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宾 苏文健

“完整性写作”的语境与问题意识

苏文健：我们来谈谈与诗歌相关的话题吧。你既从事诗歌创作活动，并且又进行相关的诗歌评论与研究工作。你从事诗歌评论或者诗歌理论建构，是出于一个特殊的契机还是出于一种自觉选择的行为？

　　世宾：诗歌评论和理论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副业，是我诗歌写作之余的感想和随着时间、经验的堆积的升华。我并不乐于做评论，但感想多了，又面对着一个不如意的写作状况和对一个更高远的写作理想的期待，便不由自主地写点观念性的文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我就没放下理论的思考，但又一直向往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我总惦念着诗歌，我能感觉到它与某种永恒性、某种更深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批评和理论总带有天然的暂时性或者说时效性。这也决定了我在诗歌批评中，总不愿意对一些具有短暂性意义的诗歌写作给予过多的赞许。当我开始写作，我就意识到诗歌中存在着一种超越日常需求的力量，它存在于那些具有自我超越的心灵中，它通过诗歌，也在召唤着我们的生命与它的相遇、结合。

　　我不相信有一种永恒的理论，但我们依然需要它，在某些时刻，只有理论能廓清我们的思想，能让我们从迷乱和人云亦云的混乱中找到历史与个人契合的路径。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事实上，理论是透明的，就是因为太透明，水清则无鱼，它的时效性就在于它必须面对当下，面对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来言说自身追寻的道路。无论它的未来有多么的高远，当下永远是理论的起点。

　　选择理论，于我来说并非出于热爱，而是责任。在我的生命中，我常常受到恐惧、懦弱和过错的折磨，因此，在文学中，我希望看到置身于这些黑暗性的生存里面，人能保持着勇气、爱和尊严的形象。文学必须对退却的生命构成一种召唤，必须在日常生活之外打开另一空间，以舒缓日常的挤迫和防止日常秩序下的生命对尊严的遗忘。而我的确看到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也就是我专注于文学的伊始，我就发现我们时代的文学与一种高远的精神性的隔阂，日常的趣味，日常的美学，日常的伦理统治了文学，而那种与尊严相关的深邃痛感和对遗忘的抵抗却几乎绝迹。文学的精神在大面积地萎缩。那些貌似勇敢的批判性诗歌，也仅是策略性的写作，时过境迁之后，它们留下的也是一片语言的废墟，精神的残骸。也就是这种文学状况，才使我拿起批判的笔，写下我的忧患、愤怒和期待。

　　苏文健：在诗歌理论方面，在2003年前后，由你和东荡子、黄礼孩等人共同提出了“完整性写作”这个诗学概念，并且主要由你进行理论的阐释，在这方面你先后出版发表了重要的论著，到现在十多年了，请你简单介绍一下“完整性写作”从提出到现在的相关发展情况。

　　世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约1995年，“完整性写作”的一些概念就在我的诗歌观念里萌芽，譬如“勇气”、“力量”，但直到2003年，我才动笔写下《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并和礼孩、东荡子一起推动这种倾向的写作在更广泛范围内的传播。

　　这么多年，在完善、推介和整理各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十分好，原因主要在于我的性格。一方面我喜欢的东西——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太多，散文、小说、艺术评论我都涉及，这就使我不能专注于做一件事；这些年我的诗歌写得不多，这就使我在推动理论的完善和整理其他诗人的诗歌上缺乏动力，缺乏相关说服力。另一方面是我羞于推介自己，包括我的创作和相关工作；出版和发表，我只想达到告知的目的就够了。

　　借你问起这事的机会，我想表达我对这工作的态度。我认为“完整性写作”已得到当前许多优秀诗人和评论家的支持，我们发表、出版过两次大型诗歌汇编，一次由《诗歌与人》发表，一次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同时也出版了由一批评论家撰写的评论集，《星星》诗刊也发表过有关“完整性写作”的评论专辑。我不能说“完整性写作”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我会不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让它更加完善，让它的影响更加广泛。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就像我们的诗歌写作，它需要在漫长的时间和丰富的经验里不断成长、完善。我不会急于求成，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苏文健：你提出“完整性写作”的基本出发点或问题意识是什么？它和新世纪的诗歌环境有什么相关性？或者面对当下的诗歌现场，它具有哪些针对性？你的批评立场是怎样的？

　　世宾：“完整性写作”的提出，首先意味着破碎和缺憾；“完整性写作”既介入现实，但又与现实保持审慎的距离。我们的世界已经没有一块完整之物，无论自然，还是人，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内心。自然、家国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已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我们的日常更是充满了无奈、怯懦和过错，并且任何一个纵使符合人性的行为都像双刃剑一样，往往都带着伤害的利刃，这也是萨特描述的“绝望”的人类处境。我没有那么悲观，我强调拯救，我认为担当即照亮，在矛盾性中坚守自己的内心，不屈服于诱惑、逼迫。勇气、良知、爱、疼痛感、存在感、尊严应该是“完整性写作”的关键词，这些词又是建立在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生存上。我对现实的描述是用了“黑暗”一词，在这里，它是一个中性词，像黑土地一样，我们的生命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这“黑暗”包括生命外部的：战争、疾病、灾难、压迫、死亡，一切我们身不由己要被卷入其中的命运和遭遇；也包括生命内部的：怯懦、恐惧、无奈、无知、麻痹、遗忘，一切从我们的心灵和头脑萌发的情绪和思想。这内外部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底色，不面对这些底色的欢乐和自以为是都是肤浅和轻佻的。有没有能超越这些黑暗的底色，到达欢乐、坚定的境界？有，但有限度，并且时时稍纵即逝，这一点和佛家的喜乐观有所区别。如何从黑暗的现实开启有尊严的生活呢？惟一的道路就是批判，就是对真实生活的痛感的敞开，并直至在诗歌中建立一个更高、更宽阔的世界。诗歌是召唤，而不是时代的症候。

　　我意识到与“完整性写作”有关的理论问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日常主义写作已经十分泛滥，而且不久“下半身”的策略性写作也甚嚣尘上。然而，我在对经典作家的阅读中，包括对里尔克、博尔赫斯和一批诺贝尔奖诗人的诗歌的阅读中，我发现他们的诗歌不仅有着对生命和现实细微、深刻的切入，而且无论生存到什么境地，都毫不妥协地在诗歌中坚持贯彻、实践那种有着人类价值的理想主义。这时候我提出“诗歌是勇气的美学”，它强调坚持、反抗、批判。这也是“完整性写作”理论的开始。

　　正如我刚才所说，第三代诗歌运动是汉语诗歌美学的多元化开启，但到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日常写作和策略性写作一直占据诗歌的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在当代汉诗中人的形象的萎缩，都是一些软弱的、自我贱化的，或小情小调的、自我抚慰的诗歌；打工诗歌貌似揭示受迫害群体的遭遇，事实上也是自我的哀怜，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独立的、有尊严的人。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汉语诗歌写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口语化的泛滥，语言在这类诗人那里彻底地工具化了，语言不及物，仅仅为了讲一个段子或在诗歌的结尾抖一个小包裹，大众可以会意一笑，语言的诗意淡如白水。“完整性写作”就是企图在语言和精神上整合这两者的关系，打开一个由现实与梦想构成的矛盾性空间。“完整性写作”还有另一个更高远的愿望，那就是给这个时代安一颗诗歌之心。我们这个时代，你看一看，最鲜活的生命——我们人类就像蝼蚁一样，被命运和各种机遇安排在不同的阶层和机构里，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工人、农民，从军队、法庭、监狱，到工商、税务、警察等等，它们由种种所谓制度联系起来，互相联结，互相压迫、欺诈、恐吓，来维护国家、社会的运作；每个人都为所谓的责任、义务奔波，每个人都不快乐，都扪心有愧，这就是“每个职业看起来都是同谋”。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劳动，而是说不是所有的劳动都为了供一个没有灵魂的叫“国家”的怪物为所欲为。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这一群盲目的人安一颗心。里尔克、荷尔德林在上世纪初，目睹欧洲的溃败，他们通过对天使的召唤、对故乡的皈依，企图给欧洲安一颗心，但欧洲的战车已经轰隆隆地开动，再也刹不住滚滚而去的步伐。如今，我们在思谋大国崛起，在千疮百孔的世界考虑新的人类文明，那么是否有一种诗歌，能结合东西方人类的智慧，把这2500年的人类历史、经验和个人的独特体验融会贯通到诗歌中，创造一个宽阔、坚定，充满爱和力量的世界？

　　当下的写作充斥着碎片式的、症候式的、群体式的、私我式的诉求，一种具有历史的，具有人类整体视野的写作并没有在汉诗的写作现场充分展开。而“完整性写作”的努力，就是对这种趣味和倾向的纠偏。

　　苏文健：“完整性写作”如何处理诗歌与历史、现实、经验等多重的关系？它的提出在芜杂的新世纪诗坛内有哪些突破？

　　世宾：黄灿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现代汉诗的两个传统，一个是西方翻译诗歌的传统，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这两个传统我归结为东西方不同历史和文化前提下不同的诗意发生过程和结出的不同的果实。“完整性写作”依然是在继承这两个传统的基础上从当下中国自身的经验，从自身的问题展开对现代诗意的探索。但思想的资源和社会环境和传统相比显然已产生了变化：从世界的发展状况看，从公元1500年前后至今，由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已受到极大的挑战，冷战结束之后，冷战的遗产还在左右着世界的政治格局；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中东、南海各国之间矛盾重重；非洲还有许多地方饥寒交迫；经济危机和强者的掠夺不断加剧；民主和正义在自身的逻辑中自相矛盾；大众文化随着资本主义欲望的膨胀正无情地摧毁着人类的灵魂。我列举这些问题，是为了提醒大家别再希望在现实寻找什么诗意的世界，我愿意从诗歌开始看到对一个新的文明的探索，而这无疑也是“完整性写作”的任务。在现有的诗人中，我认为东荡子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黄礼孩今年把“诗歌与人”奖颁发给东荡子，颁奖词是这样评价东荡子的：“东荡子的诗歌植根于时代和生命的幽暗，但又与现实保持审慎的距离；他深谙我们时代和生命的矛盾和痛苦，但他的诗歌从不纠缠于现实的潮流、表象和策略，他的诗歌直指生命的可能，坚毅和对生命可能性的确信使他开启了一个高于现实的诗歌世界。他的诗歌语言是从这个世界的高处辐射出来的，直接、硬朗，不可压制但又隐忍的激情使它具有无可辩驳的爆炸力和说服力。东荡子的诗歌具有乌金般的硬度和光芒，坚实、高迈、宁静，他的所有努力，就是要为这个喧嚣的时代安一颗诗歌之心。在这个消费横行的全球化时代，他的诗歌像一个人间的偶然，不迎合西方的诗歌传统，也不入当下汉语诗歌的俗套，但又充满了现代的智慧。在他的诗歌身上，他有效地把语言和思想的激情相结合。他的诗歌已远远超越了当下诗歌那些惯于哀叹、感伤、愤怒、破罐破摔的写作，创造了一个坚定、宽阔，充满爱的诗歌世界。”他在处理传统、历史、经验各方面可以成为当代诗歌的一个典型。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诗歌流派、观念纷繁复杂，这是多元化的表现。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我们不打算也不可能用某种理论或理念一统天下。再美妙的声音，也需要一个聆听的耳朵。在新世纪，“完整性写作”的存在，就是在欲望化、粗鄙化、自残化的时代，提醒诗人美好而又有尊严地活着依然是人类不灭的梦想，依然存在着可以如此生活的可能。而解构、自贱和一切策略性的反抗、批判都是权宜之计，在这种自残方式的反抗中，反抗者同时把自己也消解了，尊严将不复存在。

“完整性写作”的诗学特征与精神意义

苏文健：你提出的“完整性写作”概念，具有很丰富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思想因素，而“完整性”内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大部分诗歌写作不完整或破碎荒芜。请问这个概念具体包含哪些相关的诗学特征？

　　世宾：“完整性写作”从一开始就指向人，是人以及诗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思考并践行如何能勇敢地、真诚地、不计后果地成为一个人，在诗歌和生活中呈现、凸现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人的形象。在文学史中，再现现实或者作为现实世界的症候的写作不乏其例，甚至在古典时期，文学和艺术就是以要求真实地再现自然和社会来获得审美的。在这方面，那个时期的戏剧很有代表性。但到了现代，自然千疮百孔，社会矛盾此起彼伏，人性善恶难辨，能全面整合现实世界的文学已经没有了，戏剧分裂出诗歌和小说——我不是说当时没有诗歌、小说，而是说诗歌、小说的表现功能从戏剧里分离出来，剖析、挖掘社会、人性的工作留给小说，建构精神世界的工作就留给了诗歌。小说依靠细节和对幽暗世界和人性的探索，来揭示人类生存的真相；小说的惟一目的就是不断地、深邃地进入和敞开现实的幽暗，小说的伦理就是对现实的介入，这种深邃的介入，就自然会使小说从幽暗中散发出人性的、理想的光芒。而诗歌的任务并不在于呈现现实的黑暗，它的任务应该是在黑暗的现实中建立一个希望，寻找一个可能，就是说，诗歌必须打开人类生存的一个更大的空间，使人更坚定、更宽阔地活着。

　　“完整性写作”，首先意味着破碎和缺憾，它必须面对这个遗憾、荒谬的世界说出另外一种生存的可能，那就是宽阔、坚定，充满爱和存在感的生命世界。因此，“完整性写作”即是“不合时宜”的写作，它和当下人心无疑隔了一层，即是说，“完整性写作”不会去呼应大众的欲望、他们的碎念，甚至不会去安抚他们；“完整性写作”反对的是时尚、潮流、秩序，这就决定了“完整性写作”必须坚决和大众为敌，必须成为扇向大众的一记耳光。请你区分一下大众和人两个概念。大众是群体，人是个体；大众是被潮流、秩序和某些意识形态规范了的群体，人是在独特的经验和感受里保持活着的个体。后者拥有生命的鲜活、不屈和丰富。我说诗歌还在原处，是大众远离了诗歌。“完整性写作”与大众的决裂，就是为了回归人的行列。我用“回归”这个词，就是说当下诗歌已经被时代拖入被时尚、潮流、秩序所规范的大众生活中，诗歌不摆脱这种状况，诗歌的灵魂就没了，就成了时尚娱乐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

　　“完整性写作”在诗学上的特征就是面对破碎和缺憾的现实，但不成为现实的症候；它保持不灭的梦想，但又富有勇气地切入现实；它不作为现实的映像，但以现实为立足点不断开拓精神的空间；它站在生命的高处，却从未从生命底部抽身而去。它不建空中楼阁，但也不俯就庸俗。

　　苏文健：东荡子说诗人要不断认识并消除人类精神中存在的黑暗，使人更完整。在“完整性写作”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各种差异。请问你与这一群体内部其他人如东荡子、黄礼孩等人所说的“完整性”有什么重复与差异？

　　世宾：从与东荡子的日常交谈以及对他的诗歌文本的理解看，我认为他的“消除黑暗”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性的黑暗，这一点我们是共通的。但他的诗歌基本——从现在的写作状况看——直接呈现一个高远的生命形态，坚定、没有障碍、充满力量。他的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俯看的姿态，有些悲怆，有些孤独。但恰恰是这种不与现实纠缠，使他创造的世界摆脱了与我前面说的黑暗性的暧昧关系，诗歌的世界变得宽阔、高迈。他的“消除黑暗”是抵达，而我谈论“完整性”更注重过程；他谈论本体，我谈论方法论。二是，他把语言和技艺的欠缺也作为写作的黑暗。在这方面，我认为不同诗人的语言当然有高低之分，但还是要看这些作为形式的语言、技巧是否与内容相匹配。语言和技巧是“完成的形式”，对于成熟的诗人，语言是个人的性格、学养、经历、思想所塑造形成的，就像大自然中的石头的材质和肌理，是由气候、地形、水土塑造的。

　　在礼孩的诗歌那里，“完整性写作”表现为一种美好、爱意和鲜活的感受力的存在。在“完整性写作”的诗群里，诗人们会呈现不同的面目和不同的追求，但他们都保持着人在破碎和溃败的现实面前那不屈的、富有良知和勇气的形象，他们以建构性的姿态，或批判，或赞美，以一种不被扭曲的精神重塑着这个世界。

　　苏文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整性写作”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那么，什么样的诗歌写作可以被认为是“完整性写作”，或说就诗人而言，“完整性写作”是如何可能的？它怎么样能够“使人重回人性的大地”，使人能够回到梦想的完整性世界？

　　世宾：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着破碎和缺憾，而“完整性”就是对人在这世界有尊严地活着的渴求。它既是乌托邦，也是现实的梦想。我不知道一个没有梦想的现实会是怎样的灰暗和平庸。梦想是现实的有机部分，梦想和现实是硬币的两个面。正如前面说的，“完整性写作”的诗人们都以正喻的形式和姿态肯定人类的基本价值。世人可能已不知道何谓有尊严的生活，而这些诗人深知其中的路径和抵达的艰难。他们深知人类和自身面临的当下处境，但他们不怨艾，不自我践踏，他们不以自我解构来解构这个让人遗憾和愤怒的世界；无论诗人自身生活到何种境地，他们都保持着对这世界和人类的热爱；他们以批判来建立对世界的信心。是批判，而不是解构，为他们的理想生活在现实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是批判，使他们不会被现实的秩序和一些貌似正确的意识形态所吞噬，他们一直在现实面前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和敏锐的体验力，以鲜活去对抗麻痹和遗忘。就此而言，“完整性写作”的诗人是不合时宜的人，他们时刻警惕着秩序和规范。

　　语言在创造世界。我深知语言的塑造和澄清的能力，当你用心地真诚地写下文字，这些由思想、情感和体验力凝聚起来的语言，对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构成了一种召唤。它会在你的日常中，在你遇到问题时提醒你作出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生命的日渐丰满，一个由你的诗歌所创造的世界就会逐渐向你敞开。

“完整性写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反思

苏文健：前不久，由你主持出版了“完整性写作”上下两卷关于评论与作品集的书籍，你如何评价已有的关于“完整性写作”的相关研究与创作成果？

　　世宾：“完整性写作”的提出和实践已经有十多年了，虽然它得到许多优秀诗人和评论家的肯定和支持，但它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肯定还不够。这跟我们的推广工作的乏力密不可分，但我也不急于求成，一切皆有缘分。至今我也没意识到这个理论有什么缺陷和滞后，我认为落后的、腐朽的理论和思想都有可能成为野蛮的绊脚石，假如有一天我认为它已经落后了，我会毫不可惜地抛弃它的；但至今，无论写作，还是做人，我都努力去呈现和抵达“完整性写作”所追求的这种可能。事实上，“完整性”在各方面依然对我构成召唤，也许我必须用一生的时间来实践它，也许我将永远无法抵达。

　　“完整性写作”作为一种写作思想或倾向，它肯定不是我个人的，它需要所有认同这种倾向的诗人和评论家共同的努力；它对我也仅仅是一种召唤，它肯定不是我的完成，无论我的写作还是做人，我只是在不断地向它靠近的中途。目前，无论写作和出版，都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也只是做了一点抛砖引玉的事情；它需要更多的人来完成。

　　苏文健：“完整性写作”既有一定的圈地性质，但又想具有某种包揽性。它的圈地性质会让“完整性写作”变成一个本质主义的诗学概念，它的包揽性又会使得“完整性写作”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诗学概念，而无所不包的笼统的概念在无形中会丧失其独特存在的诗学意义。你是怎么样理解这个矛盾的？

　　世宾：“完整性写作”是我诗歌写作之余对自己的诗学理念的梳理和理论化，后来在与东荡子和黄礼孩的讨论中得到共识，并由我们三人联合倡导出来。我相信它自始至终都强调一种包容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诗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召唤着我们去进行相关的诗歌工作。在初始的动机里面，肯定是没有圈地性质的，但在观念、流派林立的当下，由于不同的价值和美学追求，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你所说的“圈地性质”。这个和本理论无关，可以不理会。至于你说的“包揽性”和“独特性的丧失”，我恰恰看到了它对大量的诗歌写作的割舍，它对大量的，甚至当下主流的写作的拒绝。现在依然非常流行的日常写作、策略性写作、口语化写作（这三者的定义可以参考本人的《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诗歌写作》一文），它都是拒绝的。日常写作的问题是精神和情感的平庸；策略化写作的问题是自我萎缩和自我解构，并在解构对象的变迁、转移中最终找不到北，成了时效性的昙花一现；口语化写作的问题是使语言工具化了。在众多的诗学中，“完整性写作”无疑是独特的，正喻、强烈的批判性和建构的梦想性是它独特的诗学特征。你说的“包揽性”可能是指它的价值立场具有普适性，没错，我相信很多不同倾向的诗人也会认同这种价值立场，但是，由于美学的方法论相左，他们会产生不同的追求方向，他们的诗歌，甚至为人，会被引向不同的地方。

　　苏文健：在很大意义上，“完整性写作”是对某一种诗歌现象的命名。它是把具有这一诗学特征的诗歌创作进行归类命名与阐释呢，还是诗人内心深处有了这一要求再按照要求进行的相关创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世宾：在我这里，它首先是对某种诗歌创作和理想中的诗歌创作的归纳和阐释，当然，在后来的创作中，它会在一定向度上规范和要求我的创作。对于另外一些诗人，我想他们自有自己的写作理念和追求，只是由于我们有相同的东西，而被动地被我纳入“完整性写作”里面来。他们的诗歌无疑是“完整性写作”的丰富和补充。你问我理论和创作的关系，我的回答是理论是对创作理念的抽象化和条理化，理论可以指导创作，但不会是创作动力；我更相信直接的感受——把理论和理念化成感受力——才是写作的动力和使语言涌出笔尖的泉口。理论不化成感受力，对于写作，理论就是灰色的，是死的。

　　苏文健：“完整性写作”从提出到现在也有十多年的历程了，你认为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两方面它还存在哪些问题？你对它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新的思考？

　　世宾：这个问题已经简略回答过了，我无志于成为理论家，我也没有打算在它的本体和方法论上再下功夫去完善它，或者把它说得更加清楚。无论如何，它对我个人，无论写作还是做人都构成一种召唤，但它能走多远，就交给命运，交给时间去选择吧。“完整性写作”结过两次集，有三四十位诗人出现过，他们中有些诗人已转变了写作风格；有些未进入的诗人也许下次结集时，我会邀请他们。我相信在这些诗人中，将会诞生我们民族的伟大诗人，但还必须假以时日，他们必须在时间中丰富自己的诗歌世界。这个倾向的写作肯定要出大诗人的，因为这里有不被扭曲的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在这个复杂而多难的时代完善一个伟大的心灵，并由这个伟大的心灵创造一个坚定、宽阔、没有障碍、充满爱和存在感的诗歌世界；这个世界将保存着开启未来人类新的文明的可能。“完整性写作”的研讨会、结集出书这样的事情，一有机会，我还是会去做的。它也等待着更多人接手去做。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去催熟它，但也不会让它自生自灭。

　　苏文健：结合“完整性写作”这一诗学概念，谈谈你对中国新诗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

　　世宾：我们从未超越苦难，我们必须在苦难中生存并赋予这种生存以意义。顺从和反抗，要么败坏了我们的德性，要么使我们异化，变得更加严苛，更加恶，更加卑贱；惟有建立在丰盈基础上的独立的心灵，才能在谎言和恐惧中保持警醒和个体的尊严。我希望看到一个不依附而又对世界保持丰盈体验的心灵，通过诗歌，建立一个区别于现实的世界。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和多元社会的形成，我希望看到更自由、更多元的创作；在此基础上，我希望有一颗不受阶层、地位影响的，具有人类立场和东方智慧，能整合东西方文明的心灵在诗歌中出现，它能超越一切迷障——现实、精神、语言——建立一个丰富的世界，给这个国家，给人类安一颗诗歌之心。这是诗歌在当下最有价值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