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发掘出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大量珍贵资料,充分肯定《红楼梦》的价值,初步构建了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的红学体系,提出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新观点,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红学巨著。他整理的以《石头记会真》为代表的系列汇校本是颇具特色的红楼版本,在《红楼梦》版本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中年以后提倡的“悟证法”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晚年对红学界一些非学术的奇谈怪论的盲目支持,客观上对红学乱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无论围绕周汝昌及其红学观点有多少争论,都不能动摇他红学大家的地位。
时光荏苒,转眼间周汝昌先生已驾鹤西行七年了,2018年恰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在掂量周先生在灿若群星的红学研究队伍中的地位的时候,不禁想起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的那个“老学究”的故事。那个一起夜行的鬼友告诉老学究说,人在沉睡时,“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饱学之士可“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如果按照这个有趣的畅想逻辑推演下去,我敢说,沉睡中的周汝昌先生吐出的光芒,一定是“上烛霄汉能与星月争辉”的最耀眼的几道光束之一。有《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这样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有《石头记会真》(以下简称《会真》)系列这样独具特色的汇校本,还有多达几百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又一手构建了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的红学体系,谁能否定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杰出贡献呢?然而,周先生又是人们争议颇多的红学大家,拥者尊之为“红学泰斗”,贬者甚至说他“根本不懂《红楼梦》”,所以留下的话题很多。这里所说的“话题”,是指由他而引起的争论,特别是他中年以后用“悟证法”悟出的一些为多数读者难以接受的观点。可以说,周汝昌是著述最多、影响最大、也是争论最多的红学大家。盖棺论定,在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的今天,本文拟对周汝昌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红学遗产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客观地予以评价。
当年,周汝昌与《红楼梦》结缘纯属机缘巧合。少年时期虽然也常听母亲讲红楼故事,但他更喜欢西文,后来以英语免试资格进入燕京大学的西语系学习,并未与《红楼梦》有过接触。1947年,抗战胜利刚刚回归校园的周汝昌,收到正在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哥周祜昌从天津寄来的信,希望他帮忙在燕大图书馆查找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敦诚兄弟的资料。也许是上苍眷顾,周汝昌轻而易举就发现了敦敏的《懋斋诗抄》,这是胡适遍寻二十年而不可得的极为珍稀的红学史料。其中有“咏芹诗”六首,发现癸未年曹雪芹还在世,这与甲戌本第一回脂批的“壬午除夕”“泪尽而逝”的记载显然矛盾。兴奋至极的周汝昌便写下《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经导师顾随推荐发表于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副刊上,这是他生平中的第一篇红学文章。胡适看到后当即付信周汝昌,对这个重大发现大加赞赏,并且慨然将《甲戌本石头记》等珍贵红楼文献借给他抄录研读。此后两人时常书信往来,周汝昌从此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六年之后便完成了他的经典大作《新证》。这部著作甫一问世,立即令洛阳纸贵,很快脱销,出版社在年内就行销三版,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阅后写道：“汝昌的读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恩师顾随也作《木兰花慢》词,以刘勰作《文心雕龙》、司马迁撰《史记》、郑玄笺注《诗经》作譬,激赏这部书具有辞章、考据、义理的“三才”之美。
一、创榛辟莽集大成——《红楼梦新证》
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要求历史活动家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看他们是不是“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看有没有创意创新。那么,《新证》比之前的红学著作有哪些创新呢?首先,继承并发展了胡适、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体系,发掘出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大量珍贵资料。
《新证》问世的时候,新红学已经走过了三十几个年头,早有胡适《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红楼梦辨》珠玉在前。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如椽大笔横扫了旧红学种种牵强附会的影射之说,尖锐地指出了索隐派误读红楼的错谬之处,又广泛阅读清人笔记、志书等相关文献,仔细地发掘、爬梳,钩稽出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一些史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写的是他的“自叙传”。进而又提出“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这一论断。这“自传说”与“后四十回续书”两个观点影响深远,也被称为“红楼二说”。其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顺接了胡适的观点加以引申和说明,然而,对以上二说,他所花笔墨却不尽相同。对于“自传说”仅寥寥数语,却用大量篇幅就后四十回续书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不同于胡适积极找寻外证的做法,他更集中精力于文本中寻找内证,将实证与鉴赏批评相结合,坐实了后四十回续书说,认定了《红楼梦》乃“曹著高续”,并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可以说,胡适、俞平伯将红学解读真正带入到“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来,但这个层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从《考证》到《新证》的三十余年里,红学相关文献资料不断地被发现,却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而这繁复的学术重任,历史地落在了周汝昌的肩上。
周汝昌的《新证》承接了“红楼二说”的基本观点,又有重大发展,尤其是对“自传说”的考证。胡适虽说过《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但他也用犹疑的口吻说：“贾宝玉恐怕就是作者自己,带一点自传性质的小说”,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只作了大体的勾勒。周汝昌在《新证》中则认定《红楼梦》是作家的写实自传。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他几乎是一网打尽地挖掘出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珍贵资料,引证文献多达千种,包括大量清宫档案,并且通过对前八十回的仔细研读,考证出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他认为《红楼梦》是作家“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并将贾府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曹贾不分,曹贾互证,甚至达到“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程度。这样,曹雪芹的轮廓在人们的心目中才渐渐清晰起来。冯其庸在《红学叙论》中指出：“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郭豫适在《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中说：“《红楼梦新证》是至今所知的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最彻底的书,它把胡适、俞平伯的‘自传’说作了更详细、更确定的发挥。”
周汝昌虽然同意“曹著高续”说,但对于续书的看法,却与两位前辈意见相左。胡适对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不太看好,对续书的看法却是不太差,认为高鹗补的四十回,“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团圆结局,肯定了续书作者的悲剧眼光。俞平伯主张“凡书都不能续”,所以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自然也不会太好。但他也肯定续书“将宝黛分离”的这一桥段,说它“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些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从而肯定“高氏在《红楼梦》总不失为功多罪少的人”。晚年又否定“高鹗续书说”,倒恰恰说明他对续书保全全书这一贡献的认可与嘉许,兹不赘述。周汝昌的《新证》多源于胡、俞二人,但对续书的评价并未作为核心内容,即便到了后来的增订本,也仅占了一小节,言辞却很激烈。认为高鹗的续书实际是乾隆皇帝及重臣和珅策划的“一个政治事件”,曹雪芹其实已经写完了完整的《红楼梦》,这四十回续书的真实目的是对于前八十回的颠覆,利用《红楼梦》来巩固清朝的政治统治。从1954年《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看法》到80年代《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周汝昌从政治、思想、文学等多角度全盘否定后四十回续书甚至达到深恶痛绝的程度,而且始终如一。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于他过分强调《红楼梦》的写实性,出于对前八十回过度偏爱而产生的反常心理。呕心沥血数十载,“为芹辛苦见平生”,不断研读,不辍思考,几乎是以一种贾府中人的心态去看待曹雪芹的笔墨,这就难以平心静气地对别人续写的书进行客观评价。对续书沾染的封建气息嗤之以鼻,对雪芹倾心设计的众多伏线在后四十回未能实现黯自神伤,对于宝黛那理想中“完美”的分离结局心存眷念,因而对续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其次,充分肯定《红楼梦》的价值,极大提升《红楼梦》的地位。
在《新证》之前,人们对《红楼梦》的价值评价不一,远未达到现今“四大名著之首”的崇高地位。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认定《石头记》旨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王国维开始从哲学、美学角度审视《红楼梦》,却又照搬叔本华的理论对作品作了曲解。林纾、曼殊等文人虽多好语,但影响不大,因为当时的主流红学对它并不看好。胡适作为新红学考证派最早的研究学者,终究还为那个时代的眼光与视野所局限。他说：“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子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他甚至觉得,《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几万字的《红楼梦考证》中几乎没说什么赞颂《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话。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主旨是“情场忏悔”与“色空”的虚无思想,他在《红楼梦辨》中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与世界经典文学著作相比存在诸多不足,这在东西方文学认知理论缺乏的上世纪20年代,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三,基本构建了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的红学体系。
先说曹学。胡适根据当时有限的“可靠”资料,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对其家世与生平进行了初步考证,但语焉不详。周汝昌的《新证》不但在《世系谱表》中对曹氏始祖以下的家世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更在《史事稽年》(初版作《史事编年》)中,用几十万字的规模,列出了自明万历以来曹府及时代沿革的“大事记”,在二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将曹雪芹及其家世材料集中起来,为曹学奠定了基础。其中,曹雪芹的生平部分基本能联点成线,他据此完成了第一部关于曹雪芹的传记《曹雪芹小传》,其后的《曹雪芹新传》《红楼家世》《江宁织造与曹家》等也都是据此生发出来的。
俞平伯在他的《红楼梦辨》中对版本的考证和对八十回后内容的推断,应属于红学中版本学和探佚学内容。《新证》接受了“曹著高续”说,在对续书大加鞭笞的同时,在“附录”部分,对“戚本”“蒙古王府本”和“梦觉主人序本”进行了解析与比照,对刘铨福、戚蓼生等保存《红楼梦》版本的功臣作了介绍,尤其专门介绍了新发现而又得而复失的南京“靖本”《红楼梦》的概况,对其中不见于其它诸本的正文和批语进行披露和解析,推动了《红楼梦》版本学的发展。
第四,提出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红学新观点。
周汝昌在《新证》中提出了不少独树一帜的新观点,有的属首倡,有的为光大,在红学界都引起热议。虽然现在看来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甚至夹杂着作者主观感情,但是在繁荣与推动红学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观园的原型讨论中,历来有“现实说”与“想象说”两大派。“想象说”认为文学作品向来都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是现实生活的概括与提高,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见多识广的曹雪芹,可能综合了各家园林才创造出了一个“万景皆备”的大观园,未必一定以某个园林为原型,确切地说,大观园只能在《红楼梦》里,这无疑是有理论依据且有说服力的。而持“现实说”的论者又认为作家不会凭空想象,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所以大观园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这就是人们在大江南北苦苦寻觅大观园的缘由。周汝昌持“现实说”,在《新证》中,批驳了以“随园说”为代表的种种旧说的错漏,首次提出了恭王府即《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观点,即“恭王府”说。他结合《红楼梦》文本与《楝亭诗钞》《楝亭诗钞别集》中的诗文明确了曹家的一处住宅在北京“紫禁城西筒子河的西边”,而《红楼梦》大观园的地点应“就是和珅府,后为庆王府、恭王府者”。为此,他又撰写了《芳园筑向帝城西——恭王府与〈红楼梦〉》《恭王府考》等专著,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来支撑“恭王府说”。他是“恭王府”说影响最大、用力最殷的红学大家。失明之前的最后一件手稿所写的仍是《真正的大观园》,这是对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一种笃信和坚守。应当说,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文学作品中的大观园原址,未免胶柱鼓瑟。但由于周汝昌的研究与鼓吹,北京恭王府名声大噪。周汝昌仙逝之后,恭王府决定在花园内特辟专厅建立周汝昌纪念馆。周氏子女们也决定,将包括周汝昌先生生前的著作、手稿、藏书、墨迹、信札、藏品等全部资料捐赠给恭王府,增添了这里浓浓的红学氛围。
《新证》于1953年9月初版发行,计39万字;1976年增订出版,扩增至80万字;1985年又重新修订出版。
二、“五十六年一愿酬”——《石头记会真》
《新证》之外,周汝昌对红学的另一大贡献是对红楼版本的考订。早在1947年,周汝昌与其兄抄得从胡适那里借来的甲戌本《石头记》时,发现其中内容与当时流行于世的《红楼梦》差异甚大,萌生了还原原著真实面目的想法。于是向胡适建议：依据当时能见到的《甲戌本》《庚辰本》和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以代替为胡适所提倡、广为流行的程乙本。对这“集本校勘”的动议,胡适大加赞许并表示大力支持,认为这是一件“最重要而应该做”的笨重工作。胡适的表态给年轻的周汝昌以巨大的鼓舞。胡适也确实给予了汝昌“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将甲戌本、大字戚本及敦诚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慷慨出借,又同意周汝昌兄弟抄录的甲戌本归他们所有。此后周氏弟兄二人抱着还原原著真实面目的决心,从早期的甲戌、庚辰、戚序等本入手,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抄写校对工作。正是由于在《新证》中传递了红楼古本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一时段开始有更多的人关注红楼版本的搜集与发现,也才有更多的古本纷纷面世。然而,各种辗转抄本又各不相同,癖暇窜乱,比比皆是,周氏兄弟露钞雪纂,殚精竭虑,到了1966年,汇集八种底本对比甄别,在剪贴本的基础上完成了取名《红楼梦鉴》的初稿。随后的动荡年月,曾遭三度抄家,以致手稿、资料片纸无存,损失惨重。但他们并未停止校书的决心和步伐,又从头开始,并及时追加各个新发现版本的资料,年复一年,积沙成塔,集腋成裘,逐渐将数十年汇校工作中的发现与成果熔铸成册,到1985年,终于将一部以甲戌、庚辰、戚序“三真本”为基础的版本研究著作《石头记鉴真》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先从书头、楔子、批语等方面证实了“三真本”的时间先后顺序,随后辅以纪年、文笔、脂墨等章节。通过大量的例证和表格统计,使得读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各个版本极其复杂的异同情况与形成原因。还将一些脂评的影印图片公之于众,书后也另附了许多研究材料。这是周氏兄弟历经四十载艰苦努力搜集研究《石头记》各个版本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为后来的《会真》打下了基础,做足了准备。
附有脂评是《周汇本》又一特色。《石头记》的脂评由于能反映作者的创作情境和创作心理,其价值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但自从程高本流行以来,脂评就被割弃了。《周汇本》附有脂评,使读者在周氏“按语”的指点解说下,能对《红楼梦》的奥秘有了更多的感受和理解。脂评的情况也极其复杂,各抄本差异很大,即使文句大致相同的,也多存在差异,汇校起来十分困难。冯汇本用汇录排列法,各本相同文字不重出,但列出所有异文,为研究者使用提供了方便。周汇本同样汇集各抄本所有脂评,而后在文句上作识辨和梳理,只选择其中较为可读的一条或两条作为代表,和选择确定正文一样繁难,是为着阅读而不是研究的方便。
三、新见迭出任人评——“悟证”质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红学持续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乱象频生的喧闹,有些人故意标新立异,耸人听闻,提出种种奇谈怪论著书立说,这些明显颠覆学术原则,有悖常理的作品当然无法被多数红学界人士认同。他们喜欢寻求红学大家的支持与庇护,失聪失明的天真的周汝昌常常出于培养新人繁荣学术的考虑,对这些谬论进行积极性表态,使得“肇事者”们更加有恃无恐,招摇过市,这就在客观上对红学乱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周汝昌对这些非学术的奇谈怪论的支持也是有选择的,支持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刘心武的秦学及《〈红楼梦〉后八十回真故事》,是因为契合自己对索隐及探佚的兴趣;支持王国华《太极红楼梦》,是因为暗合了自己的《红楼梦》“一百〇八回大对称结构”的一贯主张。归根结底,还是“自传说”和“悟证法”惹的祸。
注释：
① 胥惠民《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② 宋晓波《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③ 周汝昌恩师顾随曾以《木兰花慢》词题赠周先生的红学处女作《红楼梦新证》,其经典名句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见梁归智《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以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周汝昌之“红学”为中心》,《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④ 《列宁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⑤ 见李广柏《“新红学”述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9期。
⑥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⑧ 俞平伯《红楼梦辨》,见王振良编《民国红学要籍汇编》(影印本)第二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⑨ 林纾：“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见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1页。曼殊：“《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同上,第864页。
⑩ 梁归智《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以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周汝昌之“红学”为中心》,《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式中，m为调制器的调制指数(m=πVRF/Vπ).VRF和ω分别为射频信号的电压幅度和频率，Vπ为调制器的半波电压，Jn(·)为n阶的第一类贝塞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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