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弛·

　　内容提要 《七剑十三侠》作为清末剑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古代武侠叙事传统的同时,对后世武侠小说创作亦有较大影响。本文将从小说诗学化、浪漫化的“正义”书写方式,以及对剑侠形象群体的聚焦和个体英雄的虚化处理出发,探讨其如何走向了一种宏大、主流、肯定性的大叙事,从而逐渐消弭了武侠传统当中与庙堂秩序相对的批判性张力,呈现出伦理视角下中国武侠文化的精神症候。

　　《七剑十三侠》是唐芸洲创作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武侠小说,全书共三集一百八十回,分别刊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集刊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三集陆续刊行),写明正德年间徐鸣皋为首的江湖英雄,得“七子十三生”一众剑侠帮助,随御使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故事。小说凭借着对奇幻剑术的精彩描写、对逍遥剑侠的形象塑造,以及气势磅礴、虚实相生的小说结构,在晚清重新盛行的剑侠小说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接续唐传奇《虬髯客传》《聂隐娘》所开启剑侠系列传统的同时,被认为进一步促成了民国《蜀山剑侠传》一类新武侠作品的产生。江文蒲在其初集序中称其为“集历来剑侠之大观,稗官之翘楚也”,使文人读者有“神乎其技之感,叹为观止”,将清代的武侠叙事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20世纪还珠楼主、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侠小说”有着直接的影响。

　　然而,在另一方面,《七剑十三侠》也为人所诟病,不单是其略显粗糙的艺术质感和通篇弥漫的荒诞神秘色彩,在清代武侠小说当中一度被视为末流,“体现了清末侠义小说开始走向没落的趋势”;更在于,从小说叙事层面而言,这本融合了武侠、神怪、公案、讲史等诸多元素的剑侠作品,却在纷繁奇诡的剑术呈现过程中,逐步融入了晚清侠义小说已经普遍存在的伦理视角,于虚拟正义的背后消弭了“侠”的精神内涵,武侠小说传统所构建的庙堂与江湖、权力中枢和市井世界、诗文正统与小说亚文化之间的张力,在作者刻意为之的叙述架构中消失殆尽。本文期望通过对《七剑十三侠》小说叙事的研究,探索其如何沿着清末武侠小说的发展,愈发趋向主流文化的大叙事,并呈现出伦理视角下中国武侠小说及其文化的精神症候。

一、诗学化的“正义”书写

“侠”在古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经历了一个由违法乱纪、好勇斗狠,到肩担道义、救世济民的形象转变过程,并逐步向主流社会关于“正义”的想象趋近靠拢。无论是《韩非子·五蠹》中关于“侠以武犯禁”的界定,还是《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于其行为“不轨于正义”的评价,“侠”的行事和价值选择,始终游离于主流社会秩序之外,纵然有太史公笔下为知己者而死的游侠、门客,但或是作为闾巷布衣,行走法外,或是作为卿相养士,任其私昵,与后世兼济天下、惩恶扬善的侠客认知有着一定距离。直到唐代社会尚武任侠之风盛行,诗文、传奇作品中剑客形象的大量出现,“侠”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开始被主流社会所接纳、颂扬,并开始与追求公平正义的主题联系起来,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提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将“侠”与“义”作为二位一体、相互依存的一组并列,《昆仑奴》《荆十三侠》等传奇中侠客开始扶弱济贫、救人于水火,代表了当时武侠作品中以武正道、匡扶正义的愿景。

　　到了晚清时期,官场吏治的腐败,司法狱政的黑暗,促使了武侠小说以另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出现了繁荣,即武侠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小说中侠客进入到官府,协助清官断案,成为用更加复杂的叙事格局、更加多元的侠义形态来描摹正义的典型,王德威称之为对“诗学正义”的探究,即“叙事序列中一种想象的部署,当这一文学部署与想当然的‘正义’观携手并肩时,作者及读者的意愿便得以在纸上实现”。在明代,以《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中,还存在大篇幅抄录判词、状词、卷宗的现象,具有浓厚的说法气息和理性色彩,而晚清时期侠义与公案小说的合流,则开始将故事性和浪漫的侠义精神注入到对于“正义”的言说当中来,在侠义叙事中协助以包拯、施仕伦为代表的清官完成对于正邪善恶的快意恩仇。而在晚清时期以《七剑十三侠》《剑侠奇中奇全传》《仙侠五花剑》等为代表的剑客、仙侠小说当中,此种由文学叙事序列,所展开的“正义”实施过程,无疑在基于司法、诉讼的武侠公案小说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如果说侠义、公案小说的合流是对于之前公案题材正义实现的一种补充,那么《七剑十三侠》等仙剑小说为代表的“正义”实施,则开始抛开现存秩序,以一种超现实、诗学化的方式,独立承担起有关正义的想象和部署。公案小说尚存一息的体制空间和法理诉求,在佞臣当道、清官失势的现实中受到了阻隔,《七剑十三侠》中,权臣与强盗串连勾结、如兄若弟,让实施正义的“清官模式”彻底失效,被誉为有经天纬地才能、不攀附奸党的王守仁,遭到诬陷后流落江湖中,遇见徐鸣皋一行侠客,只能哀叹自身难保,使得英雄无用武之处。小说中写道：

　　王守仁说起目今宦寺专权,奸臣当道,英雄豪杰不知埋没了多少。这班位高爵重的都是庸流,只知阿附权阉,深为浩叹。我看公等皆是当世英雄,只可惜无进身之地。大家叹惜了一会。

　　在侠义公案小说中成为某种定式的叙事模式：“江湖人士”向庙堂靠拢,作为辅助人员,协同官员伸张正义,这样的情节设置,发生了倒置。《三侠五义》中,清官包拯以其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吸纳甚至招安原本并不服从管束的侠客。小说中,包拯是“正义”理念的象征和实施主体,而围绕其身边的侠客则更多只是实现正义部署的工具：原本在土龙岗扎寨落草、具有情感个性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兄弟,在成为开封府四大侍卫之后,变为了鞍前马后、站堂开道的程式化、工具化形象;“南侠”展昭在小说中最为精彩一段剑术展示,并非行侠仗义的过程,而是随包拯在耀武楼的丹墀上为圣上舞剑,并由此收获“御猫”之名;即使是五义中最具个性魅力的侠客白玉堂,也经历了从叛逆到被驯服、屈膝匍匐口呼“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条,恳祈相爷笔下超生”的转变过程。而到了《七剑十三侠》这里,王守仁失意出京,舟至钱塘,几为奸人所害,被徐鸣皋、一枝梅等兄弟救起,全无主持公义、扭转乾坤之力,更勿论他意欲招进江湖侠客,得到的是徐鸣皋“天生野性,难就拘束”的回答;在平定宁王叛乱过程中,本为这场历史主角的元帅王守仁形象却如同包拯身边的侍卫侠客一样,经过了淡化处理,正义的主体变成了智勇双全、武艺出神入化的一众剑仙侠客。

　　这种叙事安排恰恰对应了小说在开头所做出的关于“正义”的预想部署,作者开篇称,世上有三种极恶之人：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这三种极恶之人,朝廷内有奸臣照应,地方与官吏勾结,王法都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这班剑客侠士,来去不定,出没无迹,吃饱了自己的饭,专替别人家干事：或代人报仇,或劫富济贫,或诛奸除暴,或锄恶扶良”。小说中剑侠平定暴乱、铲除邪恶的本事,已远远超出了唐代《虬髯客》《聂隐娘》《昆仑奴》等传奇作品中的剑士侠客;而较之同时期武侠公案中朴刀棒棍、飞檐走壁等尚不脱离现实基础的招式,他们口含宝剑、上天入地,被赋予了更多神化一般的超现实特征。《七剑十三侠》中写到徐鸣皋的师傅海鸥子为代表的七位剑客道友,背挂宝剑、手执拂尘,似孤云野鹤,能御风而行,既有高超武艺法术、行侠仗义,又云游四海、不受管束。无论是作为剑客的精湛剑术、奇幻道法,还是作为仙侠的遁形匿迹、无处可寻,其作为“侠”的传奇性、自由度和美学魅力都得到了充分肯定,这无疑比被招纳驯服、作为清官侍从护卫的侠客要更加具有诗学色彩。小说第六十九回,写到十三生施展剑术大破迷魂阵,其精彩绝伦、变幻莫测,竟然引得双方兵士驻足欣赏,俨然一场剑术表演：

　　三枝剑又化出九枝剑来,共是十二枝剑,抵住十二道白光,空中交斗,忽如群龙戏海,忽如众虎争锋,忽如一阵苍鹰击于殿上,忽如两山猛兽奔向岩前。宁王此时同了军师李自然登高观看,看得称奇喝彩,忘了战阵交斗,如观戏一般。邺天庆手下一班将士并城上守城的兵士,没有不喝彩的。

　　正如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一书中指出的,作为武侠小说的分支,这些飞仙剑侠的小说,与西方骑士传奇有着几分类似,“都脱离了当代现实,提供了逃避现实的仙境”。虽然唐芸洲有关仙剑避世隐居的仙境描写不多,但“正义”的实施过程和现实场景,得到了空前的传奇化、浪漫化、美学化以及诗意化处理,在《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等仙侠作品中,《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行刺失败、而为人叹息“惜哉不讲于剑之术”的慷慨悲壮不复出现,《水浒传》中英雄好汉嗜血杀人的残酷场面,也大大被收敛和弱化。尽管善恶依然对立分明,唐芸洲也会效仿《水浒传》设置“三上金山”“三探宁王府”“摆恶阵妖道逞能”“仗邪术非幻败王师”之类的情节,来增加悬念,但关于正邪双方之间争夺打斗的描写,因为来自江湖的这种超现实能力,多了自如逍遥的浪漫成分,少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息,无需早期史传作品中充满凶险的近身搏斗、招式比拼,更不需要公案题材中诉讼情节与法理逻辑上的费心思量,“侠”通过这套诗学的包装,超越了普通拳法兵器和现实清官模式,在审美过程中极大满足了清末市民读者有关“正义”的想象诉求。

二、英雄形象的群体聚焦与个体虚化

　　

　　

　　《七剑十三侠》笔下的绿林好汉、英雄人物群像,从江湖人物的个性层面来讲,较之《水浒传》《三侠五义》而言,则更加徒有其表,缺少神韵。如果说同为清代创作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在众多英雄谱系里还有对于十三妹、白玉堂这类独立完整的人物塑造,那么《七剑十三侠》小说中“缀段性”的单个人物亮相,在第四十五回“安义山主仆重逢,梅村道弟兄齐会”便匆匆完结,在后一百余回的情节中,众位英雄进入到结拜聚义、安邦平乱的共同征程,汇聚成了一个庞大、诗化的正义群体,个体的差异性格、独立价值被湮没其中。即使是小说前半部分诸回,人物各自的发展,也只是数位英雄组成的小群体,在打擂台、斩恶医、除奸淫的过程中,完成着对小说“平叛乱”这一叙事主线的铺垫,英雄个人的命运、性格乃至面貌、武艺特性,皆未能得以充分施展和描画。以“七子十三生”为代表的剑客、仙侠人物,最终呈现在大而化之的正义群像里,并非作为一个个特征鲜明的形象类型为读者所感知;英雄自我的情感意识和个性形象,则湮没在这种众多的、奇幻的群像中,黯淡无光。小说发展到后半部分,“七子十三生”逐步成为了正义阵营中的统一代名词,单个人物的描摹几乎匿迹,连珠式的名称罗列成为小说描写的常态,造成了一种浩荡磅礴的凛然气势,例如：

　　

　　这种英雄形象的总体聚焦凸显和单个虚化模糊,不只是其形象在庞杂的江湖群体和绚丽的招式法术背后,逐渐模糊了每位英雄外部形象的特征差异,更在于长久以来武侠作品中生长的关于英雄的两大精神内核主题——作为“侠客”的独立意志与作为“儿女”的爱欲性情,在小说塑造的形象个体中逐渐衰微,诗学化的“正义”书写和英雄群体的聚焦背后,单个剑仙、侠客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凸显,反而成为了虚空化、被剥离了个性精神的强悍肉身和飘逸仙体。

　　

　　

　　

三、走向大叙事的侠义伦理

　　

　　

　　小说作为小道,原无诗文、史传作品中“载道”“言志”的负累,与市民社会接近,生气淋漓,更具有民间亚文化、个人化叙述的特点,侠义作品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对于主流伦理、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性叙事”——对社会公平正义借以现实权力及其规则运行不能实现的不满。而这其中,以仗剑行侠、修炼求道为主体的剑客、剑仙小说,更带有个人性的遁世、隐逸色彩,并含有对于儒家治国平天下、忠君爱国等公共伦理的反讽意味,清代《女仙外史》《绿野仙踪》等小说中,将剑术与道家炼丹术结合,把从唐宋开始的江湖世界推向了一个高峰,其带有志怪小说气质的神秘色彩,更是与注重现实秩序的史官传统、伦理价值相悖离。《七剑十三侠》等清末仙侠作品,同样继承了这样的情节设置,也出现了关于个人剑术道行修炼的讨论,以及斩杀山精野兽、怪物妖人的内容,但其正义实施的过程走向,最终还是进入到类似讲史文字的大叙事,使忠孝节义的家国伦理弥漫其中。

　　《七剑十三侠》当中,具有浓烈民间气息的“私情”与“怪状”被视为陈腐颓靡,遭遇了来自伦理视角的过滤,“侠肠义胆”的正义实施则与廉顽立懦的德行操守激励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激励并非观念的直白说教,而是在武侠叙事的序列中逐步展开。整部小说,江湖世界中个人的品性、操行乃至武艺修为,都被与古代社会主流的“忠孝节义”道德捆绑起来,国家、庙堂之上的公共化伦理作为最终的“能指”,确认着江湖人士个人作为“侠”的境界高低。在高度虚幻、神秘、具有美学色彩的剑术技艺展现中,也经过了伦理化的处理,小说中,同是作为道人,谋逆作乱的“反贼”与勤王平叛的“义士”,二者之间的招式对比便具有差异,宁王府中的人物非幻道人,所使武术技艺,多是借助妖风、鬼火、迷魂阵等邪术,而徐鸣皋、一尘子为首的剑仙,多使具有正义象征色彩的宝剑,或用剑招,或幻化成剑气铲奸除恶,到了小说后半部分协助王守仁平定叛乱时,更不只局限于作为帐下武夫、供人驱使,还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模糊了江湖侠士形象特征的同时,显露了儒臣匡济天下、澄清宇内的道德理想色彩。

　　

　　

　　

结 语

无论是浪漫化的“正义”书写方式,宏大庞杂的侠客群像塑造,还是最终与主流伦理相连接的侠义观念,《七剑十三侠》都将传统的武侠叙事推向了一个高峰。但是这种臻于高峰、完美的叙事背后,却也呈现出古代侠义伦理发展衍变过程中的趋势,个人的独立性和江湖世界的批判功能并没有得到凸显,透过叙事序列当中忠君、贞洁等一系列伦理表达,传统武侠叙事在接受与反抗权力机器之间的张力、个人情欲和家国意识之间的矛盾逐步走向了消弥,最终整合为一种公共化的大叙事。而从晚清新小说中倡导尚武任侠的革命精英,到民国以后陶醉于刀枪剑影的市民群体,再到金庸关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意识形态化界定,在将传统武侠伦理与现代小说观念融合的同时,这种典型的精神症候和伦理意识,依旧时常可见,弥漫在各类关于侠义的新型叙事作品当中。

　　注释：

　　① [清]听珊江文蒲《初集·序》,《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七剑十三侠 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② 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③ 梁军《以奇制胜 意趣深厚——〈七剑十三侠〉的思想与艺术》,《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④ [唐]李德裕《豪侠论》,《全唐文新编》第1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0页。

　　⑤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⑦ [清]石玉昆《三侠五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⑩ [美]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铙译《中国之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