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惟山

　　三个宇宙：由外观走向内省
——对当代中国汉语诗歌创作存在问题的反思

　　□邹惟山

　　当代中国的汉语诗歌创作，自九十年代以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肯定成就，而看不到问题，是不符合艺术事实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所存在的问题，而看不到它所取得的进步，同样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人盲目地肯定当代旧体诗词，认为旧体诗词作者群体超过唐宋，受众群体也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所以成就直追唐宋，这只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笑话；有人完全无视旧体诗词存在，认为诗歌主流只是新诗，新诗作者群体巨大，产生许多杰出作品，就认为新诗成就远超“五四”，这同样是一个很大的笑话。诗坛笑话多多，也是不争事实：连续数年鲁迅文学奖评奖都引起争议，基本上都是外在的意气之争，并非对内在本质的认识，许多人只是看到现象，而没有看见实质；许多争论都是围绕外在原因，而不是内在原因。没有评上鲁迅文学奖的柳忠秧，也因为作家方方的随意批评而引起争议，甚至引起了法律官司，说明关于诗歌的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本文不想参与这样的争论，也不想回避，因为它实在是与诗歌艺术本身没有很大关系，甚至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关系。九十代以来的汉语诗歌创作取得了不起的成就，自由写作的风气已经形成，诗歌语言形式探索取得进展，一批杰出作品开始产生，“五四”至八十年代后期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一些诗人没有处理好自我与他者、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创作出来的诗歌不饱满、不精致，没有闪亮品性、没有创造性质，这种病态与诗人态度有很大关系。因此如何认识“外观”与“内省”，如何处理“外观”与“内省”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让三个宇宙产生链接，实现从自然外在的宇宙进到诗人内在的宇宙，再进到诗歌作品的全新宇宙，实在是每一个诗人不可忽略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再次探讨的理论问题。“三个宇宙”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要实现三个宇宙之间的链接，只有由“外观”到“内省”，再由“内省”到“外观”，再由“外观”到“内省”的反复这一条路可走，它正是杰出诗作产生的必由之路。

　　所谓“外观”，就是强调诗人要注重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观察，对外界的东西进行全面的了解与认识，不仅看其表象，也要深入内心，看到事物的本质，不过首先是要积累对世界的印象，让更多的事物进入视野，成为自我知识、经验与体验的一部分。从前的理论家过多地强调诗人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没有强调首先是要积累印象，那是从一个思想家与哲学家的角度而提出的要求，而我们对于诗人与作家的要求要有所不同，那就是首先要有对于世界上更多事物的认识，包括自然世界、人的世界、社会生活与他者的个人生活，都要有所观察与了解，在此基础上也要有对世界所有事物的本质思考，因为这样有助于诗人对客观世界产生一种直观的、全面的把握与表现。诗人要有自己的思想，但首先要有情感；诗人要有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然而首先要有对于世界的具体印象。因为诗人对于自然世界与社会人生的把握与思想家不一样，那就是要以一种鲜活的意象来进行把握，以一种具体的、直观的方式进行把握，而一般不以思想的、抽象的、逻辑的方式进行把握。所以，与其直接分析社会与人生，不如直接观察社会与人生；与其直接表现思想与认识，不如直接表现情感与印象。这就是诗歌和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在认识内容与表达对象上的重要区别。有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强调诗人要表现思想与认识，完全认识不到他们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而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文学作品。李白如果没有对从蜀国到楚国再到吴国的观察，如果没有对于从底层到高层社会生活的了解，他何以写出那样博大精深的诗作呢？从《蜀道难》到《梦游天姥吟留别》，从《将进酒》 到《丁都护歌》，首先就是得力于他遍游名山大川所积累起来的感性印象，而不是靠他对于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探讨。这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当代诗歌理论界的重视。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前者受到了重视，中国人从来就教育后代要读书，后者则没有完全做到。也许古人没有完全做到的条件，而现代社会交通工具相当发达，“行万里路”并不是一件难事。前者对学者而言相当重要，而后者对于诗人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外观”是诗人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从事诗歌乃至一切文学创作的根本途径，没有这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积累感性认识，不仅是全面的也是细节的，不仅是群体的也是个体的，观察要细致、要有所发现，要有独到的、丰富的、个性化的感性认识，不然真正优秀的诗歌创作就无从谈起。有的诗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更没有这样的意识。

　　如何理解“外观”对于诗人的重要性？可以有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对于自然与社会要有全面的了解。不仅要有对于家乡的感性认识，也要有对于异地的感性认识，要尽可能地去更多一些、更远的地方，东方的、西方的国家，南方的、北方的地区，包括大海与高山，包括人烟稀少的南极与北极。最普通的劳动人民讲得很好：世界很大，我要去看一看；对于诗人而言，尤其如此。诗人要以意象的方式来表达一切，如果没有对于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就难于创造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具有表现力的意象，因为你没有见过，有再超越性的想象力往往也无能为力，想象也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第二，对于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要有细微的观察与发现。一目十行式的读书也有必要，而细读一本书对于诗人来说则更加必要；对于自然的观察也需要同样的细致，有的时候诗人要像昆虫学家研究昆虫一般地进行观察。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做得相当到位，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够赶上他。诗人在英国西北部昆布兰湖区生活多年，其中当然也有外出的经历，到过英、法乃至欧洲许多国家与地区，然而他以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来观察湖区，创作了大量的、丰富的、惊人的自然诗篇。如果没有反复的观察，像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那样的观察，《序曲》这样全面表现大自然与诗人自我的一生的长诗，是不可能完成的。在中国，与陶潜比起来，对于自然的观察更细致的可能是孟浩然，其山水诗中大量地保存了那个时代襄阳与江汉一带的自然景观，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是极其难得的，今天的江汉与他那个时代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区别。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也同样是如此，对上层社会、中层社会、底层社会等都要有细致的观察，如同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于法国社会形态的观察与表现。第三，在观察的时候要尽量有所发现，有所认识。从前有的学者要求诗人注重事物的本质，而放弃了丰富的表象，从而也放弃了本有的东西，舍本逐末最后也不会得到本质；在积累丰富实体印象的基础上，也要力争对事物的本质认识，最大程度地表现出独立思想，以及诗人自我人格与思想品质的东西。需要强调的是诗人没有必要过于关注事物的本质，没有必要纠结于表现所谓的思想，有没有思想与本质上的认识，对于诗人的艺术表达与艺术创造没有实质上的损害，因为诗是文学的一种，而思想本身不是文学。当然，如果可以把思想与形象、本质与表象两者有机地、自然地结合起来，则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所谓“内省”，是指诗人要在充分外观的基础上，把所观察到的所有事物进行清理，根据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从自我的内心出发，进行种种反思与内察，从而对自我、世界、人生和社会有所探讨，有所发现。有的学者并不强调内省，而总是强调诗人的时代性与社会性，“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似乎诗人只要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与生产斗争，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其实，艺术的真理与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种理论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失误，让许多诗人不注重观察自然世界，也不注重观察作为个体与他者的自我与社会，写出的作品不是时代的流行想象，就是浮光掠影式的自我抒情，空洞无物，让那个时代的诗歌走向虚无与混乱，让诗歌从根本上从一开始就处于苍白无力的状态，造成了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汉语诗歌最严重的毛病之一。任何诗歌都是自我的，在文学世界里任何事物只有通过自我，才可能成为个性化的东西，没有自我的反思与内省，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进入诗歌的门栏，更不可能进入诗歌的状态。所以，对于诗人而言，在“外观”的基础上进入“内省”的形态，并且是特定的、具体的、高度的内省形态，是诗歌创作成功的关键之一。当然，“内省”只能靠诗人自己来进行，任何人也不可能代替这个过程，如果可以代替则不是真正的“内省”，而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处于一般思想水平线以下的东西，这样的言与行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十分有害。只有通过了诗人的“内省”才可以产生重要的诗作，像华兹华斯《序曲》这样的作品，像柯勒律治《老水手行》这样的作品，像艾略特《荒原》这样的作品，没有诗人的内省，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对于纯粹外在形态的描写根本不是诗，对于历史的叙述也难于达到诗的境界，诗人的内心世界才是诗歌艺术的起点，当然也是诗歌艺术的终点。

　　如何理解“内省”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可以有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内省”要以体悟为主要方式。诗人的内省与哲学家的内省要有所不同，那就是要以对于具象的体悟为主，而不是以抽象的思考为主，不以逻辑的演绎为主。所以，诗人要把通过外观而获得的种种印象，作为自我体会与品味的对象，打乱与重组所得来所有的东西，以利于发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从而为诗歌创作积累印象、情感与思想。诗人是以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所以在“内省”的过程中，也要以直观的方式进行思考，并且始终不能离开自己从自然与社会获取的最原始材料。第二，要以反思为主要途径。诗人与其他文体作家有所不同，要以批判与反思的方式对待世界上所有事物，才可能真正地有所发现。许多中国诗人都没有或缺失这样一种反思，对待世界与自我往往都采取一种动物主义的态度，“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不去思考重大社会的问题，也不考虑人之生的根本问题，也许这就是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真正的哲学家与思想家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没有一种真正的诗性思维，有的时候虽然做梦，也是以自然原始的东西为主体，很少有人反思与批判自我的世界，反思与批判自我所在的国家与民族，自然写不出真正优秀的诗作。诗人需要反思的对象主要是自我，自我的言语与行为，自我的情感与思想，自我的历史与现在，自我的本质与外形。第三，“内省”主要是在静态之中进行的，正是所谓的闭门思过，“吾日三省吾身”。“外观”也许是动态的或是以动态为主的，因为你得各处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同时也想一想，然而这样的状态还不可能进入真正的“内省”，更不可能审视自我的灵魂，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思想发现。所以，在一段时间的外观之后，还得要有一段时间的静思，以期对外观的所得进行回顾与整理，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与全面的认识。在一段时间里可以不与外界联系，也可以停顿一段时间的外观，让从前的所有印象重新在自我的内心过一遍，得到重新组合与呈现，争取有更多的思想艺术发现。

　　“从外观走向内省”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诗歌问题。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诗人没有这样的意识，犯了根本的诗学错误，创作出来的作品，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一，是所谓“老干体”诗词的问题；第二是所谓的“先锋诗”问题；第三是所谓的“歌德体”问题；第四是所谓的“口语诗”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外观”与“内省”存在直接的关系。有必要联系相关现象进行讨论，以期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于“老干体”诗词。最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离退休人员的大量增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由于中国诗学传统丰厚、诗教发达，从小熟读唐诗的老干群体，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事业，成为数量巨大的业余诗人群体。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真正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门训练的人并不多，严重影响了诗歌专业化的水平，优秀的作品实在不多。而他们的群体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中、小城市都有专门的诗词协会或学会，一些大的单位内部也有相似的协会，办有诗词刊物。没有可能全部阅读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出版的诗词作品集“浩如烟海”。并不要求讲究平仄，用现代汉语创作的古体诗词讲究平仄也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只就诗意诗美而言，许多作品在以后的历史上，没有存在的可能性。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每每到了“八一”写“八一”，到了春节写春节，开了一个什么会就写什么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就写什么事，这样的所谓诗词与“文革”时期许多假大空的诗歌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中国诗歌》有一个古诗词板块，然而每一次都难于选择，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作品皆应景之作，没有广度，没有深度，没有厚度，没有味道。完全没有个人的感受与人生的感悟，如何能够写诗呢？对于他们自己而言这些作品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借此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发挥自己的余热，可是对于汉语诗歌几无价值。没有处理好由“外观”走向“内省”，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有外出观察自然山水的条件，也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缺少的就是“内省”。一些作者并不清楚诗词是要有个人的发现，而不是要去表现时代的流行主题，更不能表达没有经过自己思考的东西，所有外在的东西也不可直接记录，因为诗歌并不是历史，也不是对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描述，而必须是一种光闪闪的精神晶体。不过，“老干体”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在历史的过程中自然也会有一些好作品。乾隆皇帝一生创作上万首诗词作品，现在已经很难选出几首像样的，基本上处于外观的状态。虽然有一生的经历与观察，然而没有内省的过程，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就写什么，所以少有自我、情感与思想，更没有对于自然与社会的发现，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其诗歌创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没有实现由“外观”到“内省”的转化。不过，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时有一些佳作。最近见到戴伟华一组古体诗相当有味道、有气象。《夕阳》:“海岛夕阳丽，惊讶第一遭。养身志贺泉，卧听蓬莱涛。”《鉴真》:“幽邃戒壇院，枯山水悟机。鉴真播种处，海客对菩提。”《金印》:“西土水泱泱，倭奴天一方。灿然金印地，几度问沧桑。”《瓷色》:“陶都才艺女，巧遇在东洋。瓷色传承古，红梅一朵香。” 《海滩》:“台风吹我身，踏海洗凡尘。追浪纵情趣，路人嗔至真。”这说明任何事物也只能说其大端，不可一概而论。当然，“老干体”并不等同于古诗，有的新诗也是属于“老干体”，所以要有辩证的分析。我也并没有否定所有的“老干体”的意思，而只是反感其中的部分作品，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也不会因为我的反对而失去历史的地位。

　　关于“先锋诗”。“先锋诗”的存在与价值本身历来存在很大争论，它的确标志了一个诗歌时代，那就是“朦胧诗”之后的一段历史，处于所谓的“后朦胧诗”或“探索诗”之间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诗之所以不太容易让人读懂，也是因为它没有处理好由“外观”到“内省”的过程。首先是缺少或没有对于世界与社会的“外观”，许多作品只是诗人的一种自言自语，其实就其内容与性质而言也缺少内在的反省与自我审视。与此相对的“知识分子写作”就做得好一些，而那个时代的所谓“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只是当代汉语诗歌历史中一个小标点而已，并不标志着一种诗歌潮流。如果一个诗人只有内心独白与自言自语，而首先没有行万里路的勇气与实践，没有更为细致的自然观察与社会观察，那么再多的自言自语与内心独白也缺少根基，你的作品与时代、社会就会有相当距离，你写出来的东西就让读者为难，因为他们很难听懂读懂你的所讲，你的作品也不会有诗情与画意的存在。所以，如果只是“内省”并且是低级水平的“内省”，就会产生像“先锋诗”这样的现象。“先锋诗”也探索了许多艺术问题，然而一个缺少外观的群体，就只能是“温室里的花朵”，虽然漂亮却少有壮硕的生命，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内省。你再有自审的能力，却没有时代与社会根基，特别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根基，就像一个敏感的疯子，他没有见过世面，再疯狂的呼喊与再强大的雄辩，也难于产生感人的诗作，因为大家不愿意或者不相信他所说的东西，因为它所讲的内容，根本上不接“地气”。

　　“歌德体”问题。“歌德体”在八十年代之前是普遍的存在。一个诗人的作品对于时代与社会，对于政党与国家及其领导人只是采取歌唱的态度，一点不同的想法都没有，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总是表达对于党的忠诚，成为歌功颂德的同义语，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成为所谓的党的政策的宣传品，完全没有个人的思想与自我的情感，这样的作品可以算是诗吗？九十年代以来虽然少了一些，但也并不是完全绝迹，上述“老干体”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改变，这样的作品在诗学上与诗艺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意义。有的诗人把政府等同于国家，把民族等同于人民，把政府的政策等同于圣旨，基本上不经过自己的思考，同时也没有投入真正的感情，所以创作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创见与个性，与报纸上与电视上所讲的话语是一个模样，是当代汉语诗歌在诗思与诗艺方面的致命问题。我们并不是反对政党与政府的政策，更不是反对爱国主义宣传，但诗歌并不等同于宣传，政策也不等同于主题，诗人面对的所有的这些，都要有一个从外观到内省的过程。首先要有“外观”，同时要在外观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内省”，特别是要有反思与批判的眼光，才有可能转化为诗的东西。“歌德体”诗人群缺少“外观”，他们少有到自然世界里进行细致的观察，也少有对社会人生的真正见识，而是只凭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来写作，少有独立的思考与探索，一切都只是接受外在的东西、上面的东西，在诗歌作品里歌功颂德就在所难免，甚至要以此为生了。这样的作品，与诗学与诗美没有任何关系。五六十年代的“贺敬之体”，许多东西也还是通过了诗人的自我，有一些内省的东西存在。而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作品，现在看来已经不可卒读。他们没有主动地进行“外观”，也没有真正的“内省”，就没有从“外观”到“内省”的过程，如何可能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呢？我个人认为只是“歌德”的诗不可能在历史上存在，也没有任何价值，无论它们现在是否进入了所谓的文学史与诗歌史，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意义。当然，有一部分叙事长诗与抒情长诗除外，因为有了外观的存在，同时也有一些内省的东西，特别是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会得到历史的肯定。我之所以反对“歌德体”，主要还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外观”与“内省”，而是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位诗人就要有独立人格，对任何政治与权力不可歌颂，只能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以体现政治的民主与社会的健全，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诗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一种批判思维与人格道德，而中国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问题，也正在于此，说好话的人太多、写赞美诗的人太多，所以我认为“歌德体”对于中国的诗歌、文学与文化，几无意义。当然，如果真的有自己的发现，值得歌颂的现象也还是可以歌颂，关键是要讲真话、抒真情、写真景，不然的话就是虚假之态，就走向了艺术真实的反面。我之所以反感“歌德体”是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一概反对世界上所有的对于美的肯定，对于美的肯定与对于丑的批判同样的重要，这与我们所说的“歌德体”不是一回事。如果有“德”那就歌颂吧，如果有“美”那就肯定吧，而两者恐怕都要以“真”为前提，不然就会出现问题。我并不是要否定一个时代，建国后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也并不是没有好作品，“十七年”里郭小川、贺敬之、李瑛、严阵的一些诗作，也具有相当的高度与深度，在历史上也是有地位、有影响的。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说那个时代的诗歌从总体上说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的话，现在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对以后的汉语诗歌历史也不好交代。

　　“口语诗”问题。“口语诗”是近几年来因为缺少从“外观”到“内省”过程，而造成的一种奇怪现象。近几年的所谓“梨花体”、“乌青体”等诗歌现象，正是“口语诗”的代表，引起了诗坛上下的反响，特别是在网络读者群中成为笑话，诗坛上下为此而不安，以至于每一年的“鲁迅文学奖”评出之后，随即成为了影响广泛的“诗歌事件”。现在看来“口语诗”的写作过于随意，与平常说话没有任何区别的东西，也可以成为诗。这样的情况，与“五四”新诗传统有关。胡适当年就提出一个口号：话如何讲，诗就如何写。他自己也是这样写诗，《蝴蝶》一诗就这样成为了历史上的笑话，他因此被人嘲笑为“黄蝴蝶”。而到了新世纪，这个传统却有了更多具体的作品为证。为什么会如此？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诗学指导，让人们不把诗当诗，而把不是诗的东西当成了诗，随口而出的东西，只要分行似乎就成为了诗。一首诗，首先要有自我的发现，也要有适当反思与批判，而一位没有足够“外观”的诗人，他如何可以有自己的发现？他都没有很好地观察自然世界与社会人生，最基本的感观印象都没有，没有思考对象与感悟内容，如何会有自己的发现？同时，他们也没有基本的“内省”，没有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审视，如何可能有深刻的东西？看见什么写什么，听见什么写什么，看见天上的云彩就写云彩，听见地上的微风就写微风，看见河里有青鱼就写青鱼，看到山上有小树就写小树，感叹两句，评价两行，似乎这就成为了诗，如果这样的话，当诗人也就太简单了一点。他们不是完全没有“外观”，而是只有一点点“外观”就开始了写作，更没有了所谓的“内省”，所以就把诗当成了语言的游戏，有的时候虽然有一点机巧，有一点味道，但没有充足的诗情诗兴，终究还是镜花水月、无迹可求而已。诗不是语言本身，语言再讲究也不是诗的形态，而日常口语的排列更不是真正的诗。诗始于观察，终于内省，如果这两点都不存在，哪里还会有诗的出现呢？当然，有的以口语为基础的新诗，用词讲究，富于哲理，与一般的“口语诗”有很大区别，也许就不是“口语诗”了。“海陆巨变保存你伟岸的身躯，/至今还有人类向你致敬。/下次海陆巨变人类将成为化石，/还有什么生物向人类致敬？”（张三夕： 《参观自贡恐龙博物馆》）在这首诗里有时空的巨变与重叠，有对于人类与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思考，所以就有了思想与艺术张力。“你置身太平洋和日本海的交界线，/海与洋的合流塑造你独特的风姿。/汉代的金印蒙古塚，/巨大的时空 也许能泯灭历史的恩仇。”（《志贺岛》）语言也富有张力，对志贺岛地理形象的描述，对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恩仇的反思，颇为精致，颇有力度。所以，我们对于以口语为基础的新诗，也不可一概而论。正像叙事、抒情、民歌、民谣中皆有好诗一样，需要对具体对象进行具体分析。“口语诗”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说凡用现代口语所写的诗都是“口语诗”，而是指那些不讲究诗情诗意诗美的作品，那些随口而出没有丝毫打磨的作品，那些把写诗当说话的作品。像张先生自创的“新诗绝句”，当然不属于“口语诗”的范畴。

　　“从外观走向内省”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诗歌问题，当代汉语诗歌存在的种种问题，似乎都与此有很大关系。一位诗人对于自然与社会没有足够的外观过程，就不会有进行内省的基础与条件，“外观”越广泛、越久远、越丰富，对于诗人的成长越有好处；“内省”是在外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内省越深厚、越全面、越频繁，对于诗歌创作也就越有益处，真正优秀的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没有“外观”不可写诗，缺少“内省”也不可写诗，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可以产生杰出的诗作。古今中外的大诗人以及那一批重要作品的产生，也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唐代几位诗人如李太白、杜工部、白香山等，都以自我的一生体现了丰足的“外观”，而他们本身也有强大的“内省”能力。因为种种历史的变动，他们到过中国南北东西许多地方，经历了各色人生，积累了丰富经验，体验了重大变故，同时对所有的外观及其结果有着强大的自省与自审能力，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有着很强的批判精神，所以在他们的诗作里有着许多重大的人生发现。李太白《蜀道难》、杜工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香山《长恨歌》等作品，都是在“外观”与“内省”统一的情境下创作出来的，几乎没有例外。这样的作品没有“外观”不可能产生，没有“内省”也不可能产生，没有两者的统一也不可能产生。有了“外观”的起点也有了“内省”的终点，形成了一个自足的圆形与圆满，杰出作品都有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的循环，一种生生不息的过程。

　　“从外观走向内省”，除了“外观”与“内省”两个关键词以外，“走向”也是一个有其深意的关键词，在这个生命的圆环中，同样不可缺失。在有了“外观”的情况下，还得以主动的方式“走向”一条不断“内省”的道路。一位诗人不能停留于“外观”，如果只是外观而没有内省式的反思，也不会有所发现；“外观”是重要的，但“外观”不是终点，也不是目标，它只是一个起点、一种基础，所以，诗人要在“外观”的前提下走向“内省”，即达到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走向”是一个过程，一种状态，更是值得坚守一生的东西，不是一次两次就完结得了的。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自然世界的外在宇宙，以全面与立体的方式进入诗人的内在宇宙；在此之后，诗人通过自我的审视与反思，通过用与生俱来的个性与气质进行反复的打磨，最后产生一个新的宇宙即诗人的作品，形成一个可以独立于诗人与自然之外的世界，并且传之后世。优秀的诗歌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可以产生，三个宇宙的循环往复，才有可能完全实现。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创作是毕其一生的事业，所以“从外观走向内省”也是一生的轨迹，是诗歌作品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的正常形态，是一种必然的艺术规律。如果认识到了这种规律就会不断地创作出新作品，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规律艺术生命就会停止。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诗人的生命力与诗歌的生命力，其实也正在于此，只是我们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而已，只是我们许多理论家没有重视而已。其实古人是有所论述的，比如“博观”、“登山”之类的论述，所谓“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三种境界，似乎都与此相关。当代汉语诗歌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种种现象的出现与种种问题的存在，似乎都与此相关。如果诗人能够处理好“外观”与“内省”的关系，认识到三个宇宙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第三宇宙”的产生不可能离开自然的宇宙与诗人的宇宙，并且必须经过第二个宇宙的汇流与融合，不仅从理论上进行认识，也从创作上进行实践，那么经过诗人们的共同努力，现有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真正杰出的作品就会产生，整个汉语诗歌就会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