， 呼唤艺术的自觉”； 作者还认为， “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 不如从基本的问题出发， 回到‘尝试’ 的过程， 梳理它与现代语境、 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 解开了以往新诗史著过于看重厘定“座次” 的扭结， 将研究者思索的触角探入到新诗在驳杂的现代性语境中不断寻求突破的过程本身， 从而能够获得较多的新见和发现。

　　其次， 在新诗史写作中引入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重视新诗发展同历史因素的复杂联系。 比如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开宗明义地提出： “如果把当代诗歌史同时也看作一部形象生动的当代思想文化史， 似乎更能给人以某种启示”； “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 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 就不能说真正‘进入’ 了当代文学； 如果忽略了对各种文艺运动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识， 很难说能够透彻了解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题材、 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 以及它的历史发展面貌”。作者认为， “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概况的描述， 需要有一个审视政治背景、 经济状况的开阔眼光， 需要辨析文艺与政治、 诗人与社会风气、 当代诗与外来影响、 作者心态与读者伦理观念等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认识， 《中国当代诗歌史》 将探询的笔触指向了当代诗歌生成和发展的复杂性， 其论述重点是当代社会进程的某些关键“环节”， 以及诗歌在这些“环节” 的过滤、 转述之中所发生的变形。

　　再次， 对以往新诗历史叙述中的“诗意” 标准及其所蕴涵的整一的、 理想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颠覆， 重新辨析新诗历史的“非诗意” 部分。 在这方面， 洪子诚、 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 (修订版) 具有某种典范意义： 其一， 该著着眼于新诗的当代转折， 譬如1940 年代新诗的多样化艺术风格、 多种“现代化” “方案”， 如何在1950 年代关于“新诗发展道路” 的论争和选择中趋于单一； 当代诗歌的秩序的确立和新诗“当代形态”的塑造， 是如何借助于对“五四” 以来新诗的“历史清理” 和诗歌“经典” 的选定来完成的； 不同区域的诗人怎样依照一定的“标准” 或“规范” 被分隔、 改造和整合， 从而获得不同的评价、 身份与遭际(写作权利、 风格的变化) 等等。 这种对当代转折的考察， 尤其包括新诗的某些“传统” 如何在当代经过曲折的变异后， 以形形色色的变体得以“延伸” 和“极致化”，渗透到诗人的诗学理念和写作实践中而成为他们的“政治无意识”。

　　其二， 该著十分重视当代诗歌的“生成” 机制。 从该著对诸如“ ‘经典’ 的选定和确立” “新诗道路的选择” “诗人的类型” “诗歌的形态” 以及“发表方式” “阅读方式” 等命题的论述， 不难看出作者对当代诗歌“生产” 过程和“生成” 环节的浓厚兴趣。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制约当代诗歌“生成” 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不仅指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外部” 环境，而且更指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诗歌的内部机制和秩序本身。 该著探讨了制度性因素如何显在或潜在地规约了当代诗歌的形态和进程。

　　其三， 该著并不是一部简单地为当代诗歌作辩护的史著(虽然当代诗歌乃至新诗的生存“合法性” 一直遭受质疑)， 其立意也不在于昭示当代诗歌发展的某些“规律”； 它更多地以对当代诗歌“生成” 氛围与场景的呈现， 让人触摸到历史的盘根错节的肌理， 同时得以窥见当代社会文化斑驳图景的某些侧面。这种力求还原社会生活、 历史场景的原始生态以及诗歌在其间的境遇， 借此消除以往历史叙述中过多独断论的做法， 体现的正是一种类似于福柯(M. Foucault) “知识考古学” 的观念， 对于新诗史写作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因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是对新诗历史的“非诗意” 部分(如1950—1970 年代诗歌) 采取严厉的贬斥态度， 甚至试图在叙述中抹去它们的存在。可以说， 在这部新诗史著之后， 人们很难用一种永恒的“诗意”标准， 期待、 衡量、 叙述和总结新诗历史了。

　　正是在具有问题意识的诗歌史观念的推动下， 在1990 年代中后期， 已有大量对1990 年代诗歌进行梳理和辨析的论著和文章， 如程光炜的《九十年代诗歌： 另一意义的命名》 等系列论文、 唐晓渡的《九十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 吴思敬的《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 萧开愚的《九十年代诗歌： 抱负、 特征和资料》 等， 使得“九十年代诗歌” 本身成为一个议题， 虽然其中包含了较多争议。 围绕“九十年代诗歌” 这一议题， 还引发了关于“叙事” “口语” “个人化” “历史化” “中国性” 等话题的讨论。

　　此外， 近些年还出现了数种特殊的诗歌史， 如刘福春《新诗纪事》 (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 》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等。 之所以说这类诗歌史“特殊”， 主要是因为它们采用了“编年史” 形式， 表面上只是一些史料的展示， 实则有效地呈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新诗纪事》 “说明” 称： “资料取舍的原则是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有新的发现， 尽可能地展现当时的历史的风貌和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 勾划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 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这同时也表明， 那种“评价” 式的、 目的论的新诗史写作越来越遭到摈弃， 对历史“细节” 和史料本身的看重， 正成为人们努力的一个趋向。

3. 范式的转换： 从批评到学术

倘若说， 1980 年代新诗研究出于“拨乱反正” 的需要， 实现的是为某种诗歌形态辩护的历史任务， 因而批评的声音胜过建构的举动(由此涌现了谢冕、 孙绍振、 吴思敬、 蓝棣之等老一代批评家， 以及耿占春、 唐晓渡、 陈超、 程光炜、 王光明、 陈仲义、 徐敬亚、 孙基林、 邹建军、 张清华等中青年批评家) 的话，那么到了1990 年代， 当种种鲜为人知的诗潮流派、 极端的诗歌实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常识”， 与时代整体氛围的变迁——1980 年代激情主义的消散——相关， 新诗研究中充满锐气的批评也逐渐让位于内敛稳健的学术探讨。 不过， 具有严格规范的学术是一把双刃剑， 使得步入正常的学术轨道的新诗研究面临着双重的难题： 是恪守某种僵化的程式， 以认同的姿态构筑一种关于新诗历史与现象的连续性过程， 还是对既有的知识化描述保持足够警惕， 通过重新追溯、 还原和辨析来呈现新诗发展的错杂图景?

　　无论如何，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所提出的“不是要‘锁定’ 历史”， “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 其“问题”式的思路会给研究者带来启示。 从“问题” 出发切入新诗的历史和现象的做法， 多少透露了新诗研究观念和范式即将发生变化的一些消息。 近些年出现的对新诗与文化(如宗教文化、 都市文化、 出版文化) 关系的探讨， 从历史语境、 修辞策略、 个体心理等方面对新诗文本的解读， 虽然是尚待进一步开掘的议题，但已显出可喜的苗头。人们意识到， 如何在现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 提取新的提问角度和拓展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将成为新诗研究获得更大活力的关键所在。

　　例如， 在目前众多讨论新诗“发生” “起源” 的著述中， 姜涛《“新诗集” 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可谓别具一格。 该著通过对早期“新诗集” 的出版、 传播、编撰、 自我定位、 接受和历史评价等诸多环节的考察， 来探讨“新诗的发生与成立” 这一命题的社会文化内涵。 作者在描述早期“新诗集” 的出版、 流布和阅读状态的基础上， 讨论了新诗“发生空间” 的建立， 以及对这一空间“自足性” 追寻过程中的读者群召唤、 诗坛分化、 阅读程式的塑造等活动。 该著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正如温儒敏在为该著所作的序中指出： 它“绕开那种从观念到观念、 从文本到文本的套路，除了对新诗的历史与审美的研究， 又特别引入所谓‘文学经验研究’ 的讨论” 以及“许多文学社会学的因素”， 以此“对以往所获得有关新诗发生‘常识性’ 历史想象提出质询……这种质询不但丰富了对现代文学产生历史过程复杂性的认识， 也可能会启发我们反思以往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 开启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和新的思路”。

　　的确， 《“新诗集” 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所体现的其实是新诗史写作观念和方法的更新。 在以往一些研究者那里， 新诗历史是线性的思潮或文体的更迭史， 总是按照一条既定的路径行进着， 某一截也许会被定格和压缩， 从中抽绎出一种诗学走向、 一种理念或规则(如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或象征主义)； 与此相呼应， 一些命题被抽象化， 成为不证自明的新诗属性的一部分， 如抒情与叙事、 自由与格律、 古典与现代等等， 这些命题在新诗中的复杂来源和延续路径却未被顾及。 《“新诗集” 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在呈现新诗“发生” 的历史现场时， “引入一些对外部环节的讨论， 譬如发表、 出版、 读者阅读、 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 这样， 其“研究的客体不仅包括文本本身， 而且包括文学体系中文学活动的角色， 即文本的生产、 销售、 接受和处理”。这一扩展不仅将新诗研究从一般“内部研究” 转向了“外部研究”， 而且颠覆了习见的有关新诗演进——开端、 奠基、裂变、 反叛、 深化、 高潮等——的想象性描述。 在范式转换的基础上， 某些针对新诗历史和现象提出的命题、 作出的印象式评判或结论， 均需要重新审理。

　　在各种关于新诗的评判中， 最具蛊惑力的论断莫过于： 新诗“天然” 地比古典诗歌低劣， 这是因为它未能“继承” 古典诗歌而导致诗意流失和成就下滑； 对西方资源的误读和过分依赖， 造成新诗本土资源的匮乏， 以至堕入“非中国性” 甚至被“殖民化” 的绝境——因此， 新诗必须经过古典诗学的滋养才能够实现对西方诗学资源的成功“转化”， 否则就会“食洋不化”。 有关这一论题的辨析，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和金丝燕《文化接受与文化过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很见学术功力。 前者在详细厘定新诗的“物态化” 特征和各种历史形态与传统文化、诗学联系的基础上， 指出古典诗歌不只是皮相地作用于新诗， 而是潜在地制约了新诗本文的深层结构。 该著进入新诗内在的“本文结构”， 就两方面(文法追求和音韵特色) 剖析了新诗与旧诗的关联。 后者不仅以大量详实的材料梳理了中、 法“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是以何种方式、 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交流或变形” 的历史情形， 而且通过对诗人作品的个案分析， 考察了中国新诗人如何受法国象征派的促动， 对后者进行了从诗体、 主题、 情调、 语汇到音步、 跨行、 抛词法等技巧的借鉴和挪用， 这种个案分析， 采用的是由诗的“表皮” 而深入“骨骼” 的剖解法， 堪称精彩和别致。

　　而诗人郑敏在其名文《世纪末的回顾： 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 《文学评论》 1993 年第3 期) 中， 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上述对立推向了极端。 她的论述在海内外研究界激起了不少回应， 譬如臧棣就反问： “为什么我们总能在对新诗进行总体评价的时候感觉到古典诗歌及其审美传统的阴影? 或者说， 用范式意义上的古典诗歌来衡估新诗， 其学理依据何在?” 他进而提出：

　　中国新诗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 并非是一个是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 而是由于现代性的介入、 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发展趋向、 多元文化的渗透、 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在传统之外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新的审美空间。 所以，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 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 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 “现代性” 维度的提出， 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 新诗的评价等问题。 毋宁说， 其意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思路的调整， 同时也提醒研究者要在研究中不断寻求超越， 跳出随时可能陷入的思维板结状态， 最大限度地开拓自己的研究空间。

4. 新的议题与新的可能

1999 年4 月16—18 日， “世纪之交： 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 在北京郊区的盘峰宾馆举行， 这次召开于1990 年代末期和世纪末的会议， 对中国当代诗歌进行回顾与展望的意图是明显的。 在那次研讨会上， 后来被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 的两派诗人、 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随后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围绕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这场被认为是争夺“话语权”、 重建诗歌秩序的论争， 其背后隐含着1980—1990 年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问题， 表明这二十年间一直存在的诗学分野趋于公开化， 曾经有过的诗学共识已不复存在， 共享诗歌秩序也不再可能， 尽管论争之后诗人和研究者们分享着一个越来越单一、 平面化(而非多样化) 的社会现实和诗歌现实。

　　所谓“盘峰论争”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分水岭， 标志着1990年代诗学探索的结束和新的诗歌时代的开启。 可以看到， 进入新世纪以后， 诗歌界的分化日益严重： 一面是那些严肃的诗歌遭到了冷落或嘲弄， 一面是种种诗歌事件、 活动激起了喝彩或口水，纷纭喧哗的事件、 频繁的活动掩盖了真正的诗学探索。 如果说“盘峰论争” 前诗歌发展的线索、 路径大致还是相对明晰的， 不同的诗学立场、 取向、 风格等等不难辨别， 那么在此之后， 所有的诗歌场景开始趋于暧昧、 模糊不清， 一切既定的准则都已失效， 诗学立场及分歧变得含混、 隐蔽， 看不清诗学的焦点、 支点和前景， 各种欲念、 诉求、 声音在相互渗透、 难分彼此。 在此情形下， 谈论诗歌面临着异乎寻常的困难， 甚至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

　　此际的新诗研究相较于1990 年代的新诗研究， 虽说并未发生重大的飞跃和根本性转变， 却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留意和梳理的新趋向。 比如， 随着中国社会文化更为急剧的变化， 以及诗歌在社会文化中位置的进一步变迁和“边缘化”， 一种蓦然高涨的抵制诗歌“技术主义”、 要求诗歌关注当下现实的呼声， 和一种“为诗辩护”、 维护诗歌“特殊性” 与独立性的表述的冲突形成了。 这一冲突构成了新世纪新诗评论的一条重要议题性线索。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 这一延续了传统写实主义观念与先锋文学之对垒格局的冲突， 加入了不少看似新鲜的元素和议题， 如“底层写作” “打工诗歌” 及“草根性” “新乡土” 等。 这引发了关于诗歌与伦理或诗歌自身伦理的讨论， 其间涉及诗歌与社会、 历史、 现实、 政治等新老话题， 进而引起了将新诗研究朝向一种综合研究的倡导和期待。

　　关于“底层写作” 的倡导自有其社会的和诗学的来由。 不过， 在一种激昂的写实呼声中， 值得珍视的是另一种看待诗歌与现实、 诗歌“底层” 化倾向的视角： “作为诗歌， 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 它首先还应该是诗。 也就是说， 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 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 去言说世界。 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 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 的回潮。 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 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 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 在心中潜沉、 发酵， 通过炼意、 取象、 结构、 完形等一系列环节， 调动一切艺术手段， 用美的规律去造型， 达到美与善的高度协调与统一。 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这种辩证的富于反思性的论断， 也许更能够彰显处于复杂历史语境中的诗歌的职责。

　　与那些强调诗歌之伦理担当的呼吁形成对照的是， 一些论者秉持着布罗茨基的“美学是伦理学之母” 的观点， 更加重视诗歌自身的“伦理”： “当现实或苦难呼唤自己的形式， 呼唤对自己进行命名与言说时， 他要遵循的仍然也只能是诗歌自身的伦理法则， 一种审美的角度。”也有论者关注“诗歌与伦理的诠释关系”， 或者如一行在其《新诗与伦理： 对三种理解模式的考察》 一文中所做的那样， 通过学理性地考察三种理解模式(分别突出“诗是感通” 的共同体伦理、 “诗是批判” 的知识分子道德和“诗是认识” 的认知主义伦理) 的历史起源、 基本内涵和蜕变形态， 同时指明这三种模式各自的有效性范围及其限度， 提出以对“理解的精神” 的阐发而将这三种模式所追求的善贯通，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 基于诗歌内在本性的伦理原则。按照这一理路， 有关诗歌与历史、 诗歌与社会乃至诗歌与政治等议题， 就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在这些方面， 陈超的《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 》 (《文艺研究》 2006 年第3 期)、 张大为的《当下诗歌： 文化意识与文化政治》 ( 《山花》 2009 年第15 期)、 张伟栋的《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 问题》 ( 《江汉学术》 2015年第1 期)、 王东东的《1940 年代的诗歌与民主》 (北京大学2014 年博士论文) 等， 对上述议题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究， 某种拓展研究视域的企盼即蕴含于如下追问中：

　　在新的世纪， 我们的诗歌写作如何在获得自由轻松的同时，保持住它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感? 如何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又不输掉精神品位? 如何既置身于当下世俗的“生活流” 中，又不至于琐屑低伏地“流” 下去? 如何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 能恰当地容留先锋艺术更开阔的批判向度、 超越精神和审美的高傲? 如何最终实现诗歌话语和精英知识界整体的话语实践之间彼此的应和、 对话或协同?

　　这无疑是一种“当代性” 视域的凸显， 势必促成对新诗研究本身从论题到方法的整体性反思， 使之在寻求活力中走向开阔： “保持着‘写作’ 与‘研究’ 的话语张力， ‘感受’ 与‘认知’ 之间的非确定性的平衡， 创造出‘批评文体’ 的修辞探索与学术规则之间对抗性的活力， 即使在较少受到关注的情形下，这或许仍然是当代诗歌批评最富有魅力的事情。”

　　毋庸讳言， 当前的新诗研究与诗歌创作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创造力和诗人人格衰弱之际， 诗歌(以及研究) 的文化活力和创造力也呈现出逐渐衰退的趋势， 诗歌(以及研究) 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日趋松散， 诗歌(以及研究)对社会文化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也渐渐丧失， 诗歌(以及研究)的格局、 空间趋于萎缩和窄小。 近年来， 一些新诗研究者开始了重新清理的工作， 如重返历史现场、 重缕理论概念、 重拾文本分析、 重提本体研究等等。 不过， 重返历史现场， 不是要还原一个静态的所谓客观的过去场景， 而是寻索可能被忽略的历史细节；重缕理论概念， 不是简单地弄清某个概念的来龙去脉， 而是以“考古学” 的态度重新辨析概念生成的深层源头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错杂关联； 重拾文本分析， 不是止步于它的自律性和自足性， 而是要留意历史氛围、 制度策略、 文化心理等 “外部因素”， 渗入到新诗文本的复杂印迹及其对新诗文本样态与体式之形成过程的塑造和影响； 重返本体研究， 不是重新回到某个局部或总体的本体观念， 而是要重新找到本体研究得以生根的语境及二者的新的紧张关系。

　　诚如洪子诚指出： “ ‘边缘’ 并不完全是有关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 对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和认识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的诗人来说， ‘边缘’ 是需要身心(包括语言) 的‘抵抗’ 才能实现的位置， 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这也正是新诗研究者应该具有的意识。 无疑， 对于未来的新诗研究而言， 上述论断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