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聊斋志异》中有大量涉及疾病、生死、医药的作品，狐医是其中最重要的医者。在这类故事中，主人公的起病既有生理的易感性，更有心理的因素。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预后等整个过程，都在作品中逐一呈现出来。狐狸精以他们超凡的能力、精湛的医术和神奇的方药，治愈了所有的疑难杂症。本文紧扣狐狸精的“药丸”，以扎根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研读文本，以心身疾病、疾病过程和创伤等医学心理学和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药丸”具有连接现实处境中的人即“自我”与理想状态的人即“自性”的超越性功能，是由意识向无意识转化，实现二者的沟通、整合的重要途径，也是蒲松龄虚构出的解决底层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人生危机和困境的理想方法。但人格阴影和时代局限注定了其解决方案——“药丸”的效用十分有限。
在《聊斋志异》491篇作品中，涉及疾病生死的有近百篇，以医药和治病为主体情节的也有40余篇。狐狸精是这类故事中优秀的医者，他们大多拥有超凡的能力、精湛的医术和神奇的方药，无论什么样的疑难杂症，都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聊斋志异》中这样的狐医故事有10多篇，通过研读文本，我们注意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当主人公病入膏肓、几乎无药可医的时候，狐狸精常常会拿出他们精心准备或保存多年的灵药进行救治。如狐妇拿出“丸药”救活“魂魄已游墟墓”的武孝廉，华姑找到“黑丸”治好傅廉的“天阉”，莲香以“刀圭药”治愈桑生的“鬼症”，马介甫用“丈夫再造散”治疗杨万石的“季常之惧”，还有娇娜口中的“红丸”、无名狐被抢走的“金丹”等。总之，这些“丸”“药”“丹”都具有特殊功效，可以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围绕着这些“药丸”，时代背景，创伤性的事件，人物的个性特征、社会关系，疾病的诱因、发生、发展、转归等整个过程，都在作品中一一呈现出来。因此，本文将以狐狸精的“药丸”为中心，以荣格的深度心理学为理论依据，探讨狐狸精及其“药丸”在人类心身疾病和创伤疗愈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我们当代临床工作的启发意义。
一、疾病过程与病理学
蒲松龄以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闻名于世，却较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民间医药学家，有多本医药著述，如《日用俗字·疾病章》《伤寒药性賦》《药崇书》，另外还有一本介绍数百味中药药性和功能的剧本《草木传》。蒲松龄对中医的四诊、八纲及诊断要法、疾病治疗、药用知识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的小说作品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也穿插讲述了大量的医药知识。在《聊斋志异》的82篇狐狸精小说中，运用“药”或“丸”为主人公疗伤、治病的篇目总共有10篇，分别是:卷一中的《娇娜》《王兰》，卷二中的《莲香》《巧娘》，卷五中的《秦生》《封三娘》《武孝廉》《荷花三娘子》和《上仙》，及卷六中的《马介甫》。“疾病是从病因回溯到病机辨证，再到病机衍化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个主要责任环节起推动和维持作用，因此，准确把握疾病的演变规律，掌握疾病的关键环节，对建立疾病的预防诊治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以扎根理论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这10篇小说文本的编码、分类和深层结构分析，梳理出这类故事以“药丸”为中心(焦点)的疾病过程:起病、表现、诊断、治疗、护理、转归。
表1 10篇“药丸”小说文本整理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主人公起病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如暴病、中毒、死亡、天阉等；医者(主要是狐)给出的诊断也很清晰，如“危症”“鬼症”“邪气”“瘵根”；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则因人而异、繁简不一，或亲自治疗或赠送药物或给予心理援助；再经过精心的护理，病人全部都能好转并痊愈。
(一)疾病的影响因素
中医与现代心身医学都认为:“多因素引起心身疾病的发生，其病因包括生理(体质)即生物因素、人格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因素等；其发病的机制通过‘心’(心理)和‘身’(生理)两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即不良心理导致躯体疾病的产生或加重，而躯体疾病则导致心理或精神负担；在诊断上均采用心身同诊；在治疗上提出心身同治，即采用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心身医学要求在诊断、治疗疾病，促进健康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综合使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方法，探讨精神及社会性的过程对于躯体疾病的产生、维持、转归及治疗的意义。通过对小说中描述的疾病的过程梳理，可以看出主人公生物(身体)、心理、社会(人际)与文化等诸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对主人公疾病的影响。1.生理因素
处于一定的外界环境中，个体生物特征(体质)的差异决定了其是否会发病。如武孝廉石某与仆人和“榜人”一起乘舟同行，突发暴病(《武孝廉》)，并且很严重，“唾血不起，长卧舟中”。原因是他“夙有瘵根”，即本来就有痨病根子。“根”的表述说明存在既往病史，同时也反映疾病的产生有一定素质因素的影响。还有傅廉“甚慧，而天阉，十七岁，阴才如蚕”(《巧娘》)，这是先天残疾。
2.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中最典型的是心理创伤。“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在受创当时，受害者笼罩在无法抵抗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如果是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天灾；如果是人为的，我们叫它暴行。创伤事件摧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关联性与合理性。”在这10篇小说中，主人公大多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创伤事件，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威胁到了生命。如孔雪笠，这位孔子的后裔，因投奔的朋友过世而流落寺院，穷困潦倒；傅廉家境不错，却是“天阉”，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封三娘是官宦之女，深受父母宠爱，却在择偶方面与父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王兰好好的，突然暴病而死，阎王复核，竟然是“鬼卒之误勾也”；武孝廉本来是要去京城求取功名，却于途中肺病发作，并遭到仆人和同伴们的遗弃……这些天灾人祸，显然超出了人类能力控制的范围，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困扰:悔恨，如范十一娘因父母逼婚自杀身亡，“举家惊涕，痛悔无所复及”；焦虑、抑郁，如傅廉的父母“自分宗绪已绝，昼夜忧怛，而无如何”，他本人则逃学并离家出走，在面对女鬼巧娘的追求时“惶愧无以自容”。又如武孝廉对周围人的背叛感到非常愤怒，导致病情加重；孔雪笠突然生病让他本人和皇甫公子全家人都束手无策；桑生鬼症再次发作后追悔莫及，求生无望……主人公的遭遇不仅给自己也给亲友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3.社会因素
在《聊斋》中，围绕疾病和创伤的过程，也可以大体看出主人公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概况。疾病不仅涉及个体的身心，还与社会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家庭与社会的变迁既可能构成应激源，而在疾病疗愈的过程中，它们也构成个体重要的支持系统。宗相若在与狐女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悄然忽病”，在请法师驱狐和给他治病的过程中，他的家人都守在身边，起到了重要的协助作用。高季文生病之后，他的朋友们帮忙求医问药，最终治好了他的病。武孝廉病重时，“仆篡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资粮断绝，榜人谋委弃之”。仆人卷走他的钱财，同伴也要抛弃他，石氏陷入绝境，如果不是狐妇出手相助，他必死无疑。孔雪笠应朋友之邀奔赴天台，偏偏朋友病亡，他就流落异乡，托身寺庙，后来是狐狸精家族帮他治病、娶亲等。桑生“少孤”又“为人静穆自喜”，身边没有父母亲人，只有邻居可以稍微关照一下，生病期间则完全由莲香和李氏照顾。“弱书生”之“弱”，不仅指这些底层知识分子体质不好容易生病，性格柔弱缺乏阳刚之气，同时也是指他们人际关系的薄弱和社会资源的匮乏。
当人遭遇疾病和创伤事件，无力应对，陷入绝境时，狐狸精却拥有许多珍稀的资源:无穷的财富，高品质的生活，得力的亲友团，通天的神力，尤其是他们有可以医治各种疾患甚至能起死回生的“药丸”。因此，主人公心身疾病的疗愈就从与狐相遇、相交开始。
(二)诊断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检查所见和起病诱因，医者(主要是狐)给出相应的症状或疾病诊断，还包括了病理学诊断。1.危症
所谓“危”，即处于紧急、濒危的状态。如，娇娜给孔雪笠的诊断:“宜有是疾，心脉动矣。然症虽危，可治；但肤块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娇娜》)
2.鬼症
莲香给桑生的诊断为“鬼症”，此症的临床表现有“神气萧索”“惫损”，检查所见则是“脉拆拆如乱丝”，而病因是与女鬼李氏交往:“君殆矣!是真鬼物!昵其美而不速绝，冥路近矣!”(《莲香》)
3.邪气
宗相若与狐女“备极亲爱”了一个多月，被一个僧人诊断为“君身有邪气”。他矢口否认，但几天后他就突然病倒了(《荷花三娘子》)。
4.天阉与瘵根
傅廉是天阉，狐母华姑“遂导生入东厢，探手于绔而验之。笑曰:‘无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犹可为力。’”(《巧娘》)而石某是“夙有瘵根”，这些判断都注意到了先天因素及既往病史(《武孝廉》)。
5.魂散
狐妇给武孝廉石某下诊断:“今魂魄已游墟墓。”(《武孝廉》)“此处一狐，金丹成矣。窃其丹吞之，则魂不散，可以长存。”(《王兰》)二篇狐的诊断均涉及魂魄，魂散、魂魄游墟墓，以此表明病情的性质与严重程度。
(三)治疗与护理
给出诊断之后，接下来就是治疗。治疗过程中的关键是“药丸”的运用，一旦用药再加上精心护理，主人公很快就能痊愈。1.“药丸”的性状
作家对这些药物的外形和来历描述非常细致。有粉状，如莲香精心配制的“刀圭药”(《莲香》)、马介甫的“丈夫再造散”(《马介甫》)；有液体，如狐仙的“瓯水”(《秦生》)；更多的是五颜六色的丸状，如娇娜体内的“红丸”(《娇娜》)、狐刚刚炼成的“金丹”(《王兰》)、华姑从箱子里找出来的“黑丸”(《巧娘》)、狐妇手中的“丸药”(《武孝廉》)；此外还有封三娘的“异药”(《封三娘》)、狐女的“灵药一裹”(《荷花三娘子》)，以及狐叟从南海观音处求来的“药”(《上仙》)。
显然，这些“药丸”的名称、特殊的性状与复杂的来历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暗示效果和象征意义，对于病人就有身心疗愈的作用。与此同时，狐狸精能够拥有这些“药丸”，也有着值得探究的深层心理意义，这些都将在下文进行探讨。
2.施治及功效
施治过程因人而异，药的功效却都很神奇。首先，可以让主人公病情快速好转或痊愈。武孝廉吃了狐妇的药，“半日，觉少痊”。在上仙答应给药后的第二天，高季文的病就开始好转，“过宿，季文少愈”。娇娜为孔生胸部的肿块做了手术，又用“红丸”消炎止痛，效果立竿见影，即刻就“愈矣!”桑生服下莲香的药之后，“顷刻，洞下三两行，觉脏腑清虚，精神顿爽”。第二次病危时，莲香和李氏合力挽救他的生命:“遂以丸纳生吻，转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莲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间，腹殷然如雷鸣。复纳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气。生觉丹田火热，精神焕发。莲曰:‘愈矣!’”傅廉服了“黑丸”之后，“将比五更，初醒，觉脐下热气一缕，直冲隐处，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自探之，身已伟男”。宗相若吃了狐女赠送的灵药之后，很快痊愈，“宗念中表迄无姊妹，知是狐报。服其药，果大瘳，旬日平复”。以上文本所描述的不仅有奇迹般的疗效，还有治疗者主导的治疗过程，以及病人生动的服药反应。这些反应呼应着“药丸”的神奇，既是极具感染力的医疗活动的白描，更是以“药丸”为中介的医患(人狐)关系最为鲜活和精细的深描。
其次，起死回生。孔生被雷霆误伤致死，娇娜用“红丸”救活了他，“娇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拨其齿；自乃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红丸随气入喉，格格作响，移时，豁然而苏。”孟安仁听了封三娘的话，就挖开十一娘的坟墓，配合她救活了心上人。“生从之，发墓破棺，复掩其穴。生自负尸，与三娘俱归，置榻上；投以药，逾时而苏。”秦生馋饮毒酒身亡，家人准备埋葬他，狐仙出面救了他，“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长不满三尺，径就灵寝，以瓯水灌之，豁然顿苏”。
“药丸”的神奇在于快速、高效，更在于能起死回生。起死回生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进入到狐狸精的世界，不可能成为可能。在故事夸张、渲染的情节背后，是人们对奇迹的渴望，小小的“药丸”就负载着这样的补偿心理。起死回生需要巨大的力量，一种“神力”，显然，这样的力量不在病人内在、不在病人的现实关系中，相反，它存在于“异域”，在病人及其系统之外，在狐狸精那里，在那小小的“药丸”之中。正是投射于“药丸”之上的渴望与力量，引发了我们探究疾病过程中深层心理活动的好奇心，这些也将在后文展开。
再次，成仙。成仙象征着疾病之后的收益，不仅是疾病本身的疗愈，病人还获得了类似“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的功效。这些的功效有时表现为具备了某种“特异功能”，比如王兰吞下狐的“金丹”后，回到家里，恢复了原来尘世的生活，并获得了一种特异功能——“不药而医，不卜而断”。利用这种能力，他与朋友合作，帮别人治疗疑难杂症，从此发家致富、惠及子孙。更多的情形是在疾病之后病人对生活和爱情等有了新的领悟与人格层面的变化。如桑生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莲香的劝告节制房事而导致自己病入膏肓:“吾悔不听莲香之言，以至于此!”病愈后与莲香建立了深层的信赖关系，结为夫妇，后来莲香病故转世为人，桑生信守约定，14年之后二人再续前缘，他们的爱情也进入了生死不渝的境界。又如傅廉在天阉治愈前后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之前他听到巧娘哭泣，“惶愧无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倍益惭怍”；治愈后他变得非常自信，与巧娘谈笑自如，“相与粲然”并主动“自献”。
3.后期护理
一般的疾病，狐狸精能药到病除，严重的或慢性病，则还需要后期的精心护理和调养。如对病情初见起色的武孝廉，狐妇不辞辛劳亲自照顾他，“即榻供甘旨，殷勤过于夫妇”，“月馀，病良已”。桑生第一次发病，服药后又得到了莲香的精心照顾，“数日后，肤革充盈”。第二次因病情危重，“莲以新瘥，尚须调摄，就食非计；因将户外反关，伪示生归，以绝交往，日夜守护之。李亦每夕必至，给奉殷勤，事莲犹姊”；“居三月，生健如初”。随后李氏不辞而别。切断了病原，桑生就完全康复了。这些悉心照料是疾病康复的需要，同时也是在建立与维持一种新型的关系，“殷勤过于夫妇”“事莲犹姊”，这样的关系对病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深入地改变着病人的身心状况。
二、药丸的特征及其意义
(一)“药”与“心药”
无论是“刀圭药”“红丸”“瓯水”“丈夫再造散”还是“黑丸”“丸药”“异药”等，它们首先都能治愈主人公身体的疾病，这是它们作为“药”的基本内涵和功能。其次，深谙心身疾病之道的狐医，在治疗其身体疾病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其心灵的抚慰。在娇娜两次治疗孔雪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红丸”。红色是积极的、温暖的，是生命的颜色，象征着情感、幸福、健康和重生，容纳了孔雪笠对异性爱的投射和对于理解与心灵共鸣的渴求。皇甫公子则进一步帮他娶到了美丽的松娘，实现了这个落魄书生抱得美人归的梦想，祛除了他的病根。让傅廉变身“伟男”的是“黑丸”，黑色是神秘的，阴暗的，与悲哀、不幸和死亡相关联，对应着傅廉男性身份认同的障碍和阴影，它的疗效经由母亲(狐母华姑)引导、狐女实践来完成。在他痊愈后，华姑把她“妖丽无比”的女儿三娘嫁给了他。而与女鬼巧娘之间的互动与姻缘，既是治愈傅廉也是治愈巧娘，她因丈夫也是“天阉”抑郁而亡。随着身体的康复，他由原来的胆怯自卑变得幽默自信。他母亲也“喜极，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阉，将论婚于世族”。“金丹”是让已经死亡、尸体也已腐烂的王兰成为鬼仙的神药。金色是帝王之色、神圣之色，象征着丰饶、光明与新生，所以王兰在服用了“金丹”后，不仅脱离了生死轮回，还能成仙成神，无所不能。
此外，武孝廉吃了“丸药”病愈后，狐妇嫁给他并拿出一大笔财富，让他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妇乃出藏金，使入都营干”。在狐妇全方位的支持下，武孝廉完全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官运亨通，生活富足，“选得本省司阃”，“冠盖赫奕”。还有，封三娘用“异药”救活范十一娘后，“封惧漏泄，相将去五十里，避匿山村”。这样保证了复活后的十一娘能与孟生顺利结合而不被发现。孟生在顺利通过乡试、会试、“官翰林”之后，才登门拜访。最后父女、翁婿相认和好，结局圆满。
可以看出，狐狸精对主人公们不仅进行了药物治疗，更持续提供了心理治疗和心理援助。所以，“药丸”兼具“药”与“心药”的作用。有“药丸”，更有它们的施与者——狐狸精的支持，后者的意义尤其重大，能让患者进一步建立与外界的心理联系，重塑人生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对未来的希望，适应新的生活。这样经过身心并治，人就痊愈了。因此，狐狸精的“药丸”既是一般意义上可以治病的“药”，更兼具了临床咨询中的共情、支持、积极关注、陪伴成长等要素，具有“心药”的功能。
(二)“药丸”与修道
《王兰》中上仙的药是从“观音大士”那里求来的，其他篇目中狐的药也可与观音的药相媲美，甚至功效更强。为什么狐能有这些“金丹”“红丸”和“黑丸”等神奇的仙药呢?这与民间的狐信仰和道家思想有关。远古时期，狐是一种图腾和瑞兽，两汉时期狐开始妖化，唐代已有狐妖修炼成仙之说。明代道教尤其盛行，其修炼理论如服气、吐纳、导引、存思、外丹、内丹、房中术等，它们向狐信仰转移。人们认为狐也会修炼自己的内丹——“狐丹”。“丹道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内容，与生命哲学和人体科学相关联，以人体精气神为对象，以天人感应、据有修无、阴阳和合、逆向返修等为原则，以长生久视、羽化登真的神人境界为目的。修炼丹道不仅利于身心健康，而且要求有高深的道德修养，用积功累行配合修炼以成就大道；不仅有诸多的修炼技巧以成就命功，还要有高明的心性修养以成就性功，是性命双修的学问。”狐极为重视自身的修炼。范十一娘想留住封三娘，就怂恿丈夫孟生对酒醉后的封三娘“潜入污之”。三娘醒后抱怨道:“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当升第一天。”宗相若一念之仁，放走了被捉住的狐女，狐女逃出后，非常感激他，说:“大道将成，一旦几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报。”而对他们的“狐丹”，更是异常珍惜。《王兰》中，“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际。气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月中；一吸，辄复落，以口承之，则又呼之:如是不已”。当鬼卒和王兰合力抢走了他的金丹，“狐惊，胜气相尚。见二人在，恐不敌，愤恨而去”。很多狐狸精都宽容大度、聪慧率真。在保证无损健康的前提下，莲香非常支持桑生和李氏交往，并亲自操办了他们的婚事。虽然武孝廉背叛誓约，狐妇并没有太多计较，与他新娶的王氏和睦相处，“御下宽和有体”，“并不问良人夜宿何所”，“但闻床上终夜作振衣声”，只潜心自己的修炼。另外，其他狐精，如皇甫公子超凡脱俗、亲切豁达，娇娜美丽可爱、聪敏幽默，马介甫十分仗义和富有远见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道”这个字由“首”和“走”两个字组成。“首”可以引申为意识，“走”表示沿途旅行，因此“道”表达的观点是有意识的行走，或者自觉的道路。修道的心理学意义即通过努力实现意识和无意识的再次统一，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意识的生命”也就是“成道”。狐通过身心同修和整合，得道成仙——狐仙。在这之前，它只是普通的狐妖，是动物性和本能的象征，也是人类阴影的投射。一旦修成狐仙，能自由出入人间和天界，也就打通了意识和无意识的界限，实现了自我(Ego)与自性(Self)的连接。
“丹”“丸”，是圆形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周易·说卦传》“乾为天，为圜……坤为地，为大舆”，《大戴礼记》曾子曰:“参尝闻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说文解字》:“圜，全也。”圆形寓意“完整”“圆满”“向上”和具有“神性”。“丹”的炼成要经过长期高温的烧炼，葛洪《抱朴子内篇》:“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而狐狸精要炼出内丹，一方面要汲取日月天地之精华、汇集人世间的阴阳二气，更要修炼自身的德行，常常要花费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从心理学层面上来说，这也是狐把意识和无意识进行整合与同化的过程。“荣格与耶律亚德虽然着眼点不同，但他们同样将炼丹术的物质变化视为一种精神变容的象征，也同样将炼丹术看作一种追求太初圆满人性的学问。”因此，炼丹的过程是狐自性化的过程，“狐丹”的炼成象征着狐自性化的完成，这是一种整合了阴影的修行，也是向其在图腾信仰时期就具备的神性回归。
神仙是自性的象征，狐狸精或狐仙则是这些故事中帮助人治愈疾病和创伤、面对阴影、实现成长、完善人格、走向自性化——太初圆满人性的引领者。而他/她的丹丸，尤其是“狐丹”，是这个过程的关键。因此“药丸”就成了转化的象征，是心理学意义的“超越性功能”，即意识和无意识内容联结和整合过程中的产物。
(三)意识与无意识
在治疗中，医患(人狐)关系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狐是否对人类施以援助，以及治疗效果如何。第一，促进作用。人与狐关系和睦、友好时，可以促进人类康复、重生等。如孔雪笠与皇甫公子亦师亦友，生病后就得到了狐狸家族的悉心照顾，还娶了与娇娜一样美貌的松娘。又如十一娘是封三娘的好姐妹，她才会为她的终身大事操心，并在她上吊自杀之后用“异药”救活她。莲香与桑生是恋人，她才会先后两次救治他。第二，阻碍作用。关系既能成为促进治愈和转化的动力，也可能成为主人公开启新生活的阻碍。当人康复后，想要离开狐，摆脱这种关系的控制，就要付出代价。如武孝廉病愈后离开狐妇，仕途逐步顺利，并另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被狐妇兴师问罪，导致他的反感。最后二人反目，狐妇拿走了她的“丸药”，他也旧病复发，不治身亡。“药丸”的背后是人狐或医患(咨访)关系，其本质是人的意识自我与无意识自我的关系。狐狸精在使用“药丸”为人类治病时，也是在帮人建立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结。如，范十一娘是官家大小姐，“少艳美，骚雅尤绝。父母钟爱之，求聘者辄令自择；女恒少可”。她容貌美丽、才华出众，在婚嫁方面却没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意识层面她不喜欢这些求婚者，但究竟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子，要过怎样的人生，她自己也不清楚。后来遇到狐女封三娘，二人互相欣赏，互相陪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三娘敏锐地捕捉到了她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帮她物色了一个对象——一个家境贫困却很有才华的年轻书生，“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饰，而容仪俊伟”，并预言“此翰苑才也”。之后，在三娘的安排下，她以死与以父母为代表的传统婚嫁观念抗争，最终死而复生、获得幸福。在意识层面，她没有完全认同狐女的做法，但在无意识(被动的配合等)层面，她却遵从了狐女的引导。这是一个狐女帮助一位大家闺秀将其无意识意识化，沟通自我与自性，实现个人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婚恋自由与父母做主的新旧价值观相冲突，最终前者获胜的故事。封三娘是女孩的智慧老人，是一位爱的启蒙者和引领者。她的“异药”则是实现这种联结和转化，获得新生的途径、方法，即开悟之“道”。
桑生在莲香第二次治好了他的“鬼症”之后，终于认识到是与李氏之间无节制的房事害了自己。小说的前半部分，女鬼李氏是作为阴影或消极的阿尼玛出现的，而莲香是积极的阿尼玛，她的“刀圭药”和“丸”则是治愈阴影造成的创伤、促成他审视自身贪欲的“超越性功能”。承认自己的阴影，接受阿尼玛的帮助，将无意识整合到意识中，才是真正治愈桑生的良“药”。同样，奄奄一息的宗相若服用了狐女赠送的“灵药”后痊愈，也是与他的消极阿尼玛和解，面对他的阴影——对女色的过度追求；其直接收益是他得到了另一位美丽的女性——荷花三娘子。“合格的分析师为病人调节超越性功能，也就是说，帮助病人将意识和无意识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态度。”狐作为最好的医生和治疗师，在身体疾病和心理创伤两个方面同时帮助人获得康复和新的平衡，并实现对自我价值和新道德的探索。
由此可以看出，心身疾病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契机，经由狐狸精施以“药丸”，主人公获得意识和无意识的联结与转化。而这一过程的发生，有赖于由狐狸精修道所象征的自我心灵探索的进程，它对应着人类的自我整合、自我成长之旅，“药丸”所折射的便是经由此心灵旅程而获得的自性化的成就。善用“药丸”，面对和接纳无意识则可疗愈创伤、促进成长，反之就会遭遇阻碍，甚至带来更大的伤害。
三、创作背景及其心理学意义
在《聊斋》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心身疾病及狐狸精的“药丸”，既反映了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呈现了作家自身特殊经历所形成的内心世界。下面，我们尝试将前文的分析置于作家创作背景中，深入讨论《聊斋》中心身疾病及狐狸精的“药丸”的心理学意义。(一)创作土壤: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
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等方面的传承和新变为蒲松龄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孕育的土壤。蒲松龄青少年时期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灾难频仍的年代:农民起义持续不断，入关清军烧杀抢掠，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城镇凋敝，耕田荒芜，尸骨遍野，满目疮痍。狐小说《九山王》《狐女》《狐谐》等就反应了这一动乱的社会背景。明朝中后期，社会关系与社会风气、价值取向等迅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追求名利双收的人生。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提出了具有近代人文启蒙性质的文学理论，反对传统礼法束缚，宣扬人的个体价值，鼓吹人性解放与个性自由。蒲松龄等清初文人也深受这些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民间的狐信仰由来已久，到了清代，更是非常普遍，与其相关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故事层出不穷。尹庆兰《萤窗异草》、袁枚《新齐谐》、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小说中都记载了大量关于狐妖狐仙的故事。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从社会文化背景、时代风气、民俗信仰等角度分析明清时期的狐精故事，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求色求情与求财求助的社会心理，该心理与行为的产生反映了当时民众对性、女人和财富的矛盾及冲突。在《聊斋》作品中就有一定数量的这类作品，如《王成》《丑狐》《红玉》等。狐故事表面上是在说狐，但它涵盖的社会内容、体现的社会风气正是明末清初的现实社会，狐狸精的世界就是当时的整个社会，反应的是当时深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
(二)创作动力:作家经历与历史使命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中，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群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商品经济对于价值观念的冲击，越礼逾制对于等级秩序的颠覆，问题纷扰的现实局面，由明至清的鼎革易代，由宽松到严厉的社会控制等等，士人群体面临着反复的、多重的社会选择。然而对那些基层士人来说，维持生计是首先要担起的重任。蒲松龄19岁时“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但之后他再也没能向前走过一步，直到72岁时，才得到一个岁贡。为了维持生计，他几乎做了40年的家庭塾师。连年不第加上经济拮据，蒲松龄的身体也长期处于病弱状态，“秋残病骨先知冷”“年年憔悴在风尘”“花落一溪人卧病，家无四壁妇愁贫”。尤其在他晚年时期，蒲氏家族深受疾病之苦，妻子刘氏被腹部肿块折磨去世，几个孙子也被痘病夺去了幼小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健康环境下，蒲松龄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和民间偏方，汇编成几部医书。病弱一直困扰着蒲松龄，同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贫困潦倒一起，影响到其精神人格及创作。蒲松龄的信佛，趺坐，钻研专业的医药知识并编写医书，都与他“少羸多病，长命不犹”有关。
作为中国古代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蒲松龄本人深受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时代思潮的影响。同时，他个人的生活境遇、性格禀赋等也都体现在《聊斋》的创作中。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现实世界的冰冷和残酷激发了蒲松龄以满腔的热情、卓越的才华投入到文学创作中，用看似荒诞不经的志怪小说去丰富贫瘠的物质生活，去充实寂寞的内心世界，去追寻那个完整而真实的自我。
荣格认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是由于集体无意识对社会精神失衡状态的自发调节而发生的。因此，艺术意象、艺术作品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显现，并具有自己的生命，而不依赖于艺术家个人。艺术家仅仅是集体无意识原型藉以得到表现的工具。他还提出，意识心灵的确定性与意向性是人类做出很大的牺牲之后才得到的极其重要的性质，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和那些具有卓越创造才能的人，他们的优势恰恰在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这种可变动性。蒲松龄正是这样一位被集体无意识选中的天才，他以丰富的学识、深入的洞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行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成就了这部小说史上的传奇，完成了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狐鬼花妖的故事，一面连接着现实，另一面则通向美丽完整的精神家园:疾病的治愈，理想的实现，人格的完善，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三)整合之路:现实之“病”与理想之“药”
落第、贫困、客居，各种疾病、天灾人祸等是当时底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常态，反映到《聊斋》中，主人公也常遭遇相似的人生危机和困境，如家道中落(《王成》)、遭逢突变(《张鸿渐》)、投亲不遇(《娇娜》)、贫无恒产(《红玉》)、先天疾患(《小翠》《武孝廉》《巧娘》)、科场受挫(《王子安》)等。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书生们大多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但现实却是，他们即使有经世之才也几乎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并且他们的谋生能力不强，经济来源不定，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也十分有限。生存都成问题，何谈实现抱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他们的内心严重失衡。前途渺茫，情绪低落抑郁，长期营养不足，身体免疫力低下，这种心身状况很容易受到病魔的侵袭。所以《聊斋》中的主人公多是病弱的，他们患病的心理学阐释是:在现实中严重受挫，无力改变，极度痛苦以及创伤后应激的症状；其象征意义是:人生受困、理想搁浅。现实境况越艰难、自身越无力，他们越渴望借助外力的帮助改善自己的境遇、实现人生的梦想:恢复健康、经济丰裕、科举顺利、出人头地、贤妻美妾等。因此，书生们的美好愿望与传统的狐狸精故事相结合，就催生了众多的狐小说。在这类小说中，狐也仿佛救世主一样，几乎可以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实现所有的梦想。按照深度心理学的理解，这是无意识对意识层面的补偿需求。暴病而亡的王兰，吞食了狐的“金丹”后，成功做上了“鬼仙”，最后成为正式的神仙“清道使”。流落异乡的孔雪笠，不仅治好了胸前的肿病，还娶妻生子，考中进士做了官，并与狐成为世交。其他还有傅廉、桑生、范十一娘等。在这些狐狸精——作家创作的系列文化原型意象的帮助下，个人与集体、现实与理想、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想中的人格的完整，即自性化。这是以蒲松龄为代表的部分底层知识分子群体的灵魂冶炼之路，自我成长和自性化之路。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是狐狸精的“药丸”，它是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点金石”、促进个人成长的“催化剂”，也是作家在诊断了社会之“病”后，用自己的善良愿望和神来之笔开出的理想之“药”。
四、困境:人格阴影与时代局限
但是，当狐包办一切，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自身的责任担当和道德要求就被部分遮蔽了。因而有些人并没有获得实际意义的成长。宗相若和桑生，都是因为贪恋女色而得病并几乎丧命，但开始时他们并没有看到自己人格的阴影，而是把罪责归咎到与他们交往的狐女或女鬼身上。比如莲香对桑生的责怪:“如君之年，房后三日，精气可复，纵狐何害?设旦旦而伐之，人有甚于狐者矣。天下痨尸瘵鬼，宁皆狐盅死耶?”又如孔雪笠，皇甫公子与他一样都是遭遇不幸客居他乡，“仆皇甫氏，祖居陕。以家宅焚于野火，暂借安顿”。但二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两种境界:前者沮丧低落，感叹羁旅之苦，“不审官阀”，完全不关心对方；后者则“丰采甚都”，“细诘行踪，意怜之，劝设帐授徒”，为客人着想帮客人想办法。再如武孝廉，他的患病，生物学层面是本身有“瘵根”，心理学层面是因为他“虺蝮之行，而豺狼之性”，即为人心胸狭窄、恩将仇报、品性恶劣。还有杨万石，他对妻子的惧怕到了非常病态的地步，父亲、弟弟、小妾、侄子都被严重虐待，他却丝毫不敢反抗。狐友马介甫无奈之下给他吃了“丈夫再造散”，并告诫他“须从此涤故更新；再一馁，则不可为矣”。但药效过后，他又主动讨好妻子，导致她“旧态全作矣”。终于害得小妾流产，弟弟自杀、父亲逃走，家破人亡。主人公的人生困境固然有社会和现实的原因，但自私狭隘、胆小懦弱、贪得无厌、鼠目寸光等这些人格的阴影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疾病和困厄。狐通过长期修道，拥有了慷慨无私、宽容大度、勇敢果断、知恩图报等积极人格和优良品德。如果说“狐丹”是狐狸精身上有形的“药”，这些积极品质则是狐的无形之“药”，是更重要更为宝贵的。它们共同起作用，让狐修成仙，也帮助人治愈各种疾病和创伤。因此主人公们要真正痊愈并具有掌握未来命运的能力，只有自己觉醒，自己修炼，主动开启自性化之旅。“对治疗师来说，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如何摆脱暂时的困难，而是如何成功地对抗将来的困难……答案明显在于消除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离”。
修道是中国古代文人在追求仕途受挫后的一种与自然对话、寄情山水、寻求内心宁静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提高自我修养、实现个体层面价值的一种方法。这是中国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思想的体现，但这也是一种被动和逃避的方法。因此在小说中，即使结局比较圆满的主人公如王兰、孔雪笠，他们一个绝于尘世，一个辞官隐居，隐约透着深深的悲凉和无奈。这是作家和那个时代的局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很难为这些执着追求却处于弱势群体的底层士人找到一条可行的自我实现之路。狐狸精的“药丸”再强大，终究无法治愈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病症。
注释:① 洪流《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养生观》，《蒲松龄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该书作者有争议，参见杨海儒《〈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③ 翟云英《漫话蒲松龄的医学思想》，《蒲松龄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统计依据及详细篇目见周彩虹《狐狸精之阴影原型研究》(博士论文)，澳门城市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2015年，第27－29页。
⑤ 齐向华、宋晓宾《疾病过程论》，《中华中医药学刊》2014年第2期。
⑥ 徐琼芳《〈内经〉——心身医学发展之源》，《内蒙古中医药》2008年第18期。
⑦ 赵旭东《心身医学简论》，《中国医刊》2004年第3期。
⑧ [美]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著，施宏达、陈文琪译《创伤与复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⑨ 关于红色、黑色、金色几种颜色的象征意义，参见[英]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英]菲利普·威尔金森著，周继岚译《符号与象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80－282页；[英]杰克·特里锡德著，石毅、刘珩译《象征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8页。
⑩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70页。
? 徐平《丹道生命哲学研究——以张三丰丹道思想为例》(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摘要”部分。
?[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邓小松译《金花的秘密》，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36－38页。
? 杨儒宾《炼丹与自性的追求》，该文为《荣格与炼金术》的序言，[美]杰佛瑞·芮夫著、廖世德译《荣格与炼金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关群德译《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53、50、52页。
? 王戎笙《清代全史·第二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 杨国枢、余安邦《从历史心理学的观点探讨清季狐精故事中的人狐关系:(一)内容分析的结果及其解释》，“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行为研究组编，《历史心理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吴琦《明清社会群体的新趋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 洪流《蒲松龄医药作品与蒲氏家族的健康环境》，《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1期。
? 于天池《三径蓬蒿贫处士，一囊皮骨病维摩:从蒲松龄的疾病谈起》，《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
? 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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