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发现的《玉娇梨》手写本，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这一手写本汉字、罗马字注音、意大利译文三种文字合璧，不仅为《玉娇梨》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也为《玉娇梨》的西译乃至中国小说的西译确立了新的学术起点。本文提供了这一罕见手写本的资料来源，考察了其翻译底本和译者，同时从中国小说西译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手写本的学术价值。
《玉娇梨》成书于明末清初，共二十回，十三万字，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典范之作，国内外现有藏本40余种。该书作者不详，讲述了正统年间少女白红玉(第四回中改名无娇)、卢梦梨与书生苏友白之间的爱情故事，最终以二女嫁一夫的大团圆结局收尾。《玉娇梨》的书名取自两位女主角的名字，又因白、卢、苏三人文采风流、善于赋诗，故《玉娇梨》亦名“三才子书”，后世流传过程中，位列《三国演义》《好逑传》之后，被称为“第三才子书”。
《玉娇梨》的西译本众多，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俄语、拉丁语7种语言。目前学界认为，《玉娇梨》的最早译者是跟随耶稣会士远赴巴黎的华人黄嘉略(Arcade Houange，1679—1716)，他在1714年用法文翻译了《玉娇梨》的前三回。
而今，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发现的《玉娇梨》翻译手稿，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这一手写本的发现将重建该作的西译起点。本文拟提供其资料来源，考察其翻译底本和译者，探讨其学术价值，为中国小说西译谱系确立新的学术起点。
一、资料来源
2016年2月，笔者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资助，赴关西大学访学，期间得识关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内田庆市教授(UCHIDA Keiichi)。内田教授恰从欧洲访书回国，说此行收获之一是得到了一个《玉娇梨》西译本，只是尚未整理出来。两个月后，他来北京开会，便把拍摄成册的复印本转赠与我，从而为本文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关于这一译本的发现，还需借助内田教授本人的研究。2017年3月，内田教授发表论文《有关〈拜客问答〉的若干问题及其他》，简要介绍了《玉娇梨》西译本的基本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可知，该译本收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编号“Vaticano Estr.Oriente 13”，即“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
根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所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具体信息如下:
①中国新闻。汉语正文，每行对应着意大利语标注的转音和译文。
②Guantang zhongshi《管堂中事》。用白话写成的对话，内容是关于教堂圣器管理人的职责。同上。
③Shangzhu shengjiao yueyan《上主圣教约言》。同上。白话写成的对话，未署名。
④没有题目的对话，仅仅完成汉语正文，也许与前者有关，纸上方的一条按语写道:“Tratto del P.Varo”(引自万济国神父的著作)。我不清楚这一按语是否得到证实。
其中，被当成“中国新闻”的第一部分正是白话小说《玉娇梨》(以下简称“梵藏本《玉娇梨》”)。由于伯希和的疏漏，梵藏本《玉娇梨》尘封至今，险遭埋没。内田教授对此表示惊讶，他说:
一般认为《玉娇梨》的最早版本是儒莲的法文版(1826)，但是本书估计比较早，跟下面说的万济国的关系来看是1700年初的版本。
内田教授在此提及的“儒莲的法文版”，实际出自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3)之手，该法译本1826年在巴黎出版。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是雷慕沙的学生，他在1864年重译并出版了《玉娇梨》。
内田教授关注的核心是《拜客问答》，但他还是对梵藏本《玉娇梨》做了初步考察，他推测该译本是“1700年初的版本”。由此，梵藏本《玉娇梨》在时间上早于黄嘉略1714年译稿。
黄嘉略译稿学界至今缺乏深入研究，究其原因，和译稿自身的翻译质量密切相关。国内较早研究黄嘉略译稿的学者是许明龙教授，笔者曾就此问题向他请教，他说他不曾读过完整的译稿，只见过零星译文，译文上有黄嘉略学生弗雷莱(Nicoas Fréret，1688—1749)改动的痕迹。根据译稿判断，黄嘉略法文很差，所以当年许明龙教授在法国看到它们时，直觉地认为哪怕黄嘉略完成了全部翻译，也难以出版。
与黄嘉略译稿相比，梵藏本《玉娇梨》内容清晰、保存完好。该手写本中外文合璧，翻译了《玉娇梨》第一回的部分内容，正文前没有标题，从“话说正统年间”开始，至“原非有心为何就要罚酒”结束，总计翻译了2820个字。译本自标页码，正反两面为一页，共45页。竖版排列，每页两列，每列包含三种字符:中文居左，罗马字注音居中，意大利文居右，三种文字一一对应。汉字右下角以空心圆圈点出句读。
梵藏本《玉娇梨》书影
如上图所示，在书写版式上，译者通常将两个字或两个字以上组成的复合词，用竖线在右侧明确标示出来，以区别于独立的字。这些复合词中，有“王振”“吴珪”等人名、“金陵”“山东”等地名，还有“我们”“他们”等人称代词、“一个”“一时”等量词、“为何”“甚么”等疑问词、“因此”“只是”等连词。译者也有意将虚词“之”“而”“也”、助词“了”，与独立的字区分开来，将它们与其前面的字或词合并标注，比如，在“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一句的右侧，用竖线分别标注出“今日之”和“论而”。译者将这句话对译为:“Per”“Su”“Hiung”“di hoggi”“il discerso”“fatto”，这些意大利词虽然没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不符合意大利语表述习惯，但对相应字词的翻译还是准确的。
梵藏本《玉娇梨》第26页
从字迹上看，罗马字注音和意大利文皆由熟练的连笔写成；中文字体笔划平正，结体齐整，参照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玉娇梨》藏本，不难看出，梵藏本《玉娇梨》明显带有摹写刻本字体的痕迹。然而，译者的汉字书写能力有限，几乎每页都有一两处错字。
错字情况分两种:第一，写成字形相近的字，比如，将“直到四十四上”中的“直”写成“真”，“真”字又缺一笔；将“一见了”中的“了”写成“子”；将“一乡一邑”中的“邑”写成“色”等。
梵藏本《玉娇梨》第5、17、10页
第二，译者对字形结构把握不当导致的错写，比如，“王振伏辜”中的“伏”字，点的位置写错；“二人来拜”中的“拜”字，偏旁结构有误。
梵藏本《玉娇梨》第9、16页
由上述书写错误可以判断，译者缺乏准确辨认汉字字形的能力。部分错字或许是中文底本自身就有，但译者不加辨析地直接抄录，也更反映出他的汉语水平一般。梵藏本还存在同音字替换、词序颠倒和漏字的情况。比如，将“近日闻知”写成“近日闻之”，将“王振弄权”写成“王振权弄”，将“杨老先生”写成“杨老先”。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的存在，再次说明译者对中文词汇的掌握不够熟练。对早期汉语学习者来说，汉语确实难以习得。
二、底本考察
《玉娇梨》现存版本众多，目前收藏于中、美、法、日等海内外图书馆。刊本形式分单行本与合刻本两种，合刻本多题名《天花藏七才子书》，合刊的是另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林辰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根据“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考证，《玉娇梨》早于《平山冷燕》完成，先以单行本问世，然后有合刻本。《玉娇梨》的作者署名，有“荑秋散人编次”与“荻岸散人编次”两种。在出版时间上，国家图书馆所藏乾隆戊辰本《天花藏七才子书》，有合刻书序一篇，落款为“时顺治戊戌秋月，天花藏主人题”，由此可知，《玉娇梨》与《平山冷燕》的合刻本至少在顺治戊戌年(1658)已经出版了。现存合刻本一般有刊印时间，多为康熙之后的重印本。至于《玉娇梨》的单行本，署名“荑秋散人编次”且正文题名《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的版本，不避讳“玄”字，是早于康熙年间的刊本，比如大连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大连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哈佛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和1829年法国巴黎发行的“刻石堂藏板”(以下简称“刻石堂本”)。这四个版本内容高度重合，属同一版本系统。根据学者梁苑的考证，“大连本”乃顺治年间刊本，故而，这一版本系统的刊印时间也在顺治年间。其他署名“荻岸散人编次”的版本，皆避讳“玄”字，是康熙年间或之后的刊本，刊印时间较晚。因此，结合合刻本的刊印时间来看，包括“大连本”“哈佛本”在内的《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应是《玉娇梨》的早期单行本。
值得注意的是，“大连本”目前在学界常常被误作署名“荑荻散人编次”。比如，198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以“大连本”为底本出版的点校本《玉娇梨》，将“大连本”署作“荑荻散人编次”。但根据大连图书馆发行的影印本可知，“大连本”署作“荑秋散人编次”。事实上，在版本考察过程中，笔者也不曾见过署名“荑荻散人编次”的版本。
大连图书馆“本衙藏板”《玉娇梨》书影
经过文字比对，笔者发现，在众多版本中，梵藏本《玉娇梨》的中文内容与“哈佛本”“刻石堂本”最为接近。
首先，各版本差别明显的“京师原是个利名场”“离此方遂弟愿”等处，梵藏本皆同于“哈佛本”“刻石堂本”，这两处在其他版本中多作“京师原是个名利场”“如此方遂弟怀”。
其次，在版本鉴别过程中，异体字对比是判别版本差异的重要方法之一。梵藏本与“哈佛本”“刻石堂本”在异体字的使用上几乎完全一样。不妨以“个”和“笑”二字的异体字为例说明这一问题。在“哈佛本”“刻石堂本”第一回中，“个”有“個”“箇”两种写法，“笑”有“咲”“笑”两种写法。而在其他版本中，“个”和“笑”则大多仅有一种写法。
尽管梵藏本属于早期版本系统，但是，通过全面对比，不难发现，它不同于目前所见任何一个版本。比如，“哈佛本”“刻石堂本”中的“到了京师，见过朝，到了任”一句，在梵藏本中作“到了京师，见过朝廷，到了任”。梵藏本用“朝廷”不用“朝”，反而与部分署名“荻岸散人编次”的晚期版本相同。又如，排除译者的笔误后，梵藏本中还有“与穷草为伍”“各有睹所”两处与其他版本差异较大，这两处在其他版本中分别为“与草木为伍”“各有所图/因”。
因此，笔者初步判断，梵藏本所依据的中文底本是现存版本之外的一个新的早期版本，这为进一步考察《玉娇梨》的早期版本形态、完善各版本间的衍变谱系提供了新材料，具有版本学的价值。
三、译者探析
“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四部分内容笔迹一致、字体一致，除第二部分《管堂中事》没有意大利译文外，其他三部分体例一致，均有汉字、罗马字注音和意大利译文，明显出自一人之手。但是，译者究竟是谁，目前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进行初步考察。根据《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记载，在“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提供的所有信息中，惟有第四部分涉及译者线索，即按语“Tratto del P.Varo(引自万济国神父的著作)”。伯希和认为，“P.Varo”指多明我会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cisco Varo，1627—1687)。但是，万济国的名字缩写应该是“F.Varo”而非“P.Varo”，笔者认为，“P”应是对译者连笔字迹的误认。由此可见，寻找译者信息，可从万济国入手。万济国1627年10月4日生于西班牙塞利维亚，1648年跟随多明我会传教使团抵达马尼拉，继而参加中国使团。为学习汉语，他在菲律宾跟当地华人生活了一年，于1649年8月抵达福建，开始传教事业。传教期间，万济国的语言能力令人叹服，他不但能够熟练使用汉语，而且还用西班牙语编写了汉语教材《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该著大约完成于1682年，最初以抄本形式在传教士间流传。1687年，万济国病逝于广州，1703年，他的学生石铎琭(Pedro de la Pinuela，1650—1704)在广州整理出版了《华语官话语法》，该著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书。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注音方式采纳的是万济国的注音系统。日本学者古屋昭弘根据《华语官话语法》总结，万济国的注音系统符合西班牙语发音习惯，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以c起首的音节后要加h，然后再跟元音；第二，将耶稣会士常用的－m结尾改为－ng；第三，常将i写作y。古屋昭弘还将《华语官话语法》中的单词和例句整理出来，制成汉字与罗马字注音对照表。笔者参考他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罗马字注音方式采用了万济国的注音系统。内田教授在《有关〈拜客问答〉的若干问题及其他》一文中，也曾做过同样判断。
其次，“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非常熟悉万济国的著作。“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第三、第四部分是白话《上主圣教约言》，耶稣会士苏如望(Joao Soerio，1566－1607)曾用文言创作了《天主圣教约言》，这份白话《上主圣教约言》是对文言《天主圣教约言》的翻译，并带有闽南语的语音特点，比如用“只”代替“这”。万济国曾在福建传教，结合按语“P.Varo”的提示，内田教授推测，万济国可能就是这本《上主圣教约言》的作者。
至于万济国是否会闽南语，内田教授没做详细说明，在此不妨结合《华语官话语法》进行考察。书中写道:
一个教士被派到某个地方后，他应该学会本地话，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士，因为如果掌握不好本地话，他就不能布道或者规劝，也听不懂那些不能说官话的妇人和农夫的忏悔了。
由此可见，在万济国看来，在传教过程中，运用方言尤为重要。古屋昭弘据此推定，万济国定然学会了闽南语。因此，带有闽南语特点的《上主圣教约言》确实可能出自万济国之手。
万济国的白话《上主圣教约言》没有流传下来，“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有机会拿到这部作品，说明他与万济国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就是万济国本人。
再则，“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内容除第一部分《玉娇梨》外，其他三个部分均与传教内容相关，因此，译者很可能就是一名传教士。藏品第二部分中文标题为《管堂中事》，《管堂中事》出自《拜客问答》，《拜客问答》的作者通常认为是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这部作品是17、18世纪耶稣会士经常使用的传教材料，也是他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由此可见，《管堂中事》与《上主圣教约言》均反映了译者的传教旨趣。
同时，《管堂中事》是用北京官话写成的，这也符合万济国的汉语学习观念。他的《华语官话语法》曾说，在汉语学习中，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以南京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词汇汇编或词汇表。因此，万济国或许会使用《管堂中事》作为汉语语料学习汉语。“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译者的语料选择与万济国的汉语学习观念一致，他可能就是万济国本人或万济国这样的传教士。
笔者还有一个推测，“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也有可能是万济国的学生石铎琭。1703年，石铎琭在整理出版《华语官话语法》时，为该书加了一个弁言，他以学习拉丁语为例指出，学习拉丁语，除了掌握基本语法规则外，还需要阅读文学作品。若想学好汉语，同样可以借助文学作品，他说:
教士首先需要掌握这本简单的册子所包含的规则和戒律，然后他应该广泛地涉猎“当代的”西塞罗作品，在中国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小说”。
石铎琭肯定，阅读小说对于掌握汉语有着重要意义，“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则通过翻译中国小说《玉娇梨》，来实践这一汉语学习观念，或许这一翻译实践不是一个巧合。
石铎琭是一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1650年生于墨西哥，1676年到福建传教，由此结识万济国，之后便跟从他学习汉语。石铎琭不仅表达了使用中国小说学习汉语的观点，而且作为万济国的学生，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熟悉其语言观念和注音系统，因此，在目前所知的与万济国相关的人中，他最有可能是“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
遗憾的是，现在尚无资料表明万济国和石铎琭会意大利语，而译者却采用意大利语进行翻译，这说明他熟悉意大利语，或许来自意大利或正在学习意大利语。既便如此，也不能排除万济国或石铎琭是这部手写本译者的可能。
因此，译者或为万济国本人，或为石铎琭，或为熟悉万济国著作的同时代传教士。根据万济国卒年1687年和石铎琭卒年1704年推断，梵藏本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这与内田教授的结论一致。
四、学术价值
本文“底本考察”部分已经指出，梵藏本《玉娇梨》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玉娇梨》早期版本，具有版本研究价值。从中国小说西传的角度来看，梵藏本《玉娇梨》还具有以下三方面学术价值:第一，梵藏本《玉娇梨》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早于1714年黄嘉略的翻译，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娇梨》译本。1700年初这一时间节点，不仅为《玉娇梨》确立了新的西译起点，也改写了中国小说的西译起点。
1735年，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在巴黎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该著第3卷收有《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吿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拟话本小说的法译文，这三篇译作曾长期被看作是中国小说西译的起点。这一学术观点最早由王丽娜女士提出，1988年，她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中说:这三篇拟话本“是中国小说中最早被翻译成西文的作品”。这一观点在学界不断被引用，几成定论。然而，这三篇拟话本只是付梓出版之作，从尚未出版的手稿来看，中国小说西译的起点要早于1735年。20世纪30年代，钱锺书先生在其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中提及:英国德罗摩尔主教(Bishop of Dromore)帕西(Thomas Percy，1729—1811)1761年整理出版的《好逑传》(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来自1719年东印度公司商人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1736)的翻译手稿。1719年的手稿比三篇拟话本小说法译文的出版提前了16年。《玉娇梨》翻译手稿的发现，再次改写了中国小说的西译起点。1986年，许明龙教授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黄嘉略的翻译手稿，认为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将中国小说译成法文”。1990年，钱林森教授的《中国文学在法国》一书，再次提及这一手稿，同时肯定黄嘉略“为中国小说的西渐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非但国内，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AndréLévy，1925—2017)教授也数次论及黄嘉略的《玉娇梨》翻译，2003年，他在《法国翻译中的〈聊斋志异〉与〈红楼梦〉》(The Liaozhai zhiyi and Honglou meng in French Translation)一文中指出，黄嘉略翻译《玉娇梨》的原因是为了供养家庭；2014年，又在《一本早期的法译中国小说:〈玉娇梨〉》一文中详细探究了黄嘉略的翻译过程及影响，同时遗憾地表示，黄嘉略译稿没有正式出版，否则，巴黎民众在《好逑传》英译本问世之前50年就能接触中国小说了。2016年，宋丽娟的论文《中西小说翻译的双向比较及其文化阐释》正式将黄嘉略的《玉娇梨》译文视作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起点，判定其完成时间至迟为1714年。梵藏本《玉娇梨》比1714年的黄嘉略译稿更早，因此，《玉娇梨》与中国小说的西译起点均可提前到1700年初。
第二，中国小说在西译过程中具有汉语教材属性，这是早期中国小说西译史上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的开创在梵藏本《玉娇梨》的编创上就已露出端倪。
从梵藏本《玉娇梨》的编创体例来看，它显然用于汉语学习。“译者探析”部分已经论证，译者的语言观念与万济国相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十分关注中国人的人名称谓、往来礼节与礼貌用语，书中专辟两章介绍相关内容。其中，第十五章为“如何称呼官员及其亲属，以及其他人；如何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称呼自己”；第十六章为“交谈中的礼貌用语，以及拜访、邀请时的礼节”。译者所译《玉娇梨》内容讲述的是白太常的宦海生涯以及官员间的相互拜会，其中有大量文字是关于繁琐的人物姓字、官职称呼和拜访礼节，确实是学习中国人往来礼节与交谈方式的绝佳范例。由此可见，译者选译《玉娇梨》的直接原因是将其视作汉语语料，而非文学作品。
此后两个世纪，《玉娇梨》这部小说的西译依然与汉语学习密切相关。1826年雷慕沙法译本出版后，《玉娇梨》风靡英法等国，很快便有英、德转译本出版。1829年，巴黎书商趁热打铁，石印了“刻石堂藏板”《玉娇梨》，这是中国小说西传史上的一个特例，外国人竟然有热情在本国独立编印一部中国小说。“刻石堂本”的出版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法国的汉语学习者认识汉字。该书整理者勒瓦瑟(J.C.V.Levasseur)在出版前言中写道:
在法兰西学院学习汉语时，我经常为无法认出某些字的结构而气馁，我想通过《玉娇梨》的发表，为同学们学习通俗汉字提供方便，并以此作为对东方文化的一点贡献。
“刻石堂藏板”《玉娇梨》中英文封面
无独有偶，1719年，威尔金森翻译《好逑传》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学习汉语。1761年，帕西整理出版威尔金森的手写本，他在“序言”中说:
根据威尔金森自己的叙述，他给予了汉语相当多的关注，这部作品(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是他为学习汉语而进行的翻译练习。
此后，其他西译的中国小说，也常被当作汉语学习教材。比如，最早译介《红楼梦》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节译《三国演义》的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1790—1855)，都有意利用小说学习汉语。笔者在《作为海外汉语教材的〈红楼梦〉》一文中就曾指出:
这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人，作为《红楼梦》的先行读者，他们当初仅仅是本着一种学习汉语的权宜之计关注《红楼梦》，这种特殊的背景似乎注定了他们之于《红楼梦》的认可与肯定，在当时大致也只能停留在语言学习的层面。
可见，在小说西译史上，将小说作为汉语教材已经成为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开创者是梵藏本《玉娇梨》。
第三，梵藏本《玉娇梨》的发现有助于解答中国小说西传史上的某些疑问。《玉娇梨》《好逑传》等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小说学界通常被视为二、三流作品，但在国外却有多个译本，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它们的西译甚至超过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之作，这一现象令学界困惑。比如，鲁迅先生就曾说过:
《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国外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如今，梵藏本《玉娇梨》的发现，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国小说的西译是从才子佳人小说开始的，《玉娇梨》之所以最早进入西方人视野，在当时或许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却也有其必然性。从作品产生时间来讲，《玉娇梨》《好逑传》等才子佳人小说早于《红楼梦》，它们更早地被翻译到西方世界不足为奇。《三国演义》虽然在才子佳人小说之前问世，但这部历史演义卷帙浩繁，令早期译者望而却步。相比之下，才子佳人小说篇幅适中，语言也更接近口语，翻译难度较低。
从小说刊印和购买的客观条件来看，《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也有其自身优势。万济国、石铎琭均在福建传教多年，福建历来是通俗小说刊印重镇，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书业竞争，福建地区的刊印事业有所衰退；而在此时的江浙一带，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与刊印蔚然成风。乾隆以后，福建的小说刊印再度繁盛，其中刻印最多的小说类型正是才子佳人。福建书坊“同安徐管城”“文德堂”都曾刊印过《玉娇梨》。1700年初《玉娇梨》西译时，《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尚未问世，《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却流布广泛、易于购得，这为梵藏本译者选译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据笔者统计，目前著录的《玉娇梨》西译本共有20种，包括全译本6种，节译本14种。在众多译本中，1826年出版的雷慕沙法译本是《玉娇梨》的首个全译本，影响最大。雷慕沙在“序言”中说，选译该作受到了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的影响。马若瑟著有《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该书完成于1728年，大量采用《玉娇梨》《好逑传》等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作为汉语语料。同样，1719年威尔金森为了学习汉语而翻译《好逑传》，1761年帕西将其译作整理出版。《好逑传》的西译本比《玉娇梨》还多，共有26种，包括全译本10种，节译本16种。从这两部小说的早期西译史来看，它们最初均是作为汉语学习教材被关注、被译介，难以从文学与审美的角度传播中国小说，但是，这些翻译实践却在18世纪初就开启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西译传统。直到19世纪初，随着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的来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s)和《红楼梦》等世情小说(Romance novels)的西译才提上日程，渐次取代了才子佳人小说西译传统。
注释:①[日]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汲古书院1987年版，第64—67页。②④[日]内田庆市《有关〈拜客问答〉的若干问题及其他》，参考《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第10号，2017年3月31日，第87—100、96页。③[法]伯希和编，[日]高田时雄校订、补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9页。
⑤此处意大利文是18世纪的写法，与现代意大利文略有差别，相关拼写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雷立柏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赵韵怡同学，在此致谢。
⑥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⑦少数合刻本，如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退思堂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的“乾隆戊辰本”，第一卷署名“荑秋散人编次”，后三卷“秋”字字形似有改动痕迹，类似“狄”，但左边部首不出头，这类合刻本版式上皆为上下合刻；也有少数单行本署名“狄岸散人编次”，比如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集文堂藏板”《第三才子书玉娇梨》，版刻不佳，疑是误刻。
⑧梁苑《大连图书馆藏本衙藏版〈玉娇梨〉刊本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
⑨?[日]古屋昭弘《万济国〈官话语法〉中的罗马字拼音》，收录于《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34、126页。
⑩?????[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姚小平、马又清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8页，“导论”第45页，第4、152、157页。?P.J.B.Du Halde，Descri ption géog rap hique，historique，chronlogique，pol i 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 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P.G.Le Mercier，1735.?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钱锺书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出版研究社2005年版，第236—237页。?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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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文革红《清代福建地区通俗小说刊刻述略》(《小说评论》2009年第A2期)。文中统计，才子佳人小说的刊刻占清代福建地区小说刊刻总量的比重最大，为30.4%。?M.Abel Rémusat，Iu－Kiao－Li，ou les Deux cousines:roman chinois，1826.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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