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洁净是标示人类生命与社会现实状态的重要审美维度。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不仅通过入世完善型、鄙世偏执型、在世自在型、离世想象型四种表现类型对人类的洁净欲望及其行为进行了形象展示，而且通过类型化洁净主体塑造、凹凸型洁净叙事、映衬型洁净环境描写三种方式对其作了生动书写。然而，这一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文学书写实践，仍然存在文本数量稀少、缺乏全面与深度书写的现实缺陷。究其原因，实为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因小说观念之于创作影响以及作家群体生命状态与洁净境界尚存显明距离的现实结果。发明此义，是窥见中国古代小说实存缺陷并启示今日小说创作思路的旨归所在。
洁净是衡量人类存在状态的重要标杆，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伦理学等范畴对其已有诸多论述，但是洁净美学作为范畴体系却还没有正式揭橥。小说是表现人类存在的审美言语图式，书写洁净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二者的结合研究却一直鲜有学者涉及，故而成果亦极少。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的洁净欲望及其行为书写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
一、“洁净”的审美属性及其文学书写的美学价值
“洁净”含括“干净、清洁”“纯洁无邪”“简洁”“尽净、无余”等义项。如明周茂兰《王五痴积制钱为佛像》诗曰：“法相满月真微妙，光莹洁净如琉璃。”①既言佛像外在的洁净形貌，又示其所感发的洁净心理。《论衡·雷虚》则曰：“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②由于食物以及人之意识行为的不洁净，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于此正反两向的鲜明对比，可以确知“洁净”是一个具有正向价值的语言符号。明袁宗道于《陶编修石篑》中曰：“此君气和骨硬，心肠洁净，眼界亦宽。”③不仅将洁净施之于人的品格评价，亦且体现了对于洁净持有肯定性价值判断。由于“洁净”具有正向的价值属性与功能，因此促使人类产生了诉求性行为实践。“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④洁净之于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价值，于此可见一斑。另外，洁净对于人的精神愉悦亦有重要价值。“得海峰论文之旨，而超然自悟，多沈锐洁净之文。”⑤所谓“洁净之文”，既言文的洁净之风格，又曰其所触发的审美心理。据此可以推知，作为一个关联客观存在与人类主观意识以及行为的语言符号，“洁净”天然具有明确的正向价值与鲜明的情感色彩。就此意义而言，“洁净”是一个事关人类存在状态具有哲学深度的重要美学范畴。作为人类存在的精神具象物，文学无论是“寓教于乐”，还是“宣泄苦闷”，抑或追求“精神的超拔”，就其本质而言，它终究不越“人类欲望的审美言语图式”⑥这一基本属性限定。因此，基于欲望与洁净在生理属性、心理属性以及外向性具象行为三个层面的密切关联，洁净书写不仅是文学实践的题中要义，而且极具文学书写的重要美学价值。首先，洁净书写能够深化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并标示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准。“文学若无情感，则如人之无灵魂。”⑦“文学若无思想，则如人之无脑筋。”⑧作为折射人类现实存在状态与表达理想生命状态追求的语言符号，洁净兼具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属性，极具审美意涵的浓郁诗性。故而，文学文本若能深蕴洁净审美的诉求，则先在地具有了“深刻而高贵”的头颅。“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⑨个性化的文学文本，能够藉由洁净书写而天然生发深刻亦且高远的审美意涵；整体的文学实践，亦能够因此而臻至审美的上乘境界。因此，洁净书写是标示文学审美境界的重要刻度计。其次，洁净书写是衡量人类生存与精神演进状态的重要标杆。“人生而有欲”，在人的生理属性层面，欲望是人类存在的天然根据与内在驱动力；而在人的社会属性层面，由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⑩，故而“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因此，“利害关系与欲望有关”?。作为生理与社会属性的复合体与类存在物，人类因为生存的需要，在欲望的驱动下，“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也就是说，欲望的驱动与无节制追求必然会导致人性及其外显性行为之恶的发酵与膨胀，促发不洁净与肮脏的滋生并进而造成人类生存状态的恶化。在这一现实生存背景下，人类必然启动对欲望缺陷的反思与节制，寻求行为救赎与洁净人性的有效进阶，以期实现社会生存状态的完善。“人们所发现的各类意义正是其期待发现的意义，送走因为所发现的东西事实上受到人们所期待的东西的强有力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洁净书写实为人类反思自我缺陷并期望实践知行合一的重要显性标志。
综上可知，洁净因其所具有的深刻意涵以及因此生发的价值判断属性而成为极具重要价值的审美范畴，亦因此可作为评判人性与社会存在状态的重要审美标准。以此审视书写人类精神的文学文本，可以洞见人类文学实践的审美境界与现实状态。故而，洁净书写实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符号并因此而具有了重要的标识功能。
二、中国古代小说书写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类型表现
作为关联客观存在与人类主体性的美学范畴，源于审美属性与价值评判功能的内在要求，只有基于人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才能实现对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准确界定。人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天然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既无法脱离现实世界，又必须在现实世界中调适与拓展作为类存在物的欲望及其行为实践。因此，基于人的在世限定以及这一前提下的主体性选择，人的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可以分为入世完善型、鄙世偏执型、在世自在型与离世想象型四种主要基本表现型态。(一)入世完善型
入世完善型洁净书写是指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人对外在环境弊端与人性缺陷之于人类行为的制约性作用具有明确的理性认知但依然完善自性因素践行洁净行为的书写类型。如《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其人“名育德，字果行”，这一名字其实大有深意。《易经·蒙卦·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虞博士有三个突出优点。第一，品格善良。既有“替人葬坟”之义举，又有“救了那葬父亲的人”之善行，而且均“真心实意”不计回报。第二，淡泊名利。对于金钱，认为“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它”；对于征辟一事，亦不刻意求之。第三，入世有为。小者如既喜好诗文又不回避时文，大者如修祭泰伯祠。因此，对于虞育德其人，卧闲草堂本回评曰：“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如太羹元酒，虽有易牙，无从施其烹饪之巧”?。但是，虞博士并非没有缺陷。杜少卿送别之时，“虞博士也不胜凄然”。“写博士之去，惟少卿送之，而临别数言，凄然欲绝，千载之下，謦欬如闻。”?虞博士之名字虽然标示其要以“果行育德”，但是这一凄凉场景以及其对自己未来、子孙后事的凄然言语表述与心理感触的发生，均为其在现实背景下对外在制约持有清醒认知因而导致自我心理弱化并进而造成自我并不果行的现实结果。也就是说，入世完善型洁净主体虽然努力践行洁净行为，但因现实因素的制约，其自身仍具个体缺陷。这一特征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表现更为突出。“污染是不清洁、污秽，并且污秽是位置不当的某物或任何物体，也是对事物的合理秩序的一种混乱或威胁。”?武松跪拜哥嫂是对兄弟情义的执著感怀与叔嫂伦理的执着坚持，而潘金莲撩拨武松、与西门庆通奸以及毒杀武大郎则是对道德伦理的污染，因此武松杀死潘金莲与西门庆不但是对叔嫂伦理与兄弟之情的坚持，而且彰显了其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官僚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现象的强力清除。就此意义而言，武松追求情义、伦理与法律的洁净。对此，李贽有精到认知，“若武二郎者，正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也。圣人，圣人”?。但武松亦有明显的性格与行为缺陷，如少时的纵酒使性招惹事端以及成年后的因囿于义利而导致的视野与行为狭隘。尽管如此，仍然不能遮蔽武松“豪杰不受羁靮”的“天人”形象。基于现实环境与人类自性的天然制约与缺陷，入世完善型洁净个体虽不免于自我缺陷的羁绊，但因此而激发的洁净自我欲望与行为的实践更显可贵。因此，入世完善型洁净书写形象展示了人类于制约性生存背景下努力提升自我生命境界的生动镜像。(二)鄙世偏执型
鄙世偏执型洁净书写是指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人因鄙薄现实人世而刻意追求洁净表现有意凸显个体洁净行为高标于世的书写类型。《红楼梦》中的妙玉堪为典型例证。妙玉的人格心理及其洁净欲望与行为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目无下尘，鄙薄众生。妙玉“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在她眼里，他人多是肉眼凡胎，因此其自为清高亦自视甚高。宝玉就曰其“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第二，情欲激荡，不能自制。李纨曾说妙玉“毕竟尘缘未断”，这在“邀请宝钗黛品茶”“宝玉冒雪乞红梅”“与惜春下棋”“寿贴到怡红”等诸多故事情节里妙玉之于宝玉的各种微妙反应，均可证明其对宝玉的钟情之意。“妙玉于芳洁中，别饶春色。雪里红梅，正是此意”?，而坐禅时的意欲激荡而终致走火入魔更是作了确凿之证。第三，违拗情理，刻意洁净。文本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写妙玉洁癖、弃置刘姥姥用过茶杯事”?，对于妙玉之于洁净的刻意与过度反应，护花主人评曰：“刘姥姥极村俗，妙玉极僻洁，两两相形，觉村俗却在人情之内，僻洁反在人情之外。宁为姥姥，毋为妙玉。”?“世法平等，无有高下。”?妙玉既未能参透人类在世之理，又不能顺遂人类在世之情，故而基于自我“孤标独立，自谓是世上意外之人”?的人格心理与动机追求，亦因“云空未必空”的情欲推动及其“慕清名”之刻意行为，最终导致了“欲洁何曾洁……终陷淖泥中”的悲剧结局。就此意义而言，“宝、妙二人，玉各有瑕”?，妙玉之瑕正在于对洁净的刻意追求与偏执性实践。据此所析，鄙世偏执型洁净主体源于自我心理气质与人格动机的内在质性与天然特征而与常态化的人情事理产生隔膜性距离，其洁净欲望以及行为实践亦因外在环境制约与自性缺陷的综合影响因而表现出凸异性特征。因此，鄙世偏执型洁净书写既是对人类偏执性心理气质于洁净范畴的形象反映而生动展示了人类自性的内在缺陷，亦由此而反向指示了完善自性的现实必要以及进益于洁净欲望以及行为实践的现实路径。(三)在世自在型
在世自在型洁净书写是指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人能够超越外在环境束缚与人性缺陷的制约因而顺遂自然人性践行洁净行为的书写类型。《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可谓自在于世亦且品行洁净的典型例证。之于其人，卧闲草堂回评有言曰：“功名富贵，人所必争。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不独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贵，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贵。呜呼!是真其性与人殊欤?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其表现主要有三。第一，欲求洁净。“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读书、作画、劳动，无意于功名富贵，无意于人事的势交利要，无意于人世的琐碎闲杂，此为意的天然洁净。第二，行为洁净。“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孝敬母亲；“隔壁秦老……敬他爱他”，为善乡邻；躲避知县与危素的结交，逃避朝廷的征辟，远离名利，此为行的洁净。第三，生命境界洁净。“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具有聪慧的灵性与渊博通透的学问；看了“礼部议定取士之法”后曰“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对于名利与文行出处的边际持有深刻的思维认知；“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欣赏雨后清新自然的风景，其“人在画图中”之语展示了与自然相通的生命审美意识；夜观天文后曰“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生命已然臻至天人相通的高远境界；如再结合上述所言其“意的天然洁净”与“行为的洁净”，王冕已然达至生命状态的洁净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性以及人类行为实践的终极境界追求。在世自在型洁净主体天性自然，虽无法避免在世的外在环境制约，然“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却能以完足的自性克服蛮横的外在强制，实现自我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的自在于世。“清净为天下正。”?在世自在型洁净书写是对人类自然洁净之自性于现实人世的艺术化表现，生动表达了人类之洁净于世的理想追求。“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于此，人类即可遥望生命状态演进的理想境界，又可发现臻至这一境界的现实路径。(四)离世想象型
离世想象型洁净书写是指断绝现实人间的欲望制约而在想象性时空中臻至洁净境界的书写类型。《红楼梦》第120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中宝玉拜别贾政这一故事情节可作明确印证。文本叙写贾政追宝玉未及，“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营造了洁净空寂的环境意境；而之前一僧一道与宝玉三人远去及其所唱“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之歌则创设了空灵玄远的神幻意境氛围；二者相融相生，化生出空灵洁净而又极富神幻气息的浓郁意境。“追思写实，故浑厚；结体于虚，故空灵。”?空灵洁净境界的化生，不仅是因此处描写而生发的艺术效果，亦有赖于之前文本对宝玉在爱情、亲情、自我人生追求中沉溺、思索与痛苦的实写，且因其最终的断绝尘缘与欲望超拔而更加浓郁。“无碍者，见自在，故洁净。”?只有彻底寂灭自我欲望，才能从根本上超越现实人世的束缚，最终臻至纯粹的洁净境界，此为离世想象型洁净书写的核心意旨。这一要义在中国古代小说范畴中的诸多宗教题材与仙佛题材故事中有更为充分的表现。如《喻世明言·张道陵七试赵升》可作进一步明证。“第一试，辱骂不去；第二试，美色不动心；第三试，见金不取；第四试，见虎不惧；第五试，偿绢不吝，被诬不辩；第六试，存心济物；第七试，舍命从师。”所谓七试，就是检验赵升的尘心，“凡入道之人，先要断除七情。”葛洪曾曰：“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可见，寂灭欲望是“返其性情而复其初”?臻至自然洁净人性的必要条件。然而，“自然和社会对人压迫与束缚，必然伴随着反映在思想上的禁锢与奴役”?，人类源于自身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束缚而无法彻底超拔于欲望的牵制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因此难以在现实尘世实现纯粹的洁净。故而，离世想象型洁净书写反向映衬出人类在现实尘世追求洁净境界的无奈境遇，表达了其意欲跳脱现实人间的欲望制约而于想象性时空中臻于洁净境界的美好诉求。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的四种类型是因人类心理气质、人格动机以及存世态度不同产生的差异性主体选择而形成的区别性表现。四者因其内在联系而具有了虚实正变的逻辑关联，并因此而构建了洁净类型的基本格局。于此，既可细绎人类洁净审美的个性特征，又可实现对人类洁净审美的整体性透视。
三、中国古代小说书写洁净欲望与行为的方式及其审美生成
洁净是标示人类生命与社会存在状态的重要审美维度，小说文体通过艺术形象塑造、叙事与绘景表现人类生命与社会存在的现实状态与理想追求。基于二者的内在联系，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以集体审美意识与价值判断审视现实生活，并运施艺术化创作方法，实现了对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形象书写与生动展示。(一)类型化洁净主体塑造及其审美生成
类型化洁净主体塑造，是指作家将人类的洁净特质集中赋予某一主体性艺术形象，因而能够以类型化特征高度展示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书写方式。这一书写方式是洁净的审美属性附着于主体形象塑造的必然要求。孟子曾曰：“万物皆备于我。”?普罗泰戈拉亦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因此，人作为衡量世界万物存在及其价值与审美的重要尺度，是体现洁净审美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源于完善自性规避外在制约的内在要求，人类如欲进阶于洁净境界就必须提升精神追求并进而践行知行合一行为。就此意义而言，洁净具有超拔性审美高度与纯粹度，并因此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对此心领神会，故而以鲜明的创作思维塑造类型化洁净主体，以期实现对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审美书写。类型化洁净主体塑造的核心要义在于洁净审美内在蕴含的正向价值取向以及审美诉求与类型化塑造方法的双向推动与叠加。其中，正向价值取向与审美诉求是意涵内核并因其意而生发出内在驱动力，类型化塑造方法是外在推动力并藉此而强化了意涵内核的浓郁诗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由于类型化方法与正向意涵的双向激发与强化，洁净审美生发出纯粹、浓郁、稳定、浑融的诗性气质。“一切艺术形式的本质，都在于它们能传达某种意义。任何形式都要传达出一种远远超出形式自身的意义。”?当这一诗性气质附着于洁净主体，便具有了形象的符号化与象征性从而蕴生出意象浑融的审美境界。“符号是人们内心世界即灵魂与精神的一种象征。”?《儒林外史》中的王冕与虞博士、《水浒传》中的武松、《红楼梦》中的妙玉等艺术形象，之所以得到评点者“不食烟火”“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绝伦超群”“直是天神”“怪洁之癖未免有过”等评价，正是因为作家在塑造其洁净形象时运施这一书写方式的结果。“在这里，符号和意义，形象和主体，思维主体和客体对象完全合一了。”?形象的主体描绘与浓郁的洁净意涵融合共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的生动镜像于此而定格。
(二)凹凸型洁净叙事及其审美生成
凹凸型洁净叙事，是指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以二元对立统一思维审视现实生活与理想追求并运施正反相形手法凸显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的叙事方式。洁净与不洁净相对待而存在，二者虽存过渡性区域但仍具明确界限。洁净既是人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诉求，又因外在环境的制约与比对而愈加显明。故而，洁净因其区别性存在而凸显。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对此具有明确认知，以正反相形的叙事方法彰显了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的生动镜像。前文所及之文本及其相应的洁净叙事均可对此作不同程度的印证，现以《儒林外史》为例作代表性说明。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在文本的整体叙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价值。第一，构建了以王冕形象为中心的洁净叙事，表达了顺遂自然人性践行洁净行为臻至洁净境界的理想诉求。全书虽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然而作者却以“借名流”“说楔子”的方式“隐括全文”“敷陈大义”，因此这一洁净叙事为文本的整体书写树立了凸显性的中心意旨。第二，“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作者以浓墨重彩之笔对因追求功名富贵而造成的精神污染、行为卑劣、世风败坏的丑陋现实社会状态作了繁复书写。楔子以“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的方式引出这一非洁净叙述并与其形成反差巨大的对比张力。第三，“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在楔子中，作者已对洁净追求与非洁净的现实社会生活状态作了简要对比性书写，之后作为主体叙事的非洁净书写以及偶一闪现的洁净叙事及其二者的对比，在楔子中已有浓缩性表现。据此可以发明凹凸型洁净叙事的妙处所在。就文本的整体意涵而言，洁净追求是作者的宏观创作命意与文本的核心意旨，故而作为文本的灵魂与指向标可谓其为意之凸；而非洁净的社会现实状态书写，则因其负面意涵的反向性，可谓其为意之凹。就文本的整体书写方法及其实际表现而言，非洁净的社会现实状态书写不仅是文本的主体部分，而且作者还运施了繁复的书写方法以使其实现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因此可谓其为创作方法与实际表现之凸；而洁净书写不仅所占篇幅极少且书写方法与表现亦相对简洁，故而可谓其为创作方法与表现之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文本意涵之凹与凸、创作方法及其文本表现之凹与凸以及二者之间凹与凸的动态双向激发与映射，使得人类的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叙事得到了有效彰显与生动强化。“反者道之动”?，于凹凸型洁净叙事正反相形的动态对比中，既可全面观照文本叙事的整体形貌，又可抽绎其洁净叙事的灵魂所在。
(三)映衬性洁净环境描写及其审美生成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人。”?基于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这一内在联系，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反映着人的属性及特征的属人化环境。在文学文本中，由于作家创作命意的主观性融入，环境描写的属人化特征更加显明。因此，所谓映衬性洁净环境描写是指对具有洁净特质与映衬功能的环境进行描写从而展示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书写方式。《西游记》第一回中孙悟空的生存环境属于因避免了人类欲望及其行为的侵扰而具有洁净特质的环境描写类型。文本首先通过对花果山的五行运演神秘气息及其神奇灵秀的细部描写营造了清新灵动、优美静谧的意境氛围，其后笔势一转，写“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蜂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所谓“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是因时间刻度消失而与天地万物共生的自在生命状态，其个中缘由则是因为由于没有人类欲望及其行为的侵扰，故而没有失序，因此世界天然洁净而又自然自在地存在。此为想象性洁净环境描写。《雪月梅》第十二回中的自然环境描写则属于因现实尘世的欲望及其行为挤压而生发的具有洁净特质的环境描写。“当时吩咐家人烧汤洗澡后，看日色已将西坠。两人又在花园中饮了一大壶凉酒，出到庄前，四围闲玩。”繁杂世务与浇薄世风是导致人心迷乱欲望孽生的催化剂，天性自在洁净的心灵已然蒙蔽了私欲的灰尘。因此，在喧嚣与浮躁的长调中寻求宁静的心境与心灵的洁净，就成为人的理想诉求。此时，“但见苍烟暮霭，鸦雀投林，牧唱樵歌，相和归去。散步之间，东方早已涌出一轮皓月，此时微风习习，暑气全消”；“两人说话之间，那一轮明月已飞上碧霄，照得大地如银，流光若水”。动与热的退场，静与清凉的弥漫，优美的自然与静谧的天地已然创设出清新自然洁净优美的诗意氛围。此为现实性洁净环境描写。
想象性与现实性两种洁净环境描写，形象表明人类只有突破现实时空的制约或者暂时跳脱私欲的牵绊才能臻至洁净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二者作为人类洁净欲望于环境投射的映衬性存在，不仅是人类价值尺度的生动体现，而且展示了因差异化主体性选择而造就的不同审美风貌。于此，既可洞见人类自性的洁净度与纯粹度，又可一窥人与现实环境的双向关系以及人类在这一背景下的无奈现实境遇。
四、中国古代小说书写洁净欲望与行为的薄弱性表现及其原因
洁净不仅是伴随人类存在的永恒状语，而且是标示人类现实存在状态及其理想诉求的重要维度。就此意义而言，人类的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应是文学的重要书写内容，然而在中国古代小说范畴却具薄弱性表现。首先，作品数量甚少。“凡世界所有之事，小说中无不备有之，即世界所无事，小说中亦无不包有之。”小说因其文体特征，具备细致描绘与生动展示现实世界与人类理想的天然优势。然而，在中国古代小说范畴，书写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作品数量却极为稀少。其具体表现又可细分为二。第一，以洁净为宏观创作命意并体现为文本核心意旨的作品稀少之至。除《儒林外史》以及《三言》《二拍》《聊斋志异》中的极少数篇章外，几无作品集中展示对于洁净的深度书写。第二，涉及洁净欲望及其行为描写的小说文本亦较少。像《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一些宗教题材、爱情题材的小说，虽非以洁净书写为核心意旨，但是在叙事或者形象塑造过程中涉及到了洁净书写，具备这种洁净书写表现的小说篇章数量与中国古代小说实存的篇章数量相比，仍然是少之甚少。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小说领域，洁净书写并非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的重要内容，因此缺乏突出性数量表现。
其次，缺乏全面与深度书写。此表现特征并非意在否定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洁净欲望及其行为书写的既有成绩。洁净是反映人类现实存在状态与理想诉求具有哲学深度的美学范畴，因此就其书写的逻辑性建构而言，应结合社会现实缺陷的各种表现、人类自性的种种不足及其完善性行为实践，来表现实然的人类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在现实世界的无奈境遇及其应然的理想境界。虽然前文所及的四种类型表现与三种书写方式已然展示了中国古代小说之于洁净欲望及其行为实践书写的努力与成绩，但是并没有生动展示人类心灵于现实制约下的洁净欲望之律动节奏及其行为实践的丰富表现，故而距离全面与深度书写的逻辑要求仍然存有较大距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洁净欲望及其行为的书写，既没有做到全面展示，又缺乏揭示深度。
文学文本是作家精神律动与社会生活二元碰触的审美言语图式，“必有关于作者情思邪正也”。因此，中国古代小说之于洁净欲望及其行为书写的薄弱性表现，其根源还在于文本的创作者。
首先，是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之于小说观念接受而于创作影响的实际表现。清代刘廷玑曾曰：“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虽然自唐代小说中的“大道”成分日益增加，小说的重要性及其地位日益受到文人的重视，但是直至清代末期，多数文人雅士仍然视小说为“小道”，故而要么不作小说要么不在小说中进行“簟研道理务极幽深”的人生与社会书写。另外，虽然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哲学道理的艺术化书写，但是二者仍存显明的现实距离，故而洁净作为一个标示人类存在状态的高深哲学刻度，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没有实现全面与深度书写，也属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及其影响下的作家创作实际的应然表现。
其次，中国古代小说作家的群体生命状态与洁净境界尚存显明距离。自佛教传入中国，净土信仰就大行其道，其间虽几经整合与起伏，但亦因此由僧众而日益浸入民间。净土信仰的流行，曾经在中国古代诗词文等领域有鲜明体现。如宋代净土法门盛而梅花尊，“宋人专注于梅花的洁净不染……他们面对梅花主要不是宣泄感情，而是经受洗礼，心灵得到净化”；再如“南朝山水诗所表现的洁净之美”亦可“由净土思想那里找到渊源”，因为“南朝文人具有自觉的反污染意识，怀着忏悔心理与负罪感……对莲花意象赋予带有净土色彩的美学内涵”。洁净的文学书写，是作家心理趋向与精神境界的文学表现。而中国古代小说作家群体，无论是因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的创作目的，还是为了书写“孤愤”，抑或出于“刺世”的现实立场，大多不能以宁静内敛的心态反向审视人类欲望的洁净趋向及其现实境遇，故而亦难以臻至对于洁净欲望的哲学与美学思考之境。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小说作家思考的指向性与深刻度决定了其文学书写的实际表现。
中国古代小说范畴的洁净欲望及其行为书写是一项亟需破冰的研究工作。如能基于具有严密逻辑性与真实性的资料，充分立足古代小说思潮，有效结合作家创作动机、文本书写及其表现进行系统与深度探究，必将能够开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新的视域并获得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及其生产规律新的认知。
注释：
① 韩进廉主编《禅诗一万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6页。
② [汉]王充《论衡·雷虚篇》，《诸子集成》(第五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③ [明]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④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⑤ 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散文集2》，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347页。
⑥ 康建强《文学、欲望书写与审美》，《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⑦⑧ 田素兰《袁中郎文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218页。
⑨ 胡适《胡适文存》(卷一)，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⑩?[德]马克思、[英]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537页。
??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2、54页。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 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8页。
?[美]E·D·小赫希《释义的效度》，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6页。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430页。
?[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建波等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明]李贽《水浒传回评》，朱一玄等《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清]姚燮《红楼梦总评》，朱一玄等《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页。
? 徐绪乐、高铁玲《诗评易注红楼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清]王希廉《红楼梦回评》，朱一玄等《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7页。
? 《金刚经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清]陈其泰《红楼梦回评》，朱一玄等《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4页。
?[清]姚燮《红楼梦回评》，朱一玄等《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8页。
????[清]《儒林外史回评》，朱一玄等《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255、255、255页。
????? 《老子》，陈鼓应注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9、243、212、80、226页。
??? 《庄子》，陈鼓应注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4、468、88页。
? 邓小军《琵琶仙鉴赏》，夏承焘《宋词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1页。
?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86页。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王明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页。
? 肖明《哲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
? 史次耘《孟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48页。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美]埃里希·弗洛姆《被遗忘的语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1页。
? 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杜黎均译注评析，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朱一玄等《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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