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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内聚焦式视角的表现之一，“窥听”是大量存在于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人物行为方式，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多重的文学意味。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拓宽研究对象，深化理论研究，以不同类型的明清白话小说为参照，探讨“窥听”行为的多样表现形式和在情节推进、悬念制造、人物刻画、氛围营造等多个层面的文学价值，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明清白话小说创作中的视角问题及其意义，都将不无裨益。

　　“窥听”包括偷窥和窃听，即施事者在受事者未知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窥视和探听的行为。由于空间的障碍和信息传递的阻隔，有意和无意的窥听现象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并大量出现于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作品当中。在早期的史书记载中，已不乏相关描写。如《左传·宣公二年》描写晋灵公派去的刺客麑看到赵盾上朝前的情景：

　　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①

一、作为限知视角重要表现形式的“窥听”叙述

叙事视角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角，即作品叙述事件、观察问题的立足点。从观察者划分，可以分为外视角和内视角。其中，内视角是以作品中的某个或某些人物为立足、观察的角度，通过他们的感官来描写叙述对象。由于作品中的人物成为了情节与人物的见证者、刻画者，因此呈现出的情节和人物也带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戏剧性，所以相比起外视角，内视角有强烈的“移情”和“再现”色彩，显得更加色彩丰富。因而内视角经常成为作者用于深化作品的方式。两种大的视角下又可细分，热奈特《叙述话语》中按聚焦模式(即聚焦者是处于故事内还是故事外)分为三大类：一是“零/无聚焦”，即无固定观察角度，以叙事者展开描写的全知叙事为主；二是“内聚焦”，让人物成为叙述者，因此也称“同视界”式或“人物视点”式；三是“外聚焦”式，即叙述者所了解的情况少于剧中人，仿佛置身局外。因此，“窥听”属于内视角的表现形式之一，聚焦者位于故事当中，为“内聚焦”式③。

　　视角对于作品的影响不可忽视，“在觉与不觉、见与未见之间，存在着一个感知的角度问题。因而实在不应该把视角看成细枝末节，它的功能在于可以展开一种独特的视境，包括展示新的人生层面，新的对世界的感觉，以及新的审美趣味、描写色彩和文体形态”。在漫长的叙事作品史中，全知视角是主要被采用的方式，而限知视角则是对其一定程度上的补充与突破。传统小说评点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视角改变对人物刻画的意义所在，如众所周知的金圣叹对阎婆惜坐楼听宋江、李逵杀罗真人故事的改动，均体现出他是在自觉地利用人物特殊的观察视角来展示双方的性格与心态。“窥听”作为限知视角的表现形式之一，被小说作者广泛使用。如果按窥听者和被听者的关系划分，“窥听”行为实可分为三类：一，听者、被听者均无心，如《红楼梦》中宝钗碰巧听到小红和坠儿的谈话；二，听者有心，被听者无心，如《金瓶梅》和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中存在的大量窥听，以潘金莲尤甚；三，较为特殊，被听者有心，而听者无心，《三国演义》中“群英会”后周瑜与蒋干故事即属此类。之所以作此划分，是因为不同的双方关系，所呈现出的戏剧性以及于情节人物的意义是不同的。明清白话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窥听”的文学描写，其数量之繁多、形式之复杂均值得留意。但目前对其进行集中研究的尚为少数，如张燕《“窥视”的艺术情蕴——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私人经验之文本呈现》，周璐《窥听——〈金瓶梅〉中隐蔽的眼睛和耳朵》，傅翀《谈〈红楼梦〉中对“窥听”书写的特点与意义》等，以及某些论述《红楼梦》《金瓶梅》叙事视角艺术的单篇论文。上述文章在爬梳作品描写方面均较为细腻，但亦稍有缺憾，一是只局限于一两部作品中，且均为世情小说，未能对整个明清小说各个类型的作品做较为全面的观照。事实上，在世情小说以外的其他类型作品中，“窥听”叙述也是大量存在并有其文学价值的。二是其篇幅主要是对作品的梳理和分析，而从理论角度进行的分析尚不充分。作为视角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窥听”叙述对于作品的情节推进、人物塑造、氛围营造、讽世主旨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拟从这几个角度切入，进行比较深入的阐述。

二、作为情节推进方式的“窥听”叙述

“窥听”作为有着空间属性的日常行为，因双方位置的阻隔性、信息传递的模糊性，先天就带有浓郁的场景因素和戏剧化色彩。场景对于小说意味的构成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场景’是一部小说的中心。对读者来说，读一部小说总是想看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场面。因为只有这些场面才能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各种生活气息，经历生命的旅程”④。在小说中，场景的构成与布置本身，往往能在全知叙述以外产生有力的叙事效果，正如周宪在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的译序中所说：“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场景作为一种特殊设置、对照物或背景，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议论功能，表明了作者对人物、事件的倾向性。”⑤在“窥听”这一内聚焦模式的场景中，叙述者变成了故事中的人物，完全融于故事当中，使读者几乎无法感知他的存在，情节的推进几乎完全依赖于人物的言行，从而构成一种戏剧化的叙事视角，给读者以比较客观的印象和强烈的戏剧观感。前面提到的《三国演义》中“群英会”后的周瑜蒋干故事即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实可作为“双向窥听”的例子：

　　蒋干……看周瑜时，鼻息如雷。干见帐内桌上，堆着一卷文书，乃起床偷视之，却都是往来书信。内有一封，上写“蔡瑁张允谨封”。干大惊，暗读之。书略曰：“……”干思曰：“原来蔡瑁、张允结连东吴！”遂将书暗藏于衣内。再欲检看他书时，床上周瑜翻身，干急灭灯就寝。瑜口内含糊曰：“子翼，我数日之内，教你看操贼之首！”干勉强应之。⑥

　　此时账内的情景和周瑜的神态，全从蒋干眼中画出，蒋干以为周瑜毫无觉察，因此在他而言，是自己在窥听周瑜；而在周瑜与读者眼中，冷眼旁观蒋干的却又是周瑜，二者均是有意为之。此场景中，这一双向度的“窥听”行为本身就有着强烈的戏剧性，使读者仿佛融入场景当中，跟随蒋干的视线去观察和想象所看到的一切，正所谓“一切叙述者和旁观者，不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能把他们的故事基本上作为场面传达给我们”⑦。而作为窥听的另一方，叙述者偏偏对周瑜的心理活动选择了留白。留白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创作中的手法，即为了使整个作品画面更为协调优美而有意留下的部分空白，从而给观者留出想象的空间。移用至小说创作中，留白即作者有意忽略了交代人物的内心活动。换句话说，叙述者此时讲述的情况少于小说人物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这就借助戏剧化叙事视角给故事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

　　作为“内聚焦”模式的一种，“窥听”先天具有某些观察盲区，这种盲区造成了叙事留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味与探索欲的技巧，而“在小说中，所谓技巧也就是对阅读心理的有效把握”⑧。这样一来，叙述者不再扮演上帝角色，而是成为故事中的一员，这就“在形式上消除了叙述者与读者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出摆脱全知叙事的努力方向，从而留下了一些具有真实感的空白，给读者以更多想象的可能性。《醒世恒言》中的《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述徽宗妃子韩夫人因病在杨戬府内调养，长期未得宠幸的韩夫人在二郎神庙中看到丰神俊雅的二郎神雕塑时为之心旌摇曳。不想再次祷告完毕后，竟见“二郎神”下凡至前，韩夫人遂喜与之云雨。如此蹊跷情节自然引发读者怀疑，作者借故事中杨戬夫妇的疑虑对这种怀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舒展，但又借此布置了更多的疑云，并暂时未予点破。直到众人经过了反复的勘察探究，才捉获了假扮二郎神奸淫韩夫人的庙官，其交代起因就是“当日在庙中听见韩夫人祷告，要嫁得个丈夫，一似二郎神模样。不合辄起奸心，假扮二郎神模样，淫污天眷”⑨。“窥听”在这里成为情节的开端和关键因素，而叙述者选择了留白，直到最后才点破真相，从而大大增加了情节的悬念。读者置身情节当中，虽然没有全知的上帝视野，但也获得了因情节留白带来的阅读乐趣。再如《红楼梦》中“龄官划蔷痴及局外”，述宝玉在蔷薇花架外窥视到有女孩用簪在土上画“蔷”。作者细腻刻画了宝玉眼中女孩的形容动作以及宝玉的心理活动，但却对女孩究竟是谁、动作有何含义等关键问题未予说明，同样造成了暂时的叙事空白，其妙处就在于读者、叙述者、人物处在同一位置，人物无法知道的，读者和叙述者同样无法知道，从而将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人物作为叙述代言人，“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产生某些可以估量的影响”⑩。

　　作为内聚焦的限知视角，“窥听”对于全知叙述的突破还体现在对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推进上。在大量的平铺直叙和细节堆砌之后，如何才能实现情节的质的飞跃，并且符合情理、不显生硬，是每个小说作者所面临的问题。这种飞跃在整个作品的结构中处于转折的节点的位置，“结构要运转、展开和整合，没有内蕴的能量和动力，是不可想象的”，而基于作品人物的自身性格和内在逻辑所产生的本体势能，是结构得以运转的重要因素。《三国演义》中，刘备初到荆州，即引起了刘表妻子蔡夫人对这位“世之枭雄”的警觉。这一伏笔终于以“窥听”的形式得以展开并催生情节推进：刘备在刘表询问接班人问题时明确表示不建议废长立幼，被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并被同样提防刘备的蔡瑁得知，于是加害刘备的进程被大为提前，遂于不久后上演出了刘备跃马檀溪、偶遇水镜乃至后来三顾茅庐的一系列重要情节。在刘备故事中，基于蔡夫人性格特征而合理产生的“窥听”行为是刘备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它直接催生了后面情节的推进，大大加快了刘备脱离刘表、独立创业的人生历程。事实上，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中，作为情节运转的重要势能，窥听到的信息常常被作者赋予了足以引发听者与被听者命运转折的重要功能，具有浓郁的戏剧色彩，从而能够引发情节的质的推进。林冲作为《水浒传》主人公之一，在其故事单元中的多数时候缺乏自主性，他的命运体现出为幕后黑手所操纵的强烈的被动性，而从他被陷害发配至沧州后，这种操纵则逐渐退居幕后(只在李小二口中被提及一次)，林冲的生活似乎渐趋平静。这种操纵是否还会进行，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施及主人公？叙述者暂时选择了留白。直到林冲于山神庙中，偶然听到陆谦等人在庙外谈论整个阴谋过程，原先的叙述留白才瞬间暴露于读者眼前，林冲传记的故事元素立刻从“隐忍苟活”推进到“揭竿而起”，发生了质的、为之前许多平铺直叙所不能达到的飞跃式的效果。事实上，林冲故事中始终不乏“窥听”的存在，当林冲步入白虎节堂，高俅在其欲离开之时突然出现，作者虽未明写，但高俅躲于暗处的窥听之行不难想见；野猪林中，鲁智深在千钧一发之际跳出搭救林冲，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可见在《水浒传》等以情节见长的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窥听”是较为常见也行之有效的情节推进方式，它常常能使情节得到快速进展，在调节叙事节奏、增进读者阅读兴味上均有明显效果。

　　当然，由于题材、环境与人物的特殊性，“窥听”大量发生并被普遍作为情节推进的方式，还是主要见于世情小说当中。作为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常用的细节描写，“窥听”之于情节的发展，往往产生于亭台轩轾、花丛树木的遮掩中，双方的沟通因之阻隔并滋生误会或波澜，给小说增加了戏剧悬念与情节起伏。如荑荻散人《玉娇梨》中，述苏友白在吴翰林后花园见到“无迥出之姿”的无艳而误以为是红玉，因而大失所望，后文红玉侍女嫣素又误把粗俗丑陋的张轨如当作苏友白，种种误会均使苏的情感之路产生了暂时的偏离。而红玉本人凑巧窥到苏友白，大为倾心，嫣素的误传得以化解，全书的情感主线从而复归正轨。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中，二位男主角平如衡、燕白颔以文名互闻，但素未谋面，小说正是以“窥听”作为链接二人人生轨迹的粘合剂，精心设置了“也有疏处，也有密处，也有几株近水，也有几株依山，也有几株拂石，也有几株垂桥……到春深时，莺声如织”的林中之亭，从而为平和衡窥视燕白颔题诗于壁并赞不绝口的情节提供了可行的发生场所，进而引发了后文二才子联句竞才的情节。从这些典型描写中不难看出，“窥听”是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立足于此类题材的相应环境，所选择的比较合理而有效的情节推进方式。

　　总之，作为内视角的表现形式之一，明清白话小说中“窥听”的描写多为作者有意为之，这是由于空间上的阻隔、障碍而导致这一行为先天具有的模糊性与神秘性所决定的。在叙事效果上，它提供了叙述留白，为读者提供了强烈的代入感。在情节运转上，它利用故事本身所拥有的合理势能、人物自身合理的性格逻辑，给情节以质的突破，故事的传奇性、情节走向的不确定性因之大大增强。

三、作为人物塑造与氛围营造手段的“窥听”叙述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窥听”行为的产生与人类的内在欲望得不到满足息息相关。弗洛伊德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概括人类心理功能的不同侧面，其中，本我寻求解除兴奋和紧张以及释放能量，是没有理性、逻辑、价值观、道德感和伦理信条的，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最原始的欲望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渴望透过日常的伪装与空间的阻隔，看到真相，满足内心的原初欲望时，“窥听”即成为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选择的途径之一，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总之，窥听来自于性本能欲望刺激下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从窥听中，主体才能获得最兴奋的性快感。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虽然未必都是受到性的刺激，但确实是因为本能欲望的被压抑和不满足，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窥探与占有的欲望。

　　如前所述，世情小说在内容上有诸多与其他题材作品不同的地方，其地点多在家庭闺阁，其人物多为妻妾妯娌，其故事多述日常琐屑，这样，在较为舒缓的叙事节奏中，平凡的人物生活穿梭于园林院落之间，彼此之间发生有意无意的“窥听”行为的几率大大增加，这在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中有相当多的表现。如《玉娇梨》第四回中以吴翰林、张媒婆的窥视分别写出“内外兼美”的苏友白和“容光秀美”的白红玉。正是因为窥视者吴圭、张媒婆的见多识广，其评价自然比较公允，从而使苏、白这对才子佳人的形象更具说服力。而作为世情小说的代表，《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此类描写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更具有典型性和文学意味，它们对于这两部小说的人物刻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被田晓菲视为“充满偷窥乐趣”的《金瓶梅》，其中各式各样的“窥听”现象多达四十次。可以说，在这部以明代中后期世态人欲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中，“窥听”是刻画人性、展现人欲的重要手段，正如黄卫总所说，“与打破封闭空间的各种企图密切相关的窥淫癖也因此成为了《金瓶梅》最为重要的叙述特征之一”。如第八回写“和尚听淫声”，写前来为武大烧灵的和尚偶然听到潘金莲西门庆的交媾之声，“听了个不亦乐乎”，并告诉其他和尚，众僧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通过和尚们的眼耳窥听到云雨场景，不仅使充斥全书的床笫之事形式稍显多样，也写出了本应六根清净的出家人内心的欲望通过这种变态途径所得到的释放。作者进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出家人尚且如此，何况在家之人？美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认为，“观看癖，是来自通过视觉使另一个人成为性刺激的对象所获得的快感”，通过窥听，常年禁欲的僧人内心备受压抑的情欲得以释放，产生了强烈的快感，正是这种快感吸引着他们乐此不疲。因此，通过大量的窥听描写，包括第十二回金莲与小厮私通、第八十三回与陈经济私通均被秋菊看到，第十三回的迎春、第三十四回的平安、第七十八回中的秋菊等人均有窥听西门庆与妇人或男宠苟且的经历，让读者看到了这个富贵之家里上演不尽的龌龊肮脏与偷窥风气的横行，进而才能明确作者所展现出的是明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人欲横流的社会境况，以至于“偷窥他人私生活和了解他人隐秘欲望细节的强烈愿望是愈来愈多的晚明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所要面对的现实”。

　　而从窥听者与被窥听者的关系来看，或许还能有更深一层的阐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镜像理论”，他认为，主体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从根本上来说是本体的一种缺乏所导致的，真正的自我是在自我与他人的一系列角色转换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拉康强调在窥听中“主体向他者欲望之网的一种沉陷”，并认为“欲望并不是对某物或某人的欲望，而是对他人欲望的欲望”。当上述窥听者在窥听西门庆的性行为时，主体已经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已然沉溺于西门庆与其性伙伴所搭建的欲网之中，主客体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注视和“窥听”的微妙关系(这里主体的“被注视”不是指被具体的个人注视，而是指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看所包围的状态中，是一种注视的“前存在”。详见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从这个角度观察全书女主人公潘金莲的行为，可能会更有启发。潘金莲是书中明写“专一听篱察壁”，惯用窥听伎俩的女人，全书描写她的“窥听”行为多达十次左右，占全书“窥听”描写的四分之一强。然而，与前述数位不同的是，潘金莲是不乏床笫经验的妇人，她的“窥听”主要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更进一步讲，是来源于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女人低下的地位。潘金莲虽有出众的容貌与床技，但要想拴住西门庆的心，获得在这个家庭中较高的地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通过“窥听”去获取更多的真实信息成为了她巩固地位的必然之选，她可以此了解西门庆和他的其他女人的动态，如第十一回金莲和雪娥口角，雪娥不忿而去月娘、李娇儿屋内大骂金莲，恰被“立于窗下潜听”的金莲尽皆听到，金莲随即进房与雪娥大闹，二人矛盾日深。二十八回“金莲窃听藏春坞”，述金莲窃听西门庆与宋惠莲云雨，当听到西门庆说宋的脚比金莲还小，以及宋谓金莲与西门庆亦是露水夫妻时，“气得在外两只胳膊都软了”，从此对宋怀恨在心。由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窥听”对于人物塑造实有一种双向展示的效果：作为被窥听者，显示出的自然是西门庆的淫乱与纵欲及其家风的窳败；作为窥听者，潘金莲的好妒、心计、暴躁与占有欲则展露无疑，而且在一次次的窥听中，妻妾之间的矛盾也被加重，情节得到了相应的推进。现代作家苏童有一段话，很能体现这种占有的心理：“我有一种奇怪的欲望：想闯入不属于自己的生活。闯入某一空间东张西望之后，我体会到一种占有欲望，一种入侵的感觉。”这正是“窥听”满足了窥听者心理上的占有欲的极好注脚。

　　如上所述，“窥听”带给人物塑造的价值往往是双向的。青心才人《金云翘传》中，金重和王翠翘的再次相见即起源于金的窥听，金重爱慕翠翘人材，捡到金钗后即“探望了两日，忽见墙头上树阴里，隐隐约约像有个美人窥看一般，金生心知是了，恐怕失去机会……”，进而得与虽然“羞羞涩涩、躲躲藏藏”但亦含深情的翠翘私语传情。在这段发生于私密空间内的故事中，金重的大胆和主动，翠翘的羞涩而深情都被刻画得摄人心魄，这对于塑造双方形象产生了简洁而富有力度的效果，产生了富有诗意与情味的叙事效果。不过，当作者尽可能保持对人物的限知态度时，其意味可能会更为丰富。《红楼梦》二十七回中，宝钗碰巧听到了滴翠亭中小红和坠儿的谈话，便思“金蝉脱壳”之计，嫁祸以黛玉。这次“窥听”，宝钗无意为之，小红和坠儿亦不知情，属于典型的双方均为无心的“窥听”行为。这样的行为中，“窥听”就因双方性格、作风的不同而成为了叙事突转的枢纽，在强烈的突发性、偶然性中又有因人物内在性格而导致的必然性，事件的发展方向因之有了多元走向的可能。不仅如此，当高明的作者仍然从故事中人的视角出发，保持限知叙事的态度，给予尽可能客观的描写时，人物内涵就有可能得到充实与复杂。譬如这里宝钗做出栽赃黛玉的选择，是蓄谋已久的有意为之，从而构成对黛玉的一击，还是仅仅出于自保，属于迫不得已的急中生智？(无论如何，这一行为又与宝钗缜密有心机的主体性格毫不矛盾，符合逻辑)作者虽然对宝钗此刻的心理活动有所涉及，但却放弃了解释其行为起因的权利，而是把评判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从而使人物内涵更加具有了文学的模糊性与阐释的多元性。

　　作为世情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中不乏大量的窥听描写，一方面，“窥听”仍是作者表现人物性格、推进情节进展以及实现讽世意图的重要手段，如三十二回黛玉窥听宝玉与湘云的谈话、四十四回王熙凤在窗外听到贾琏与鲍二家的调笑、七十五回尤氏在窗外听到贾珍等人赌博玩乐等，均对人物塑造有点睛之效，黛玉的多疑、凤姐的善妒、尤氏的软弱均栩栩如生。不仅如此，这些描写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窥听者的反讽，如黛玉生怕宝玉“借此生隙，同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却不想听到的是宝玉专情的肺腑之言；尤氏以“贤良”著称，但面对丈夫的淫乱却从来沉默不语。作者均未明言自己的态度，但窥听者的姿态与被窥听者的表现形成的对照，还是体现出一种对黛玉的多疑小性、尤氏的软弱无能的反讽。再如七十七回晴雯与宝玉诀别一段，宝玉一面与晴雯洒泪痛别，却随即被一直在屋外窥听的灯姑娘骚扰。这一幕实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公子宝玉和丫头晴雯之间是没有任何掺杂的真“情”，是令人动容的生离死别；而水性杨花的灯姑娘之于宝玉的则只有赤裸裸的“欲”，是荡妇勾引年轻公子的世俗场面。因之，情与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悲剧与闹剧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都是灯姑娘的窥听和随之而来的醋意所引发的。作者于不露声色之中透露着显著的讽世意味。

　　但另一方面，与《金瓶梅》相比，《红楼梦》中相关描写的意蕴与色彩已然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全书更多的“窥听”描写发生在主人公贾宝玉身上，然而宝玉的“窥听”与《金瓶梅》中的一系列类似描写迥然不同。首先，宝玉的窥听绝大多数是机缘巧合，有意为之的情况(如五十二回听平儿与麝月谈论虾须镯被盗之事)很少，如十九回听到茗烟与卍儿云雨、二十七回看到黛玉葬花、三十回看到龄官画蔷等，大多是无心凑巧，绝非有目的的刻意为之。其次，当宝玉窥听到这些人物场景时，他的反应总是首先为对方着想：

　　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十九回)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二十八回)

　　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三十回)

　　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作出这丑事来。(五十二回)

　　宝玉从未想过从窥听到的真实信息中得到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相反，他始终以自己温厚博爱的心胸，体贴入微地关心着每一个自己遇到的生灵，唯恐不能尽意。如果说《金瓶梅》中潘金莲的窥听是她搜集情报、反击情敌的杀手锏，那么可以说《红楼梦》中宝玉的窥听则是他“护法群钗”、关爱命途多舛的女儿们的慈悲心肠的重要表现，是刻画他“爱博而心劳”的“痴”之形象的有力途径。进而，因主要窥听者形象与内蕴的不同，所营造出的全书氛围也是不同的：潘金莲的窥听让情节笼上了阴森、可怖的云雾，整体氛围是不稳定的、缺乏安全感的；而以宝玉视角进行的窥听则让人感受到作者对女儿们温暖细腻的关怀，给小说营造出一种亲切深情的韵味，一如大观园和煦明媚的春花秋月。类似的描写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往往具有类似功效，如《白圭志》中张庭瑞窃听得杨菊英“娇声雅韵”的琴声，遂弹“凤求凰”曲、吟七言绝句以动其听，“窥听”成为了才子佳人琴曲传情、相互唱和的纽带，在“月白风清，万里如画”的行船上，为小说营造出诗意盎然的不俗氛围。《玉娇梨》中的主人公苏友白、红玉、嫣素等人多有园林楼阁中的“窥听”行为，既与他们身为才子佳人的含蓄作风相符，也给小说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情调。而神话小说《西游记》则利用题材的自由性，多次描写孙悟空变化小虫，去窥听妖怪们的信息(如二十一回听黄风怪等)，或监视好色偷懒的八戒(如二十三回变蜻蜓听八戒与黎山老母化身老妇之对话，三十二回变蟭蟟虫听八戒私语等)，不仅成为刻画孙悟空灵巧狡黠形象的点睛之笔，也给这部具有很强娱乐性的小说更添了轻松、滑稽的色彩。由此，“在‘内聚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物自身的内在性，而是反映在这个内在性中的外在世界”。当然，人物自身的内在性也因之得到了深化，不可不谓一举两得之笔。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窥听”现象数量繁富、形式多变，本文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尽数搜罗，只能在尽可能多的作品中列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描写进行探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基于现实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逻辑的“窥听”描写，因其隐秘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了作者推进情节质变、制造故事悬念、刻画人物与营造氛围的有效手段。直到现当代文学创作阶段，这仍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并大量存在于作品中的现象，并因作者观念的革新、手法的多元而具有了更多的意味，如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笔下就不乏此例，《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在牛家村曲三酒馆的密室里给郭靖疗伤，二人目睹了外面发生的一切，成为后来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因；《笑傲江湖》中林平之在衡山城里窥听各路武林人士闲话，引出主角令狐冲；《碧血剑》中袁承志偷听焦公礼父女说话，决定出手行侠，等等。再如苏童《妻妾成群》中，颂莲的窥听成为揭露陈家罪恶的有力手段。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径直选择“窥视”作为小说视角，通过小说中各色人等的“窥视”来揭示现代社会冷漠的现实。可见，“窥听”在现当代以及外国文学中还有更加丰富的表现，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有利于深化视角问题乃至整个小说艺术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658页。

　　②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73页。

　　③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⑤⑦⑩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3、144、143页。

　　⑥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⑨ [明]冯梦龙编著《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