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

　　独立性句法：旧诗与新诗的共通性

　　□荣光启

　　诗与散文的区别，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句法的区别，是这个syntax，就是构成一句话的词语的排列。syntax是“队列”的意思，士兵是同样的士兵，但不同的队列可能有不同的风貌，就像刚刚结束的大阅兵一样。语词和意象就像士兵站队一样，如何排列会形成不同的美学效果。

　　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句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独立性句法或者说非连续性句法，这是相对于散文的句法而言的。散文的句法一般是连续性句法，散文你可能会整篇意思不太明白，但你不会一句话一句话就不明白。但诗歌不一样，诗歌有时你一句话都读不懂。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诗歌的说话方式和散文不一样，意象与意象并列、词语与词语的断裂，它们之间的意义连接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像杜甫《秋兴》里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种理解认为此句省略了系动词“是”——“香稻是由鹦鹉吃掉的部分和剩下的部分组成/碧梧是由凤凰栖息的树枝和老掉的树枝组成”；一种理解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这种句法，使“鹦鹉”、“凤凰”、“香稻”、“碧梧”四个名词都在多重的语义对比中而形成独立的意象。由于构成意象的名词的特性，近体诗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意效果：这种效果就是诗歌表达事物的“具体性”的获得，但这种具体性不是事物的概念和属类的“具体”，而是感觉、性质方面的“具体”；不是“现实性”上的“具体”，而是想象世界的“具体”。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这是晚唐诗人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它是旧诗独立性句法的一个例子：“文言文常常可以保留未定位、未定关系的情况，英文不可以；白话文也可以，但倾向于定位与定关系的活动。‘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是没有决定‘茅店’与‘月’的空间关系；‘板桥’与‘霜’也绝不只是‘板桥上的霜’。没有定位，作者仿佛站在一边，任读者直观事物之间，进出和参与完成该一瞬间的印象”（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第17页）。叶维廉认为中国诗的美学源头和西方诗歌的知性特色相比，明显不同，对事物和存在有一种阻断任何先验思维、判断的“现象学还原”的特性。“以物观物”和灵活的语法、表现功能使语言和存在能并时性、并发性地同时“出场”。叶维廉“中国诗学”的专门术语“水银灯效果”，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中“现象”二字的意思极为类似。在使“存在者”得以“敞亮”的意义上，两者极有关联性。

　　谁也不能否认，新诗在今天已取得可观的成就，但同时，相比于旧诗还是大白话，没有韵味。新诗要表达的东西，太“具体”了（意义与关系上的具体，而不是感觉、想象与经验上的具体），缺乏了旧诗独立性句法所带来的“空疏”。对新诗这种弊病，叶维廉认为“中国诗学”是一剂良方。叶维廉经常引用的诗人是台湾的痖弦（1932— ）和商禽（1930—2010）。如痖弦《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托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盐务大臣的驼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鹫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托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这首诗在一句话与一句话之间，是断裂的，所以你会觉得特别费解，但你同时会觉得它有魔力，因为里边似乎有无穷的意思在吸引你。也许，这才是够给力的现代诗。其实在说话的方式上，这首诗可以说是“旧诗”的。在叶先生看来，商禽诗歌独特的语言方式为现代诗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提供了杰出的参照。商禽诗的语言和形式均令人震惊，在语言上他不入寻常理路，想象依附于日常情境但思路独特；在形式上他不拘于分行，似散文诗体但比散文诗深邃、奇妙。看这首《灭火机》：

　　愤怒升起来的日午，我凝视着墙上的灭火机。一个小孩走来对我说：看哪！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为了这无邪告白；捧着他的双颊，我不禁哭了。我看见有两个我分别在他眼中流泪；他没有再告诉我，在我那些泪珠的鉴照中，有多少个他自己。

　　没有人说商禽写的东西不是诗，虽然他没有分行，他可以不分行，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话，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之间的关系，都不是正常的说话，都不是正常的那种交代一个事情，在一个意义单元和另一个意义单元之间，是断裂的，明显不是散文的关系。正如旧诗独立性句法里边的意象与意象之间，一个个也是断裂的一样，在这里，灭火机，墙上的灭火机，我心里的灭火机，然后那个孩子无邪的告白也一样。好，诗歌的那些意蕴，它以隐含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你看这里，他的说话方式，从一句话到另外一句话，也是不着调的，这个不着调的方式跟古典诗歌是相似的。不相似的在什么地方呢？古典诗歌的语言系统是一个字两个字，那个单音字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现代汉语说话很难这样，一句话大概有十几个字，不同的是在这个地方，语言系统不一样。

　　所以新诗和旧诗，我非常反对说新诗和旧诗是断裂的，其实好的诗歌，无论旧诗还是新诗，在说话的方式上是一样的，在语言的系统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也很反对用旧诗的系统来评价新诗，比如说新诗没有意境之类。因为那个语言系统不一样，所以你对意境的要求也应当不一样，但是“诗”这个东西还是在的，就是那令我们很感动的、让我们觉得意味无穷的东西。我们对诗歌为什么很感动呢，因为一句话，当它以诗歌的方式说出来，我们觉得这里面好像隐含了许多意思，那些隐含的意思对应了你的内心，让你特别受不了。你感动是在这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我们没有南唐后主李煜那样的丧失了家国的悲痛，但是人总有对于时光流逝的那种无力挽回的感觉，我们跟李煜的那个共同的感动是在这个地方。诗歌背后那个含蓄象征的意义是令我们很感动的地方。这个东西有时是共同的、普遍的，超越时空的。诗歌努力的目标是说出那些通常语言难以言说的感觉、想象和经验层面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