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周老先生相识是在1970年的春天，那年他爱人陈力老师新任我们南浔中学2连四排班主任。陈老师为人和蔼，婚后一直没有生育，直到四十多岁才生了周康这个宝贝女儿，所以她特别喜欢孩子。同学们有事没事都爱往她的宿舍跑。于是作为排长的我，能经常在陈老师的宿舍里见到身穿军装的老周伯伯。
老周伯伯当时约五十来岁，从部队“离休”后，在南浔镇革会协助工作。（当时离休的含义是离职休养的意思和现在的离休干部是两个概念）他身材高大，浓眉方脸，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多须的他，饱满的下颚上，通常都是刮得青兮兮的。他言语不多，但对我们这些毛孩子却十分热情，在我们的眼里他是位慈祥的长者。后听何霖生先生说：他毕业于教会大学，英文好得不得了。何先生常有英语上的问题求教周老先生，但苦于不熟，于是我就常陪他去见老周伯伯。
1980年，陈力老师退休了，老周伯伯受聘于杭州大学经济系任教，一家子都搬到了杭州。后来听说，我省好多涉外法律文件都出于老周伯伯之手。我在这年的10月去了长兴，于是彼此就失去了联系。
这一晃就到了1993年，那年国庆由我召集了全班的同学会。当时我模仿66届高三同学会通讯录的样子，请陈力老师在扉页上题词。结果题词是老周伯伯代笔的：
二十余载前弦诵一堂，今朝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在各自岗位上。愿同学们鹏程万里！为二连四排同学会成立致贺。
陈力1993年9月1日
因老周伯伯用了“弦诵”这个典故，我不解其意就打电话请教了这位老先生。老周伯伯告诉我“弦诵”是指弦唱诵读，在这里是共同学习之意。看！老周伯伯是多么的谦虚，谦虚得使我们做晚辈的受不了。
2000年10月我去杭州参加全国执业药师考试。考试结束后，我给陈老师打了电话。陈老师听说我到了杭州高兴极了。她说她家离我入住的省党校不远，一定要老周伯伯过来接我，我再三推辞都没有用。过了不久，老周伯伯骑着自行车过来了。那时的他，红光满面身体蛮硬朗的。
当时老周伯伯夫妇住在文三路三楼的一个小套，没有车库，自行车要搬上搬下很不方便。那天，他老人家心情很好，亲自系了围裙，掌勺炒菜，还陪我喝了几杯酒。当时陈老师正骨折在床，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还要为我买、汰、烧，我真后悔给他们打电话了。可老周伯伯却说，今天你来我高兴，劲道就来了。陈老师告诉我，其实他们平时生活很简单，以素食为主。当时老周伯伯已患上了眼疾，记得好像是视网膜剥离。但他却接受了一个异常艰苦而繁重的任务：挑起了我国第一部英美法词典——《元照英美法词典》审稿校对的大梁。
《元照英美法词典》全书有470万字，所收词达5.1万多条，1430多页，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工作量之庞大是令人咋舌的。
审稿校对，顾名思义只是改错而已。但在老周伯伯的眼里，其责任丝毫不比总编轻松。“现在的年轻人懂英语的不少，懂英文又懂法律的就不多，而通晓英文和英美法律，中文功底又好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好多条目，我不是在改错，而是在重写。”，老周伯伯指着案桌上高高的一大叠书写工整优美宛如铅印一样的文稿说。
“可您的眼睛……您不是患有视网膜剥离，能行吗？”我着急地问。
老周伯伯感叹道：“唉！我不是在逞能，你不知道，多少年来，我们的国家闭关自守，在英美法学的教育上和世界脱轨了，至今连部英美法词典都没有。入世以来吃了好多大亏，闹了不少笑话。我没有半点推辞的理由啊！这是一种责任，义不容辞的责任——你懂吗？”我被老周伯伯的话震惊了，对他老人家更肃然起敬了起来。“您老人家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老周伯伯笑着说，我当年是圣约翰和东吴两个教会大学毕业的，法学是我的老本行。“当年的法律现在还适用吗？”我大惑不解地问。老周伯伯笑了起来：“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法律在当时就已经比较完善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她的基本原则没多少变化。”
接着他老人家告诉我，这部巨作不是他一个人审稿的，参与校对审定工作的还有多位当年东吴法学院毕业的老人。
“您老人家原来是青年军系统的吗？”我想解放军里哪里有这等文化了得的人材，受着好奇心驱使的我，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唐突的话。
老周伯伯的脸一下严肃了起来。“我原来是从商的，解放前在洋行当职员，新中国刚成立我就参加革命了。”嗬！这下我才明白，老周伯伯早年是从商的。但我对他老人家衣领上的两面红旗，却仍不得而知。可我不能再问了，我怕引起老周伯伯的不快。
2001年５月2日是陈力老师80岁寿诞。我们2连4排的同学专程到杭城为陈老师祝寿。在杭州工作的洪培林同学将饭店定在万向大酒店。当我和洪同学驱车至老周伯伯家迎接俩位寿星时，陈老师和老周伯伯高兴极了。那天，从中午到傍晚我们聊不完的师生情，说不完的知心话，大家都润浸在无比喜悦之中。我们拍了好多照片，让历史记下这弥足珍贵的一刻。参加这次庆典的还有陶安老师和石建雄学长。从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老周伯伯已比上年苍老了许多，我想过去的这一年，肯定是他老人家为《元照英美法词典》发起冲刺的一年。
2005年8月，趁着儿子放暑假我陪他去杭州旅游，顺便拜访一下在网上新交的文友周扬波博士和日夜思念的陈老师和老周伯伯。老周伯伯的家，是次日我和刘于大一起去的。当时他们已乔迁了新居，搬到了清波门，南山路清波苑里面省军区的新房子。老周伯伯当时正热衷于摄影和集邮。正好刘于大也是集摄客和邮品收藏于一身的高手。于是一老一少大谈摄影、集邮心得，我连话都插不上。老周伯伯说，天晴的日子到西湖边拍拍照片是蛮有意思的，还有益于身心健康。说着他还兴致勃勃地从房里拿出了几本相册。其中一本是2002年２月老周伯伯和陈老师去黄山旅游拍摄的作品。里面有猴子爬在他俩身上嘻耍的照片，还有他们老夫妻俩身穿古装在箫鼓齐鸣的鞭炮声中，乐呵呵地接受歙县百姓祝寿的留念。末了，老周伯伯要我帮他设法弄一套南浔出的首日封和明信片，我笑着答应了。
2006年底，我的《江南士殇》问世了，我赶紧托人送了老周伯伯一本。不久，他老人家来电对我褒奖有加。他说，孙誉，你不得了啊！出书不容易，写这样一部大部头作品更不容易。现在像你这样专心做学问的人不多。他建议我和电视台联系争取上百家讲坛。我说，上百家讲坛的都是专家、教授，我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算个什么？老周伯伯说，你这话说得不对，在对明史案的研究上你就是专家！当然，他这是在说鼓励话。
2007年9月浙江卫视《太湖神韵》栏目第260期播出了《明史案》的专题片。老周伯伯看了片子打电话来说，我祝贺你！不过，以后你遇到记者采访千万不要紧张，使我感到唯一不足的就是你太紧张了。最后他还鼓励我：再接再厉争取把《江南士殇》拍成电影！
考虑到两位老人都已高寿，特别是我从电话中得知陈力老师乳房癌复发，做了两次手术后，更是揪心挂肚。为此我曾发动四排同学去杭探望两位老人，但因种种原因终未成行。无奈之下，我只能通过电话向俩位老人问候和祝福！
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0年6月。当时老周伯伯说，最近视力衰退得厉害，但身体还马马虎虎过得去，陈老师的身体更是不行，记性一塌胡涂……
我心里清楚，这是他为了那本470万字的巨作耗尽了心血！后来又得知陈老师得了老年痴呆症……
得到老周伯伯噩耗后，我立即告知了刘于大和洪培林。我想请他们代表南浔的学生们送个花圈，以寄托四排同学对周老先生的无限哀思。不巧的是刘在香港，洪正在去新、马、泰的路上。我想打电话给周康，又苦于没有联系电话，何霖生得到的电话是老周伯伯的同事从美国打来的。
２月９日石建雄发来短信说：“周先生告别会于十一时结束，我代表南浔的同志送了挽联，‘投笔从戎置身革命书生添荣光，教书育人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幸亏这位石大哥，总算有人代表南浔同志参加了吊唁活动。后来我从石建雄处得到了周康的电话和她通了话。周康心存感激地说：“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对我爸妈非常关心，年前还有人打电话问候我爸妈。对于你们之间的师生情感我很感动！我小时候是在南浔度过的，童年的事我还都记得清，你们是大哥哥、大姐姐，我这个‘小不点’总喜欢跟在你们后面……我爸爸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爱好文学，古今中外的名著如数家珍，同时他又爱好电子科学技术，是位知识全面不可多得的人材。这次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过来吊唁他的人很多。由于在年初，我不想惊动大家了，不过以后到了我母亲的时候，我肯定会通知你们的。”
一代杰出的法学精英周承文老先生殒落了，而他和他的同仁们在没有官方出面，经费又无着落的艰苦条件下，用了整整七、八年心血，精心校对审定的《元照英美法词典》问世了。这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抢救了宝贵的学术资源，接续了中国法学研究的百年传统。正如词典的总审订人，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首任所长潘汉典所说的那样，“这部词典的出版，必将震动大地！”
更令人感动的是：老周伯伯及其东吴校友们都没要求在《元照英美法词典》上具名。他们这种：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计名利，鞠躬尽瘁，“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东吴精神更是功德无量，必将与日月同辉！
老周伯伯：全国的法学工作者怀念您，南浔的人民怀念您！当年浔中二连四排的全体学生永远怀念您！
老周伯伯您一路走好。
周承文老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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