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宋元史传稗钞进入明代通俗文学，宋季权臣贾似道最易为人敷衍的两段故事：一是木棉庵身死，一是“贾相之虐”。在历经明初短暂的翻案后，贾似道形象被赋予以古讽今的意味，承载起权奸的文学典型。在此进程中，明代通俗文学对原典的故事元素如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主题宣扬进行改窜，在笔记与小说的错杂传播与接受中，根据时事背景、文学风习和世俗观念增衍细节，强化抑或淡化，择要抑或忽略，从而将其纳入时代的价值体系，充分实现“以史为鉴”的故事模式。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秋壑，台州人，柄握理、度宗朝国政近十五年。因为误国权奸的习见判词，其研究价值长期被成见遮蔽，数量不多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与艺术方面。明见《刘克庄贺贾之作新论》就个体文人研究连带到贾似道及其关系，毛钦《论贾似道奸臣形象的塑造》从史学角度梳理贾似道的角色转变，陈超、王前程《〈红梅记〉之故事源流及其艺术超越》探讨故事来源及爱情线索的发展，均未涉及贾似道文学形象的追溯。本文则以通俗文学中贾似道形象嬗变为中心，考察“权奸”的明代演绎，从而厘清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效应。
一、木棉庵故事与贾相之虐
德祐元年鲁港兵败，贾似道责受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行至漳州城南二十里木棉庵时被护送郑虎臣扼杀，木棉庵因此成为贾似道故事的重要节点。在宋末元初的相关记载中，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贾氏前兆”①和蒋正子《山房随笔》②记载木棉庵事最详，《四库全书总目·山房随笔提要》认为后者“所记多宋末元初之事，而于贾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于郑虎臣木棉庵事，叙述始末，亦比他书为最详”③。其次有《宋季三朝政要》④《宋史·贾似道传》⑤。及至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五“佞幸盘荒”、卷二十六“幽怪传疑”⑥、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八“拉杀似道”⑦、冯梦龙编《古今小说》第二十二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⑧等对木棉庵故事叠加精彩，后者更直接以其命名篇目。“贾相之虐”出自宋元笔记《钱塘遗事》卷五，文云：
贾似道居西湖之上，尝倚楼望湖，诸姬皆从。适有二人道装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尔愿事之，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持一合，唤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受聘。”启视之，则姬之头也。诸姬皆战栗。⑨
历经《绿衣人传》《西湖游览志馀》的点染，传奇《红梅记》最终将此故事戏剧最大化。《红梅记》⑩完稿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之前，全剧目次三十四出，共有三条故事线索：一条裴禹、卢昭容离合姻缘爱情线，一条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政治斗争线，一条李慧娘和裴禹故事。借助末者，前两条线索得以交错而行。李慧娘和裴禹故事本于《绿衣人传》中绿衣人和赵源的人鬼情缘，作者将其和《钱塘遗事》“贾相之虐”的贾似道杀妾故事嫁接一处，写李慧娘游湖时贪看裴禹，因叹一声“美哉一少年”，被贾似道杀害埋于牡丹花下。裴禹为免贾似道强娶卢昭容，冒名未婚夫婿被掳入贾府，由此成就和李慧娘的一段未了情。
从时人笔记到后世史传稗钞、小说戏曲，诸书对木棉庵故事、“贾相之虐”故事的人物、细节、天命因果等不断进行塑造及阐释，尤其在明代通俗文学中，贾似道的文学形象历经嬗变，鲜明地体现出演绎的进程。
现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二、抑扬之间的形象更迭
明代小说戏曲中贾似道文学形象的变化，总体来说是贬抑贾似道及其门客形象，同时提升对手形象的双向趋势。明清以下始有以“蟋蟀宰相”讽刺贾似道者，如沈徳潜“蟋蟀斗余军务了，不应更说救樊城”?，张士楷“但闻蟋蟀三秋斗，谁问襄樊六载围”?，即和明清小说戏曲中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影响不无关系。《木绵庵郑虎臣报冤》通篇本于笔记史传中贾似道的生平事迹，细节无不毕肖，使游冶少年“恣意旷荡，呼卢六博，斗鸡走马”的印象深入人心。明末盛演一时的传奇《红梅记》在深化贾似道荒淫误国的形象之余，将其从政治权臣向世俗恶势力转化，如好色贪财、鼠肚鸡肠、奸险狡诈等，从而形成普通观众更易于接受的反面势力。《红梅记》第四出《杀妾》道出其小性恶意：“昨日泛舟湖上，叵奈侍妾李慧娘看上一个美少书生，一念痴情，十分流盼。我想那书生纵无磨勘之谋，这妮子到有红绡之计。不如轻轻断送也，勾除俺胸中一笔。”第七出《瞥见》不吝笔墨写贾似道游湖乐享太平，生活荒淫无度；更有违贾似道多次施舍寺观的史实，写其污蔑僧众不守戒律，以此索得“绝细的龙井茶一百斤，雪淡的青笋干五十担献上”云云，极写其贪图小利、市井无赖以实现戏剧效果和人物的典型化塑造。
传奇对人物的扁平化、丑化处理，同样体现在历史人物廖莹中的戏剧化呈现中。廖莹中字群玉，福建邵武人，贾似道客。“少有隽才，文章古雅，登进士”?，“尝为太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翘馆不赴”?。《西湖游览志馀》记其“尝为园湖滨，有世彩堂、在勤堂、芳菲径、红紫庄，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廖莹中刊刻有世彩堂本九经?、韩柳集、世彩堂小帖等，颇以刊刻垂名。周密云其《开景福华编》“事虽夸而文可采”?，清人徐以为“贾循州虽负乘，处非其据，然好集文士于馆第，时推廖莹中为最”，“偶见抄本，有《个侬》一词，颇富艳”?。可知廖莹中风雅多才，不仅在咸淳中参与国家大事，且为贾似道鉴赏书画、刊刻书帖，是其政治上的心腹、文学艺术上的同道。《红梅记》既不肯错过这段人物关系，出于创作目的的需要，于是简单地将廖莹中处理成与贾似道在情色事件上狼狈为奸的帮凶形象。第十五出《谋刺》中，廖莹中自报家门“外为拦路犬，内作腹心人”，第十七出《脱难》更借李慧娘之口直呼其“贼奴”。对于贾似道欲杀裴禹的计议，廖莹中回应道：“不难，不难。一介寒酸，何烦太师费心!只是事发切不要推在我身上来。”述其半夜行凶则道：“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暗地去谋人，莫把机关泄。”科白之间将小人之心、走狗嘴脸尽付其身。
与贬抑贾似道及其门客形象相反，两段故事中贾似道的对手人物在明代通俗文学中得到身份与价值评判的提升。首先是“贾相之虐”中的游湖少年从《钱塘遗事》中的“道装羽扇”、《绿衣人传》中的“乌巾素服”到《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明确为“鲜衣羽扇，丰致翩翩”的少年书生，《红梅记》再将无名无姓之人敷衍为杭州府学生，裴禹为西蜀才俊，郭瑾系仗义执言的学霸，以此在忠奸斗争中推进爱情故事的展开。话本小说和戏曲传奇分别将二少年身份明言为书生，进而府学生，自是明代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下对于雅俗共赏的适应性调整，同时也是在忠奸的双向抑扬中加强贾似道对手力量的权重。其次是木棉庵故事的关键人物郑虎臣行动目的日益冠冕，形象日渐充实。《齐东野语》《山房随笔》均记郑虎臣押解贾似道在于索报私人恩怨，《宋史》始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延续了《山堂肆考》的忠义化改造，郑虎臣不再是为自身恩怨请行的武官武学生，也非为福王利用，而是父仇不共戴天、代行天下公义的忠臣孝子，其塑造模式和明代文学沦于伦理教化、忠奸斗争一脉相承。文中写郑虎臣捶杀贾似道，笔墨生动：“将大槌连头连脑打下二三十，打得希烂，呜呼死了。却教人报他两个儿子说道：‘你父亲中恶，快来看视。'儿子见老子身死，放声大哭。虎臣奋怒，一槌一个，都打死了，却教手下人拖去一边，只说逃走去了。”更借太守赵分如?言称“明知是虎臣手脚，见他凶狠，那敢盘问”，其形象带有明代演义小说的英雄草莽之气，具有鲜明的主动意识。
郑虎臣何方人氏，笔记小说未及交待，历代方志记录有差，籍贯亦随着英雄形象的流播从江南渐移至福建。《江南通志》卷三十一记郑虎臣为苏州人氏：“郑虎臣宅在长洲县舞鹤桥东，居第甚盛，号郑半州。宋末杀贾似道于木棉庵者。”?《四库全书总目·吴都文粹提要》记：“宋郑虎臣编。案《苏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为会稽尉。宋德祐初，自请监押贾似道，杀之于木棉庵者，即其人也。”?王士祯《居易录》卷二十一云：“宋郑虎臣，杀贾似道者，吴人也。其家居第甚盛，号郑半州。四时饮馔各有品目，自著《集珍日用》一卷，《元夕闰灯实录》一卷，亦见《姑苏志》。”?随着木棉庵故事发生于漳州的深入人心，郑虎臣的籍贯亦被记为福建。如《福建通志》云：“郑虎臣，福宁人，字廷瀚，为会稽尉。”?现福安市溪柄镇榕头村有郑氏祠堂，并为郑虎臣纪念馆，可以见出故事演变中人物形象的提升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作用。
三、文本转换与叙事重构
从笔记、史传、文言志怪到话本传奇，文学载体向长篇叙事文学渐次发展。贾似道文学形象的嬗变动因首先在于随着文本容量的扩张，故事情节于递相演变间日渐丰富，给人物塑造带来更大的空间。周密《齐东野语》对木棉庵始末叙述的故事性较弱，至《山房随笔》则多出许多小说家笔法，如：“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让虎臣，口口称天使惟谨。虎臣不答，似道遂坐于下。介如察其有杀贾意，命馆人启郑，以辞挑之。”贾似道“未几，遂殒。赵往哭，郑不许。赵固争，郑怒云：‘汝欲检我邪?'赵云：‘汝也直得一检，然末如之何?'”数段情节笔触生动，极具戏剧性张力，将贾似道的拘谨下位、赵介如的小心试探和深衷无奈、郑虎臣的霸道无忌等具足道来，在细致入微的人物关系之间展现出人物的内心。《宋季三朝政要》将故事情境继续拓展：“似道寓建之开元寺，欲俟秋深入南。朝廷遣郑虎臣监押，至则拘似道行李，制其出入，节其饮食，凌辱百端。似道不胜其苦。舟次南剑黯淡滩，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曰：‘太皇许我以不死，候有诏即死。'”郑虎臣在南剑黯淡滩催逼贾似道自尽，似道不肯就犯，文中以地名“黯淡滩”呼应贾似道当下落魄处境，极富意味。《宋史》汲取了《宋季三朝政要》的戏剧性情节，尤其在“凌辱”一节上做文章。从《山房随笔》的寥寥四字“一路凌辱”，到《宋季三朝政要》概括为“凌辱百端”，《宋史》首次坐实了郑虎臣对贾似道物质窘迫和精神折磨的凌辱细节。贾似道败亡后，时人多有讽咏，并将其与之前迫害过的人物命运构成反讽，纳入吴潜事迹，承接《山房随笔》中“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之叹。太学生叶李亦是人们参比的对象?，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至元钞样”记其“遭黥流岭南。及蒙恩放还，与似道遇诸途”?。《元史·叶李传》未见此说，其巧合之状颇有附会之意。以上诸段全为《木绵庵郑虎臣报冤》采纳，并以小说笔法连缀成文。即如写贾似道路遇叶李，资助金珠一包，叶李不受而去。小说夸饰细节云：“郑虎臣喝道：‘这不义之财，犬豕不顾，谁人要你的!'就似道手中夺来，抛散于地，喝教车仗快走，口内骂声不绝。似道流泪不止。”就此将《山房随笔》一笔带过的“一路凌辱”四字，动用各种人物反衬，不遗余力地道出贾似道落魄狼狈的情境。其次，故事元素在不同文学体裁间的错杂传播使其文学性得到持续传递与推进。如《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八“拉杀似道”云：“时似道寓建宁之开元寺，侍妾尚数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夺其宝玉”；“及舟次南剑州黯淡滩，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许我不死，俟有诏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绵庵，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遂拘其子与妾于别馆，即厕上拉其胸杀之”。以上情节点均与《宋季三朝政要》相同。至于“撤轿盖，暴行秋日中，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备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吴潜南行所题字。虎臣呼似道曰：‘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惭不能对”，则取自《宋史·贾似道传》。继《齐东野语》以谶讳言说贾似道败亡命运可征后，《西湖游览志馀》再次增饰了命定的成份，所谓道士“斋罢，覆其钵于案而去。众将钵力举之，不动，启于似道，自往举之，乃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绵州。'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其曰绵州者，盖木绵庵之兆云”。《四库全书总目·西湖游览志、志馀提要》评其“惟所征故实，悉不列其书名，遂使出典无征，莫能考证其真伪。是则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此出处虽不可考，但至少与《剪灯新话》之《绿衣人传》同一出典。《绿衣人传》云：
又尝斋云水千人，其数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蓝褛，至门求斋，主者以数足，不肯引入，道士坚求不去，不得已于门侧斋焉；斋罢，复其钵于案而去；众悉力举之，不动。启于秋壑，自往举之，乃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漳州。”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
《西湖游览志馀》略动数字而已，再考《绿衣人传》大概及《剪灯新话》中所记张公捕鱼等故事皆见于《西湖游览志馀》，并录有颇多瞿佑事迹和诗作，则志怪小说《剪灯新话》无疑是《西湖游览志馀》的来源书目之一。而至话本小说《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其大量素材取自《西湖游览志馀》，之后根据文体的内在需求进行改造，令细节和语言都更其分明。在明代通俗文学的演绎中，故事元素从志怪小说到笔记，再从笔记到话本小说的传写过程，可以看到各体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打破了文体的局限，从而使小说家言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相较笔记隐约的态度，文言小说关注情节，中长篇话本、传奇则在扩充情节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主体意识，这其中既有对个人价值取向的宣扬，亦有迎合娱乐世情的需求。《绿衣人传》本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模式，讲述延祐年间书生赵源游学至钱塘，住在贾似道葛岭故宅旁，傍晚得遇姿色过人的绿衣女子，因结欢好。绿衣女子述及前缘，两人原分别是贾似道的侍女和家丁，彼时暗生情愫，为人谗于似道，双双被赐死于断桥之下。赵源转世，绿衣女身犹为鬼，遂再续旧缘。三年后绿衣女精气散尽，赵源虚葬其于北山，不复再娶，出家为僧。这篇写女鬼一念未泯再续前缘的文言小说一千五百字左右，三分之一的内容插述贾似道的野史稗钞，与原文故事主线无关紧要，从故事叙述的角度来说颇为脱节，旨在明证绿衣女曾为似道侍女，深谙典故，身份不虚，并无意附加对贾似道行事的价值批判。《绿衣人传》对明初以下贾似道故事起到了重要的流播作用，几乎所有内容都被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采编入不同的章节，绿衣人与天水赵源的故事经过简写，删改为五百字收入卷二十“幽怪传疑”，贾似道的秩闻则编入其他章次。明彭大翼再将其主线略加删改为四百字，收入大型类书《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三“诞育·秋壑苍头”。《山堂肆考》现存万历二十三年刊本，万历后期周朝俊即以《绿衣人传》为蓝本演绎成传奇《红梅记》。周朝俊一改《绿衣人传》及笔记类书对贾似道无所批判的态度，借其故事针砭时弊，以古讽今，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政治理想。该剧盛演一时，将贾似道的奸相形象推到艺术高峰。随着故事细节日渐丰富生动，明代通俗文学中贾似道形象嬗变的指向日益明确，即丑化贾似道形象、抬高对手形象，于娱乐世情之间明辨忠奸、惩恶扬善。
四、形象阐释的文本政治
贾似道形象的嬗变同时决定于个人及时代的评价体系和价值观念。随着世变时移，木棉庵故事的价值观悄然转变。作为木棉庵故事的较早出处，《齐东野语》旨在陈说“死生祸福，皆有定数”的前生因后世果；蒋正子《山房随笔》旨在说明善恶有报，强调人物之间的恩怨报应。因此两者在题材选取上各具倾向性。如《齐东野语》提及郡守为贾似道经营后事，郡守何人只字未提。《山房随笔》中漳州太守赵介如曾为贾似道门客，贾死后为之经纪棺敛，且祭其辞云：“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作者评价“只此四句，然哀激之悃，无往不复之微意，悉写其中”，正呼应了因果循环、善恶有报之意。《宋史》则阐释为权力斗争的延伸，郑虎臣本是受命而来，即“福王与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有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山堂肆考》进一步明确了郑虎臣报复的动机：因其父尝为似道所配，欲报父仇，故欣然请行。继《山房随笔》《宋季三朝政要》引入吴潜和贾似道败亡相关合之后，《山堂肆考》再次将被贾似道打击流放的太学生叶李和贾似道门客陈宜中引入故事，由此形成忠奸力量两大阵营的对抗，落入明代中期文学习于忠孝节义和忠奸斗争的窠臼。《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以子报父冤作为全文的线索，郑虎臣斥责贾似道：“奸贼!奸贼!百万生灵死于汝手，汝延挨许多路程，却要自死，到今日老爷偏不容你!”在槌杀贾似道后，郑虎臣自叹一句：“吾今日上报父仇，下为万民除害，虽死不恨矣。”直接点明了子报父仇、忠奸斗争的正义性所在。
“贾相之虐”故事在笔记、文言小说、野史稗钞、白话小说、戏曲传奇间递相演变，甚至在《绿衣人传》、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的《西湖游览志馀》中被整段摘录，然而数字之变动，却可以看到笔记之所以渐为小说家言的微妙，以及同一朝代、不同时事背景下的观念相异，从而带来对贾似道历史及文学接受的不同态度。即如关于贾似道的称谓，明代文本中唯有《绿衣人传》用的是贾似道号“秋壑”，其余如《西湖游览志馀》《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皆直呼其名。考《绿衣人传》出于《剪灯新话》，时在明代开国之初。明初文人对贾似道事迹往往有翻案之意，对宋亡赋予新的思考。瞿佑《宋故宫叹》?从整个南宋的失势吟咏起，渡江南来一味偏安，所谓“累世内禅讳言兵，中兴之功罪难赎”，开启边衅的韩侂胄被函首求和，岳飞唯有抱恨而死。诗人将南宋灭亡的根源直指国家策略的苟且偷安，认为误国岂止贾似道一人。与诗中俯仰兴亡、胸襟开阔同旨，作者在《绿衣人传》中对贾似道既无感于亡国之痛，亦无奸臣之恨需要借题发挥，是以呼之“秋壑”，颇有语意亲近不寓褒贬之意。同样是元末明初文人，张以宁所写的一段诗题更能说明时人对贾似道的抱屈之意?。张以宁因登岸观贾似道故居，看到贾氏旧宅乔木郁然，诗人徘徊于似道木主，闻听当年田多于邑学，细思宋末政治军事，认为南宋必败于元朝，所谓“譬之奕者，不胜其偶，无局不败”，贾似道不明智的地方在于贪享富贵，留恋其位，从而招致千载误国骂名。诗中感慨的正是为官与归隐这个文人千载以来的出处之难，以及物是人非的今昔之感。诗题中特别为贾似道误国之罪辩诬，指出“如罪其羁留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元末明初正逢东风换世，人们经历了巨大变迁，颇有身不由己、随波逐流的感同身受，能够体会个人于乱世之能力微末。时过境迁，宋遗民之痛早已不复，明代开国之初的文人们往往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前代兴亡，一针见血地指出宋亡本是时代悲剧，而非个人误国，是以赋予文学与历史更加客观冷静的价值评判。
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不谙军事好大喜功的王振动员英宗亲征，导致英宗于土木堡被俘。从英宗朝王振到宪宗朝汪直，再到武宗朝刘谨，明人对宦官当道、奸臣之祸有切肤之痛，不免再继以贾似道故事类比时事，暗加针砭，且将人物关系纳入忠奸斗争的范畴，使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完稿于万历年间的传奇《红梅记》和成书于泰昌、天启年间的《古今小说》即直接承载了时代的价值观念，根据文本特征重新加以文学形象的润色和改写。明中期，郑虎臣木绵庵扼杀贾似道成为最富戏剧性、耳熟能详的故事，与之相呼应的是，它们再度落于诗中成为尽情浇却块垒的抒写。与明初诗歌立意相反，诗中对贾似道典故的吟咏重新回归史传奸臣之论，并结合时事重加抨击。如李东阳《木绵庵》?、游朴《木绵庵》?二诗感愤之意呼之若出，借贾似道故事痛陈时事，尤其游朴诗末句“寄语当路儿，此是前车覆”指向明确，实为借古讽今。传奇《红梅记》更是着眼于忠奸斗争，以迎合明代的时代特征、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正如张炼红于文中所说：
可以想见，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逝后改革也告终，朝中党争剧烈，吏治腐败，横征暴敛，民怨深重，再加边患不断，情势绝类南宋之际，奸臣当道，社稷将倾。值此时代情境中，周氏以正史野史所述南宋末年社会政治历史为背景，博采精选，重新构思，融身世家国感怀于风月情事，敷演出裴李间人鬼奇缘、裴卢间离合姻缘这两条爱情线，垫之以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政治斗争线，而贾妒杀慧娘、幽禁裴生即为勾连三线的重要关节，遂能险中出奇，奇中生情，令人心会神往。?
不同朝代，乃至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价值诉求，对于文学演变的走向具有显著影响。明朝强调伦理教化，把忠孝节义的道德体系引进文学戏曲的鼓吹中，戏曲文学更以迎合市井的姿态，不断纳入宿命轮回、男女情爱等世俗喜闻乐见的情节。即如贾似道纵恶西湖，高斯得《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厄》《三丽人行有序》将视角直探入贾似道游冶西湖、纵情声色的日常生活，其中的情节性和香艳色彩贴近世情，更被爱重，是以两诗中隐括的内容为明代小说话本所采纳，而其他抨击贾似道政治恶行的《要君》等则不为所取。随着市民通俗文学的日益繁荣，能否取悦市民的娱乐欲求和符合大众的道德观念并迎合世俗取向，成为明代文学重解贾似道文学形象不可忽视的价值判断。由此可见，历史典故在笔记与小说的错杂传播与接受中，既受到彼此文本的交互影响，亦体现出自身文体的创作需要，其选择往往根据时事背景、文学风习和价值体系，增衍细节，对故事要素进行强化抑或淡化，择要抑或忽略，继而纳入自身的价值体系，使之充分实现历史故事“以史为鉴”的意义。
注释：
① [宋]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3－354页，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② [元]蒋正子《山房随笔》，《文津阁四库全书》346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6页，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2、1702、618页。
④[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0－401页，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⑤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87页，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⑥??[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388，78，91页，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⑦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文津阁四库全书》324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5页。
⑧ [明]冯梦龙编《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351页，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⑨ [元]刘一清撰，王瑞来校笺《钱塘遗事校笺考原》，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0页。
⑩ [明]周朝俊著，王星琦校注《红梅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清]沈徳潜《西湖嬉春词》，[清]梁诗正等辑《西湖志纂》卷十二，《文津阁四库全书》194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17页。
?[清]张士楷《过木绵庵》，[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七十七，《文津阁四库全书》178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23页。
?[清]陆心源辑《宋史翼》卷四十引《福建通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2－433页。
?[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图画碑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 廖莹中《九经》所刻诸经，详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六．廖、岳所刻经数”考证，《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3－187页。
?[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刋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页。
?[清]徐釚《词苑丛谈》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 自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起，赵介如多被写为赵分如。
?[清]赵宏恩修《江南通志》，《文津阁四库全书》172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8页。
?[清]王士祯《居易录》，《文津阁四库全书》288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5页。
?[清]郝玉麟《福建通志》，《文津阁四库全书》178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00页。
? 景定五年(1264)因慧星出柳论行公田关子不便，京学生叶李与同舍生唐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攻似道，九月叶李被送临安府追捕议罪，发配漳州，似道败亡后始得自便。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明]瞿佑著，周楞伽校注《绿衣人传》，《剪灯新话》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明]张以宁《二十七日晚到万安县，县令冯仲文来问劳。翌日，登岸观故宋贾相秋壑所居故址。左城隍祠，右社稷坛，中为龙溪书院，其后二乔木郁然。云贾相生于此。书院旧甚盛，田多于邑学，今归之官。独旧屋前后二间，中存先圣燕居像，左四公木主。徘徊久之。当宋季年，君臣将相，皆非气运方兴者敌。襄樊无策可救，江左人材眇然，无可为者。譬之奕者，不胜其偶，无局不败。是时，有识者为崔菊坡、叶西麓，无已则为文山、李肯斋可也。而痴顽已甚，贪冒富贵，国亡家丧，为千载骂笑。而刻舟求剑者，乃区区议其琐琐之陈迹。悲夫!因赋二绝。如罪其羁留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诗云：“木绵庵畔瘴云愁，犹恋湖山一壑秋。从道黄粱俱一梦，几人解上五湖舟。”“颓垣葛岭草烟中，富贵薫天一霎空。惟有西江精舍旧，至今犹是素王宫。”《翠屏集》卷二，鹭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明]李东阳《木绵庵》，《怀麓堂集》卷二，《文津阁四库全书》417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15页。
?[明]游朴《木绵庵》，[清]朱彞尊编《明诗综》卷五十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45页。
? 张炼红《“幽魂”与“革命”：从“李慧娘”鬼戏改编看中国戏改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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