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航空界，业内人士习惯用A、B、C指代三家重要的飞机制造企业。A，指的是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Airbus）；B，指的是美国波音公司（Boeing）；C，代表的则是中国商飞公司（COMAC）。由于民机行业的特殊性，加上主要飞机制造商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很少有人和ABC这三家企业都有过亲密接触。在这一点上，邓小洪是个例外。
从中航工业洪都起步，20年后成为空客天津总装厂的试飞总监，再到加入中国商飞，成为C919大型客机副总设计师，参与波音舟山合作项目谈判……邓小洪的阅历很丰富，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考上大学就可以穿皮鞋
2017年5月5日，C919大型客机首飞当日，负责现场解说的是一名中年男子。他中等身材，浓密的短发略显灰白，腔调中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解说时，语速不疾不徐，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这位临时“客串”的现场解说员，就是C919大型客机副总设计师邓小洪。
这样看上去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呢？
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邓小洪的故事，是一个乡村孩子成功逆袭的样本。1964年，邓小洪出生在距离江西省会南昌十几公里的一个小县城——新建。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经济上并不发达，但当地的一所高中——新建二中却远近闻名。它不仅是当地最好的高中，而且在整个江西省排名也很靠前。很幸运，邓小洪的高中就是在这里上的。
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当时，新建县城有十几万常住人口，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不到10个人。“考上大学穿皮鞋，考不上大学穿草鞋！”那个时代，大学生很有些“天之骄子”的意味。
1982年，邓小洪参加高考，迎来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转折。考试成绩很理想，总分480分，在县城所有考生中名列第一，数学单科成绩第一。“这个成绩当时上个复旦、交大都没问题，要是想上北大，可能专业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回想当年，邓小洪觉得自己还是挺牛的！
成绩这么好，皮鞋是肯定能穿上了。那么，该穿哪一双呢？这是个大问题。
被老师诱去了北京
原本，邓小洪是想学医的。因为外公是医生，他自小就对这个职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而根据数学老师的意见，他应该去学数学。“老师说我在数学方面有天分，强烈建议我报复旦大学数学系。那时候，苏步青还在当校长，复旦的数学系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医学？数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邓小洪有些摇摆不定，家里人觉得能考上已经很棒了，至于学什么，还是自己拿主意吧！最终，邓小洪既没有向左走，也没有向右走，他选择了直行，径直走向航空。
这一变化，源自一位招生老师的爱才之心。
那一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时叫“北京航空学院”）负责到江西省招生的老师特别敬业，看到邓小洪的成绩和档案后，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苗子。新建离南昌不远，当时也没有手机之类的便捷联系方式，这位老师就把招生工作做到了家里，先后三次上门动员。
“最后是怎么打动我的呢？招生老师前两次该讲的都讲了，可能也没辙了。第三次上门，老师对我说，北京是首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你要去了多好啊！不上课的时候，可以去天安门、长城、故宫……我从没去过北京，一想到去北京读书有那么多好处，就稀里糊涂地报了。”
这一选，让邓小洪与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刻骨铭心的两次摔飞机
在北航，邓小洪学的是电气工程专业。对于大学生活，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字——“学习”。“那个时候，学风总体上挺好，理工科学生学的都是实打实的东西，学习很紧张，我们有几门课是比较难的，有两三个同学因为考试不及格最后都没能毕业，留级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毕业后，邓小洪被分配到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当时叫“南昌飞机制造公司”）飞行试验室，正式干上了航空。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说起试飞，邓小洪首先想起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鲜血和教训。在洪都期间，他曾目睹两次摔飞机，尽管时隔多年，如今想来依旧十分心痛。
“第一次发生在1988年10月19日。”尽管过去快30年，邓小洪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当时，为了推销强5改进型飞机，洪都邀请了2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武官10月20日到现场观摩。10月19日，我们进行了预演。为了充分展示飞机的性能，飞机不仅要飞得低，而且动作要复杂。这样的展示飞行风险是很高的，一旦有问题，飞行员反应的时间很短，也就一两秒钟时间。”
“预演的时候，当地电视台到现场拍摄，准备留下一些资料。第一次表演结束后，电视台记者表示拍摄效果不太好，要求再飞一次，指挥员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次飞机失速了，当时离地就一两百米高度，一下子就摔了下来，前后就一两秒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摔飞机，当时就跟做梦似的，人也有点懵。”
“第二次摔飞机是在1998年5月26日。这一次，给我的印象更深刻。这次是一架初级教练机（初教6），也是在做表演的时候低空失速了。飞机坠地时，离我只有200米，两名飞行员在机上。这两个人跟我关系特别好。这些年来，这个场景我做梦都梦到了不下10次……”
说起自己的试飞职业生涯，邓小洪的语气有些凝重。在他看来，试飞是一个高风险行业，稍有不慎，是要出人命的。也正是经历了这么多血的教訓，他对质量、规章、程序的认知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看看“巨无霸”是怎么干的
在洪都，邓小洪一共干了21年。从试飞站的技术员干起，后来当了专业组副组长，试验室副主任、主任，通用飞机设计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公司生产经营部副部长。其间，还被公司外派到埃及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在不惑之年，自己的职业生涯会迎来一次巨大的变化。
邓小洪的职业变化，要从空客公司的“津门之恋”说起。新世纪初，为了深耕中国市场，空客开始探索与中方进行工业合作的可能性。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2007年6月，空客与中方联合体正式签署关于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A320飞机总装厂的合同。
合同签署后，中航集团开始选拔总装厂的中方高管。当时，最主要的条件有两项：一是业务精通，二是英语要好。
“当时，想去的人不少。搞了一辈子飞机，都想看看空客、波音这样的巨无霸是怎么干的。和其他人相比，我有一个优势，我的英语不错，尤其是口语。上世纪90年代初，我自己掏钱到江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进修了一年英语。后来到埃及，工作中也使用英语，这方面保持得比较好。”
当然，中方推出的候选人还必须经过空客方面的面试。“2007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面试通知。当时已经是下午6点，去天津的航班已经没有了，我只好第二天一早飞北京，然后赶往天津。下午2点，面试开始。面试我的人是空客天津的首席运营官，一个德国人。聊了3个小时左右，他邀请我和一些老外共进晚餐。吃完饭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事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行还是不行。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时间，筹备组打电话通知我被录取了。”
2008年1月1日，已过不惑之年的邓小洪北上津门，开始了一段新的职业生涯。
空客的质量管理值得借鉴
邓小洪在空客的第一个职务是“技术支持高级经理”。在这个职位上，邓小洪干了两年多。其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空客的人员培训体系和质量管控体系。
“空客的员工培训很有特点，越是基层的员工，培训的机会越多，标准越严，要求越高。想想很有道理，基层一线员工是直接和飞机打交道的人，质量问题和他们直接相关。对于总装线上的一线员工，空客的培训周期是两年半，国内培训一年半，国外（图卢兹或汉堡）培训一年。”
“比如新招聘的员工，空客首先和你签的是培训合同，而不是录用合同。每个员工都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培训，每一个阶段结束后都要考试，合格了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每通过一个阶段的考试，员工的工资就可以相应增长。如果通不过，那就只能淘汰了。一般来说，新员工的淘汰率在30%左右。只有四个阶段的培训全部通过后，空客才跟你签录用合同。”
成为正式员工，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资质等级等着你去努力。
“空客的质量管控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授权制度。新员工通过培训后，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工作授权的，不能独立操作，你的工作成果必须经过质量人员的检验。只有经过一定次数的累积后，你才有可能得到授权。”
“工作授权是有不同层次的，层次越高，你能干的活就越多，收入也就越高。假设你这个岗位涉及100种工作，有100份工单，你的授权层次低，只能干其中的30种。干了一段时间后，如果没有出质量问题，可以申请进行授权升级，考核通过了，可以得到高一层次的授权。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到最后，100种工作你都可以干，而且还可以作为质量监督员检查别人的工作。有这样一种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作保障，你觉得空客的产品你放心不？”
让我自豪的两个100%
2010年6月，空客天津总装厂的德籍试飞总监工作合同到期，要寻找一名继任者。对于總装厂来说，试飞总监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职位，空客方面起初准备从图卢兹或汉堡再选派一个人来天津。
“空客方面选了一圈，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我刚好具备这些条件。后来，中方推荐我担任这个职务。一开始，外方高层觉得不行，因为试飞是一个核心部门，他们担心我在技术上吃不透。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试飞搞了那么多年，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后来，中方建议可以先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换人。外方最后同意了，我被调去担任试飞总监。”
在试飞总监这个岗位上，邓小洪一口气又干了两年多。在此期间，经他手一共交付了100架A320飞机。“对于我这个岗位，空客考核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准时交付率，第二个是质量完好率。很幸运，我担任试飞总监期间，两个指标全是百分之百。空客有三个总装厂，图卢兹一个，汉堡一个，天津一个。此前，三个总装厂从来没有出现两个指标都是百分之百的情况。我一下子干出两个百分之百，而且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不是一年，而是两年多，这让我觉得非常自豪。”
如今，在邓小洪办公室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件纪念品。这是一个空客A320飞机垂尾的模型，上面有一段文字：“Deng Xiaoho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ircraft Handover to the Dlivery Centre，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appreciable performance as Director of the Airbus Tianjin Flight Line . Your name stands for on time and on-quality.（邓小洪，在完成第100架飞机交付的特殊时刻，我们非常感谢您作为试飞总监的贡献，您的名字代表着按时、按质交付飞机）”
还是想搞中国的大飞机
2012年，在空客天津工作了4年多时间后，邓小洪再一次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他从津门南下上海，加入中国商飞，成为中国大飞机队伍的一员。
如果说前一次跳槽，是为了见识一下“巨无霸”是怎么干的，同时收入也增加不少。那么，这一次跳槽是为了什么？
“实际上，作出这个决定也不容易。我的一些同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到很吃惊，家人也有一些想法。毕竟在空客干得挺不错，各方面关系都理顺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想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出点力，我们航空人大多有一种报国情怀。另外，我想换个环境再挑战一下。那时候，我手上已经交付了100架飞机，再交付200架、300架，也就是那样，好像缺乏点挑战性。”
2012年9月，邓小洪加入中国商飞公司，担任新成立的试飞中心副总工程师。当时，试飞中心刚组建不久，人马不齐，万事待兴。“那个时候，ARJ21基本在阎良飞，试飞中心去了一部分保障人员，主要做一些辅助性工作。C919的交付还早，整个中心的工作不多。这个时候，正好可以下大力气抓队伍建设。于是，我向中心领导提出一个设想，能否参照空客的培训和资质授权体系对员工进行培训。这个设想得到中心领导的支持，并决定由我具体组织实施。”
“在培训组织方面，我是有经验的，在空客的时候就干过。我找了几个人，进行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培训老师一部分是商飞内部的专家，制造、研发、客服各个部门都有，还有一些老师是从外部机构聘请的。2012年，我们跟厦门太古进行了联合培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基础理论培训，请他们派老师过来，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差旅费；另一种是实操培训，我们当时不具备条件，就分批派人去学。这样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把第一批人培训了一遍。和空客一样，我们的培训也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结果和工作表现进行授权。当时，第一批学员中拿到授权的也就十几个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各个部门的骨干。”
经过培训，再加上引进了一些经验较为丰富的人才，試飞中心队伍能力得到很大提高。“2014年，我们接收ARJ21飞机的时候，上手就很快了，如果当初没做好这些打基础的工作，一些试飞科目就不会那么顺利。后来进行C919滑行试验时，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出现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
总算解决了这只拦路虎
新世纪以来，中国民航业持续高速发展。根据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至少6800架新飞机，总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价值超万亿的市场。
2013年前后，另一家民机巨头波音就开始与中国有关方面接触，探讨在中国建立737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的可能性。虽然双方都有进行合作的意向，但好事多磨，谈判过程一波三折。2015年9月，中国商飞与波音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建立737飞机完工中心的合作文件，双方将共同出资建立合资公司。后来，合资公司的地址被定在浙江舟山。
“实际上，这个项目最终能谈下来也很不容易。举个例子，像在机场和试飞空域这一块，就花了不少时间谈。737飞机完成总装后，要在舟山进行生产测试试飞和交付试飞，舟山机场的哪些条件满足，哪些条件不满足，我们都要梳理出来，跟波音的专家一块儿讨论。在谈判中，试飞空域的确定就几经反复。波音在西雅图有自己的空域，长宽都是几百公里，范围非常大，飞机上去以后随便怎么飞。在谈判的时候，波音方面一开始要求提供一个长370公里、宽185公里的空域，这个条件中方根本没法满足。”
“后来，我跟波音的人说，我们先不说空域的大小，你把737飞机生产交付试飞的剖面数据给我。说实话，这些数据他不给我，我也很清楚，以前在空客搞A320试飞，后来搞ARJ21试飞，其实要求都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要求波音派试飞方面的专业人员来中国谈。一开始，波音派到中国谈判的主要是一些项目管理人员，在具体技术上也不是很懂。后来，波音派了一名机场管理人员和一名试飞员过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后设计了四五套方案，总的思路就是用航线加一个小空域来解决问题。每一套方案我都进行详细解释，哪些高空试验科目在哪里做，哪些中低空试验科目在哪里做。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只拦路虎才算真正解决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2017年5月11日，波音737完工和交付中心项目正式在舟山开工，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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