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药
——爱斐儿诗歌创作谈
?爱斐儿
自古以来,诗与药,其实一直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诗歌的功用,孔夫子曾经总结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诗歌可以激发情志、观察社会、交往朋友、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所以说,诗歌是我们对世界人生万事万物之间神奇关系的感受与揭示,是对人与世界的相遇时刻,产生的对另一个世界的发现和进入,诗人就是替世间万物说话的人。在我个人的写作经历中,我一直是把诗歌当处方来写的。中医理论上也讲“病由心生”,一颗心常年被喧嚣、物欲、浮尘、情绪垃圾淹埋,焉能不病?所以好的诗歌就为你提供了一个宣泄不良情绪的渠道,一个通往更清洁、更高尚的精神领域的梯子。而且,自古至今,诗歌的沿途一直药香弥漫,比如诗经里的车前子、木瓜、艾,唐宋诗词中频繁出现的菊、芍药、莲子、灵芝等等,多为诗人自身借物咏志,借物抒怀的通道,通过歌咏救拔自己于情感的迷途,也留给读者一条获救的经验。《淮南子·说林训》也有这样的记述:“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蚌病成珠”就是说诗歌是因病而育的珍珠,成了诗歌发生学之最经典的说法。所以说,在这个疾病丛生的世界,病是英雄的麦城,却是诗人的向生之地。诗人写诗的过程,也是在为自己研习一剂药方,甚至是刮骨疗毒的过程,还有点像神农尝百草,被自己痛苦证实过的文字,会被留下来继续发挥它药用的奇效。我曾经出过一本散文诗集就叫《非处方用药》,书中书写了99种中草药,后续又写了许多植物花草,这些花草树木,既是草木,也是药物,更是诗,我借它们的芳香和清苦说出了我对世间万物的发现和认识,也借它们的草本精神呈现出了我对这个病中的世界怀有的一颗医者仁心,我写出的诗就是我为自己也为需要者开出的药方。许多时候,我把它们当作一粒粒醒脑之药,面对那些消失不见的事物保持应有的怀念,对这个善恶并存的世界,保持应有的良知和警觉。一个诗人的敏感加上作为医生的理性,让我更清楚地知道,诗歌的所来之地,和所能到达之境。通过写诗,我时刻校正自己的落点,尽量向美好再靠近多一点。所以说,一个诗人,如果具备了驾驭词语的能力,他只是可以写诗了,但是如果要想写出深入人心的作品,他却必须拥有普世情怀,有一颗善感的、悲悯的、仁爱的心,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诗人。可以这样说,是诗歌让我拥有了赖以反抗这个社会和人生对我们生命的物质化、商品化、功利化的武器。感谢诗歌,是它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与神接近的生活,它美化了我们平凡的人生,它抚平我们内心的创伤。当你爱上了诗歌,你就会发现,我们布满尘埃的世界,还有一片诗意的天空,高悬清风和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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