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祥金·

　　内容提要 “小说界革命”中，西方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被翻译并引进中国，时人称为“科学小说”，引起了晚清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创作热情，出现了早期科幻小说创作的繁荣。严格来说，由于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晚清文人对科学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导致作品中的科幻想象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和逻辑支撑，甚至显得十分荒谬，以致到“五四”高扬“赛先生”的时代，科幻小说竟无人问津。然而，客观地看，无论早期的科幻小说对科学的认知多么浅薄与可笑，这也只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并且，早期科幻作品对于时人观照传统文化、认识科学思维，乃至推进现代性的延展，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一、晚清科幻小说的引进与兴盛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科幻小说在19世纪兴起于欧洲。它以科学精神和原理为逻辑基础，面向未来，借助文学化的表达手法，向人们描述了一种可能的世界图景。这类小说是随着近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就其文学特征而言，天马行空的想象是其最鲜明的标签。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想象不是胡思乱想，更不是妄想，而是在尊重基本科学原理的基础进行的合理想象。

　　19世纪末，这种兴起不久的小说类型被介绍到中国，时人一般称之为“科学小说”。1891年12月，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创作的长篇小说《回顾:2000—1887》，被李提摩太翻译并连载于广学会的刊物《万国公报》上。1894年，该小说又以《百年一觉》为名，由广学会出版了单行本。

　　这是近代中国翻译引进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本并不十分受学者青睐的小说却实实在在开启了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翻译与创作风潮的序幕，不仅梁启超和谭嗣同都读过这本书，连光绪皇帝在1898年订购的西方书籍目录中也有它的名字。从文学创作层面看，不仅梁启超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甚至还产生了直接模仿其故事情节的本土科幻小说《秘密室》。

　　从此，科幻小说正式进入晚清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一方面成为他们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工具，加速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大大开拓了视野；另一方面通过晚清文人创作的科幻小说，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以及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映像。

　　应该说，科幻小说在晚清社会的繁荣，“小说界革命”起到了直接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一类型小说的引进与接受，或者说晚清社会对西方科学思想的认识，却有着一段相对较长的酝酿过程，正是这段过程，为晚清社会接受和欣赏科幻小说作了充分的铺垫，而不仅仅是梁启超等人的振臂一呼。

　　自从1815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华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西方传教士便开始以公开发行的刊物为载体针对华人群体进行传教。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增强其自身吸引力与说服力，传教士们所刊登的不仅有宗教内容，还有大量自然科学的内容。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被获准可以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开展活动，这一时期除了《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这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外，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于上海的墨海书馆还进一步从事了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工作，截止1860年，共翻译出版科学方面的书籍33种，这些书籍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西式教育逐渐深入中国，教会学校数量迅速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末，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共创办学校400多所，在校学生达到8000多人，这些学校采用新的教育方式教授近代科学，“集中体现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它们在中国的出现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又成了传播西学的源泉”。再加上由清政府创办的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也有效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缓慢地进行着科学思想的启蒙。这些构成了晚清科幻小说引进和繁荣的背景，也为时人认识科学、重视科幻小说初步培植了社会土壤。

　　这样的准备在“小说界革命”中得到了集中爆发。甲午战败，李鸿章所预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残酷地摆在了国人面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遭到质疑，学习西方思想文化蔚然成为一股社会风潮。在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中，科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近世翻译西方思想的第一人”，严复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仰赖科学发展，即“富强之基，本诸格致”。梁启超则认为:“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前，皆无以远逊于泰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在他们看来，格致学，也就是科学，是中国当时最为急需的学问，也是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学问，亟需大力引进。在近代西方各种知识进入中国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曾遭遇过一些麻烦，唯独科学，几乎从未遇到过任何阻力。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以及由小说担纲救国重任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科幻小说这种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小说类型受到追捧也就顺理成章了。诸如《绣像小说》《小说时报》《新小说》等当时主要的报刊杂志，都纷纷在其重要版面位置刊发科幻小说，甚至还开辟专栏，专门对这类小说进行翻译及创作。

二、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小说”的态度和期望

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刊出了一则广告，标注为“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此书为法国大科学家之作，结构奇伟，寄托遥深，盖稀世之名著也。其中叙述海底别有世界，华严帝网，光怪陆离，令人目骇魂夺，不可思议。而所尤重者在发挥自由精神，不徒以科学著而已。其用笔之神妙，兔起鹘落，每读一回，掩卷百思不能知其下回作何变相，洵中国前所未有之奇书也。第一号拟登四回豫告其目。”一个月后，即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便刊载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这部科幻小说，标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这是“小说界革命”中翻译并刊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与《百年一觉》相比，这篇小说产生的影响更大，更像是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起点。此后，大量的西方科幻小说被翻译到中国，主要以法国、英国和日本作家作品居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作家，法国作家还有亚波倭德、格斯达夫等，英国作家有司威夫脱、哈葛德、斯蒂文森、威维立克等，日本作家则以押川春浪、矢野龙溪、菊池幽芳、岩谷小波、鹿岛樱巷等为代表，他们都有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不仅激发了中国读者的阅读热情，而且激起了晚清文人创作科幻小说的欲望。比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这是目前公认的我国第一部科幻小说，1904年开始在《绣像小说》第21期连载，至62期结束，共35回，没有完成。1905年，被誉为“中国科学小说之父”的徐念慈模仿日本岩谷小波君翻译的德国科幻作品《法螺先生谭》，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同样是在1905年，《绣像小说》在第49至第52期连载刊发了支明的《生生袋》，这篇小说在思想、艺术及科学想象等方面，都没有太多可以称道的地方，却是第一部明确标识“科学小说”标签的中国本土科幻作品。从翻译模仿到自主创作，中国本土科幻小说的创作热潮很快展开，吴趼人、包天笑、陆士谔等知名文人纷纷参与其中，一时蔚为大观。

　　在传统文化中，正统文学(如诗、文、赋等)的功能从来不是单纯地供人阅读、给人美感，更重要的还是要作为载道与传道的工具。在“小说界革命”中，当小说进入文学世界的中心，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这样的职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梁启超等人之所以将小说捧到“文学之最上乘”，看中的也正是这种工具价值。正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强调的，由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科幻小说正是这样一种新小说，是“启智秘钥，阐理玄灯”，说到底，是要以“科学小说”开启民智、改造社会。

　　从《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作品看，梁启超的有三篇，其中两篇为科幻小说，即《新中国未来记》和《世界末日记》。另外一篇科幻小说，即广告中所提到的《海底旅行》。可见，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发端与重要阵地，《新小说》杂志对科幻小说这一新的小说类型所给予的高度重视。从科幻小说本身来看，它以宏大瑰奇的想象空前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并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无疑是传播科学知识、启迪民众智慧的良好工具。如海天独啸子所说，“使一科学书，强执人研究之，必不济矣。此小说之所以长也。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以《新小说》为发端，科幻小说迅速引起了晚清文人的关注，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翻译与创作期，原因正由于此。

　　在这场科幻的大潮中，鲁迅亦投入其中，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另一部名作《从地球到月球》，定名为《月界旅行》，于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也许是其医学背景使然，在晚清众多工具论的论述中，鲁迅的观点显得格外深刻。和其他人一样，对于科幻小说的作用，他同样认为:“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并进一步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但他同时也着重强调，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根本特征在于“经以科学，纬以人情”，无论冒险故事的传奇性，还是科幻世界的瑰丽想象，都是“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即这种想象必须依据基本的科学原理，而不能漫无边际、无法无天，这正是科幻与传统神话、志怪小说的根本区别。

　　可以说，鲁迅的论述很好地契合了科幻小说的本质，也代表了包括他在内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早期科幻小说的期待，一方面能承担起启迪民智的“文以载道”的功能，另一方面像《月界旅行》等翻译小说那样，体现出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进而展现出新小说应有的风采。然而，很遗憾，由晚清文人独立创作的科幻小说并没有遵循这样的原则，甚至很大程度上依然徘徊在传统的套路里，不禁让人失望。这或许也是晚清科幻小说在经历了空前繁荣后却又迅速落寞，乃至到了“五四”大力提倡“赛先生”的时代里，都懒得被人提起的原因。

三、重想象而不重科学的早期科幻小说

受翻译科幻小说的影响和激励，“小说界革命”中，大量由晚清文人独立创作的科幻小说应运而生，比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等，这类作品约有近百种，多数散见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上。就像《新民丛报》的广告中所说的:“所尤重者在发挥自由精神，不徒以科学著而已。”从晚清文人创作的众多科幻小说来看，这里的“自由精神”应该是自由想象的意思，对于其中所应有的科学精神的体察，还相当浅薄。确实，面对科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类型，晚清文人首先被其中所构造的宏大而瑰奇的想象世界所折服，并沉醉其中，而对于这样的世界是怎样构造出来的，背后有怎样的科学或逻辑原理做支撑，则不太留意。所以这时期的科幻作品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中所谓的科学构思缺乏基本的科学依据，他们想当然地去构建科幻场景和科学逻辑，即使以鲁迅“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的标准进行评判，这些小说里的科幻想象多数也只能是妄想。比如在《新法螺先生谭》中，不仅主人公的灵魂可以出窍，还学会了利用“脑电”，并开设了“脑电”学校，“盖脑电之为用，愈推愈广，发光可代灯烛，而煤油、洋烛、电灯、煤气公司立废”。在《消灭机》中，特制的照相装置居然可以摄取人的“魂魄”，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服从我的命令，供给我的钱财”。更不用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中过于万能的气球，以及《电世界》中被严重夸大的“电能”。

　　这一类的“奇思妙想”在晚清科幻作品中比比皆是。只要对照这一时期翻译与创作的科幻小说，就可以发现这一最根本的不同。在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中，一个人可以凭借自身强悍的科学知识造出潜水艇航行海底；而《月球殖民地》里的气球却是一种神力产生的结果，《生生袋》里更是以牛、羊血给人输血治病。不同于西方科幻小说对于科学原理的理解与尊重，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里，支撑科学想象的依然是人自身之外的东西，比如神仙鬼怪或世外高人，就这一点说，这与传统小说中一旦遭遇困境便会有鬼神帮忙的模式没有区别。这样的小说创作显然距离启迪民智、乃至科学救国的初衷相距甚远，恐怕也是导致“五四”之后科幻小说无人问津的直接原因。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原因当然是“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以至于时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受时代所限，晚清文人缺少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是当时的科学想象显得荒谬的关键因素。此外，传统文化的惯性也限制了当时的认知框架。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习惯从自身经验出发，为新鲜事物做出符合自己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解读，晚清文人面对科幻小说时也同样如此，他们不自觉地要在传统里为瑰奇的科学想象寻找注脚或对应物。这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有技术思维而无科学思维的现实。

　　《新石头记》第二十五回，宝玉在看过了飞车军事检阅后感叹道:“那小说上的腾云驾雾，想来也不过如此。”其中一个护史答道:“本来创造这车的时候，也是因为古人有了那理想，才想到这个实验的法子。可笑那欧美的人，造了个气球，又累赘危险，还在那里夸张的了不得。怎及得这个稳当如意呢?”

　　无论多么新奇的事物，都只不过是旧有东西的变相，这种认识在晚清文人心中可谓根深蒂固。“《封神榜》之千里眼、顺风耳，即今之测远镜、电话机；《西游记》之哪吒风火轮，即今之自行车”。“《西游记》一书，作者之理想亦未尝不高，惜乎后人不竞，科学不明，故不能一一见诸实事耳。然西人所制之物，多有与之暗合者矣”，“如列子御风，发明可谓古矣。今列国已有空中飞艇之制，而回视吾国，则瞠乎未之有闻”。

　　并且，在许多晚清文人眼里，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科幻小说，《镜花缘》《列国志》乃至《三国志演义》等都可归入其中。“中国无科学小说，惟《镜花缘》一书足以当之”；“《列国志》之精，中如阴符游说，则科学之滥觞也”；“如《三国志》之详，阴符、游说，即科学之流源也”。在中西科幻小说的比较中，《镜花缘》是最常被提起的一部作品，“《镜花缘》一书，可谓之理想小说，亦可谓之科学小说。”为什么《镜花缘》可称之为“科学小说”呢?因为“其所叙海外各国皆依据《山海经》，无异为《山海经》加一注疏”。显然，在他们看来，《山海经》对荒远极地的描述，绝非向壁虚构，而是真实可靠，甚至可以作为评判当下“科学小说”的标准。

　　从这里可以看出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幻小说，或者说“科学”的态度。根本上讲，西方的“科学”思想并没有什么过于高明的地方，完全可以放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进行解释。虽然几次战争的失利，让他们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想法，开始客观地审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发现自身的不足，并迫切地向西方学习，但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义仍会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判断。恰如“五四”一代学人，一方面深刻地批评传统，另一方面又深深地眷恋传统文化，不断开拓着传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然而，在这样的比较中，晚清文人认为这些近代科技成果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往往还会作出中胜于西的价值判断。这在小说《荡寇志》中表现得十分典型。虽然这部小说不是科幻文学，它成书时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才刚刚结束5年，西学还没有大规模东渐，可有趣的是，这部小说里已经描述了当时看来颇为现代的战争武器。比如“欧罗巴国人氏”白瓦尔罕所制造的奔雷车，看描述相当于装甲车，上面还装了“落匣连珠铳”，类似于机关枪或火箭炮。第一百三十四回还出现了“沉螺舟”，能够容纳千人并在水下航行，相当于现在的潜水艇。然而，如此厉害的白军师还是被中国才女刘慧娘打败了，并且全书中最厉害的武器还是陈希真的乾元宝镜，它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博大精深，远胜于各种西洋器械的小道。正如吴趼人在谈到西方催眠术时指出的:“我为之母，而西人为子。谓他人父，谓他人母，固可耻，此谓他人子，毋亦赧颜乎?”

　　顺着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思路，时代发展的结局必然是中国征服西方、称雄世界。在《新法螺先生谭》里，主人公认为中国将领导世界科学的潮流，而在《新纪元》里的黄种与白种人的决战中，中国的军队则一路高歌，迫使白种诸国签下包括割地赔款、设立租界等内容的不平等条约，就像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一样。

四、早期科幻小说对科学思维与现代性的推进

什么是科学?虽然时至今日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求真与质疑的精神内核，以及逻辑化、定量化和实证化的研究方法却已经成为人们对科学的共识。科幻小说尽管充斥着让人脑洞大开的幻想，但其根基依然要构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从早期的“科学小说”来看，晚清文人很大程度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科学”，因此作品中才会出现诸多荒谬的科学想象。所以到了“五四”大力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时代，当人们对科学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之后，才会抛弃掉早期的“科学小说”，甚至“不屑一顾”。以至于早年曾热衷于科幻小说翻译的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一小说类型没有任何论述。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也只是简略地说道:“惟就艺术上讲，殊无成就可言，亦只得从略。”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呢?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晚清文人对“科学”的认识真的就如此荒谬或不值一哂吗?或者说，日益涌入的“科学思想”对时人有着怎样的正向反馈?这是否也为“五四”时代“赛先生”的高扬，做了初步的铺垫与准备呢?

　　纵观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管是早期的传教士，还是晚清的先进知识分子，“科学”始终是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于传教士而言，面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强大的专制体制，他们要传播福音，只能以“格物致知”为主的“西学”开道，才能确立自身立足的合法性。于中国而言，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的深入人心，时人对西方这一“长技”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从表层的“器”渐渐深入到核心的“道”，并以此反观自我。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荒谬”，但晚清科幻小说的启蒙价值依然不容小觑。特别是他们常常将西方科幻与中国传统神话、志怪等小说相比较，在先进的科学思想的观照下，让他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体察传统文化的短板。

　　所以海天独啸子不仅热情赞扬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是“以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二者合而成之”，而且进一步与我国传统小说作对比，“至所谓‘封神’、‘唐传’野陋不堪之书，叹曰:不可及也。我国理学道学者流，安能思想自由若此?”徐念慈创作的科幻小说虽然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科学素养，但他同样极力称赞:“月球之旅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

　　与此同时，晚清文人对于科学的理解虽然还比较朦胧，但也渐渐认识到表层的“技”的后面，有着更为深厚的“道”的支撑，并在对这种“道”的追寻中开启了艰辛的思维转型；“科学者，思想之聚光镜也。一锅水之沸腾，经瓦特之积思，而成汽机之宏用；一苹果之堕地，经奈端之积思，而得月离之真数；一寺灯之悬摆，经加利之积思，而获时计之妙用。”并且，对于科学证伪征实的性质，也有了一定的认知，即“以真理诘幻状，以实验捣虚情，虽举国若狂，万人同梦，而迎刃以解，焕然冰消。是故科学不发达则已，科学而发达，则一切无根据之思想，有不如风扫箨、如汤沃雪者哉?”

　　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旧小说中搜奇志怪、渲染鬼神的内容进行了猛烈批判:“明明为海水化汽而成雨，空气冲突而成风，则诬指为雨师所司、风伯所掌矣；明明为七十二原质以化合此肉体也，则称之为黄土抟人矣。呜呼!物理学之不明，生理学之不讲，心理学之不研究，乃常留此荒谬思想于莽莽大地、膻膻群生间，其为进化之阻力也无疑。”并要求广大的读者，必须跳出传统的认知框架和思维模式，用一种新的“格致学”思维阅读科学小说。对此，他们还专门就这一“新小说”提出了阅读上的要求:

　　无格致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新小说有夺瓦特之锤，以造新器者；天上可以鼓轮，海底可以放枪，上碧落而下黄泉，幻言也，见诸实事。不解此理，则读《地心旅行》，必以为土行孙复出矣；读《空中飞艇》，必以为孙悟空复出矣；读《游行月球》，必以为叶法善复出矣。惊人工为仙术，指至理作危言，恍惚迷离，无有是处，辜负吾新小说。

　　虽然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繁荣后，至“五四”复又归于沉寂，没有获得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认可，但时过境迁后，确实应该重新评估早期科幻的价值。比如王德威就认为，“科幻奇谭”是传统晚清小说研究中最被忽视的一环，这一文类促生了一套新的文学阐释学，也就是晚清中国如何在“现代性”大背景下想象科学，这一点可以从历史、认识论以及叙事学三方面展开。他强调晚清的“科幻奇谭”例示了知识型的转变，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己然获得的或被想象出来的)知识形式的整体转换，而未必是知识内容的任何飞跃。这样的评价准确与否或许需要进一步商榷，但至少如杨联芬所说:“但那萌芽状态的科学意识，那些新鲜奇异的文明事物，毕竟为中国读者开辟了与‘现代’接壤的土地。”

　　注释:①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290页。

　　②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

　　③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新民丛报》第11号，横滨新民丛报社1902年版。

　　④原载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第17号。

　　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创刊号。

　　⑥《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小说林社1905年版《车中美人》。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⑦《空中飞艇》弁言，海天独啸子，1903年明权社版《空中飞艇》。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⑧⑨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日本东京进化社版《月界旅行》。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

　　⑩?于润琦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152页。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三号(1905年)。

　　??趼《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九号(1905年)。

　　?周树奎《神女再世奇缘》自序，《新小说》第二十二号(1905年)。

　　?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五号(1905年)。

　　?棣《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中外小说林》第十三期(1907年)。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耀公《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一期(1908年)。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趼《杂说》，《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八号(1907年)。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1903年明权社版《空中飞艇》。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觉我《〈小说林〉缘起》，《小说林》创刊号(1907年)。

　　??佚名《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二期(1906年)。

　　?《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月报》第六、七期(1907年)。

　　?[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354页。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