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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无论是在正史野史还是文学文本中，妲己总是一个特殊而略显尴尬的存在，痛恨者对之极尽诟骂侮辱之语，同情者饱蘸同情悲悯之意，戏说者天马行空，大胆编撰演绎，对妲己这种莫衷一是的诠释解读既与女祸观念的历史发展变迁有关，也深受人性复杂性影响，我国独特的文化生态与文化样貌也在妲己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中直观地呈现。复杂的妲己诠释一方面反映了男权制的根深蒂固，男性在维护父权制对女性采取的支配策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学人客观理性精神，以人文关怀视角进行的文化的反思与历史省察。

　　马克思认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最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显示了人类由自然行为转变为人类行为的程度，人的本性转变为自然本性的程度，以及人的自然性转变为人之为人的程度。”①男女两性本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关系，但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普通的两性关系被附加上道德伦理等质素，其中妲己与纣王的关系更被人们反复铺陈渲染，妲己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甚至背负诸多非议与争议的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代诠释者以各自的历史视域对妲己进行解读，令妲己形象在诠释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来，既有站在男性中心立场充斥贬责的女祸说，也有深怀人文精神饱蘸悲悯之意的同情说，还有张扬个性肯定其追求自我价值的人权说以及天马行空戏说与调侃的娱乐说等等。历代的妲己形象诠释史既是妲己形象的接受史，也形象直观地展现了我国独特的文化生态与文化样貌，我国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更在其形象的诠释中一一得以呈现。

一、《封神演义》成书前妲己形象

我国古代小说成书有着特殊的发展规律，它往往不是个人独立创作，而是世代累积型成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是，《封神演义》也不例外，许仲琳依据历史事件，结合民间伦理道德与审美旨趣编辑而成。妲己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在历史记载、文人骚客吟咏到《封神演义》妖孽、祸水、狐媚形象的演变有着渐次的发展过程。

　　1.祸水形象

　　妲己，历史上实有其人。她原是有苏氏之女，后归于殷纣，至于以何种方式归于纣王，史书上说法不一。《竹书纪年》载“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作琼室立玉门。”②《国语·晋语》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③，《竹书记年》提到的只是纣王获得妲己的时间与地点，《国语》涉及更多细节，透露更多妲己个人信息。(一)她的出身。出身有苏氏，为有苏氏之女。(二)她的处境。有苏氏不敌殷纣，存亡之际有苏氏主动献出妲己以自保。(三)她的形象。在个人权益与家族利益矛盾冲突时，妲己选择挺身而出，不计个人荣辱，体现了其深明大义的一面。

　　但历史上对妲己这种正面的评价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指责、否定、谩骂甚至是深恶痛绝，因为纣王的宠幸，妲己在历史上承担了亡国的责任。《尚书·周书·牧誓》云“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商邑。”④《逸周书·克殷》曰“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⑤如果说《尚书》中武王作为在下者讨伐纣王需要师出有名，“惟妇言是用”主要用以谴责纣王，顺带对妲己误伤的话，那《逸周书》中武王对既缢之人又三射、斩杀、悬挂，一系列的举动说明其对妲己痛恨至深。“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⑥妲己亡国祸水的形象有了眉目。《国语·晋语》《荀子·解蔽》进一步落实这一形象，“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膠鬲比而亡殷。”⑦“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⑧指出妲己亡殷，但对于妲己如何蒙蔽纣王，怎样蛊惑其心，祸乱其行并没有具体事例说明，妲己祸国说鲜有证据。至《吕氏春秋》把妲己置于政治舞台，加诸牝鸡司晨干预政治之罪。“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⑨“妲己为政”，祸乱朝纲，致使殷商民心失良臣奔，武王以之作为伐纣的理由与借口。先秦文献对妲己的描述多少透露了人们对妲己的不喜，对其有逐渐黑化的倾向。如果说先秦典籍是没有多少事实证据妖魔化妲己，疾言厉色指责妲己的话，那汉代《列女传》则不遗余力指斥妲己祸水形象，甚至张冠李戴诸多罪行加于其身。

　　《列女传》刘向作，据班固《汉书》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衞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⑩《列女传》多数篇章歌颂女性贤明、贞顺、仁智、辩通、节义，树立女性之楷模，个别篇幅写妲己、褒姒等孽嬖乱亡者，作为反面教材，引君王鉴戒。《列女传》卷七《孽嬖传·殷纣妲己》比较详细叙述了妲己之恶。

　　妲己者，殷纣之妃也。嬖幸于纣。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距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收珍物积之于后宫，谀臣群女，咸获所欲。积糟为丘，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剖心而观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逐受命，兴师伐纣，战于牧野。纣师倒戈，纣乃登廪台，衣宝玉衣而自杀。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罚，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书》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诗》云：“君子信盗，乱是用暴。其止共，维王之邛。”此之谓也。

　　《列女传》明确把妲己定位为红颜祸水、女色亡国的典型，为了突出妲己之恶，把原本纣王罪行亦置换到妲己头上。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本是纣王个人行为，与妲己无关，《列女传》把之归咎于妲己，恶意丑化妲己。此后陈寿《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虽未直接说明妲己之恶，却仍指出妲己之祸乱天下。他借魏中郎栈潜之口指出，“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妫，并以贤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祸阶末喜；纣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栈潜及陈寿对妲己态度不言而喻，妲己品行不端，非娥皇女英贤明令淑，是家国之祸阶。

　　纵观上述典籍记载，落实了妲己四方面罪责：一、用美色媚惑君王，令君王惰政懒政，最终为淫乐施行暴政，为取悦一人而害苍生坏社稷。二、妇德有亏，对纣王贪残暴虐、远忠臣害贤良不进谏，鼓励纣王作恶。三、亲自害贤良，伤无辜，手段极其残忍。四、作为女性有政治野心，干预朝政，败坏律法。妲己作为女性，妇德、妇言严重欠缺，更侵占了封建社会男性话语权与政治权力，是被男权社会最为不容与否定的对象。典籍一次又一次对其黑化妖魔化，目的重在惩尤物，治乱阶，维护人伦纲常与政治秩序稳定。

　　妲己故事在先秦两汉文献中记载，在此后的文人骚客笔下也经常出现，丑化批评者众。杜甫《北征》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杜甫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世风醇”的理想，他深切关心国家兴衰荣辱，对影响江山社稷的妲己持否定批判态度，设定其亡国祸水形象。李白个性超脱，但对妲己祸国行为同样加以鞭挞，他在《雪谗诗赠友人》中说“妲己灭纣，褒女惑周。天维荡覆，职此之由。”元稹在《莺莺传》中更加放大妲己女祸论，并说明了敌视妲己的原因，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其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之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憀笑。”妲己成为女祸、妖孽的化身。美丽的女人是危险的，这种危险的后果又是极其严重的，无论是忧国忧民的诗人还是诗意放旷的文人都希望人们能够对美丽的女人心存警惕，以史为鉴，以史为诫，而妲己即是为之诫的前车之鉴。

　　至有元一代，诸多杂剧作家提及妲己，尽管民族压迫下获得创作自由，更具批判意识，但他们笔下的妲己仍是倾人城破人国的对象。《汉宫秋》中面对匈奴大兵压境讨要王昭君，汉庭尚书以妲己为例劝说汉元帝不要因女色误国。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借助正末之口指出“纣王无道，因宠妲己，盖摘星楼、不明殿、长夜宫，敲阳人胫?验髓，剖妇人腹气验胎”等不仁行径。郑光祖《辅成王周公摄政》认为纣王“宠妲已贪淫肆虐”，滥用刑法、劳民伤财。如果说狄君厚、郑光祖等人是旁敲侧击嘲讽批评妲己的话，杨景贤则直接了当，他在《西游记》第一本借唐僧之母殷氏之口指出“周亡殷破越倾吴，都则因美艳姝。”[上马娇]唱的是“想当日妲己又俗，褒姒又愚。西子有妖术，累朝把家邦来误。可正是，美女累其夫。”元代文人遭际造成他们对现实进行猛烈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力度并没有涉及对妲己的文化反思，反而千人一腔认同妲己贻祸家邦。

　　在《封神演义》成书之前，无论是史书还是野史笔记、诗文杂剧中妲己几乎都是倾商亡殷的罪魁，妲己被牢牢钉在罪恶的耻辱柱上，成为难以颠破的认同，这对《封神演义》妲己形象书写以及后世人们对妲己的解读奠定了先入为主的基础。

　　2.狐精形象

　　人与狐虽属于不同的物种，但两者关系密切，狐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与文化寓意。在远古时代狐被赋予祥瑞之象，备受推崇。郭璞《山海经图赞》曰“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标灵符。”“《说文》认为狐有三德：‘其色中和’符合中庸之道；‘小前大后’，象征尊卑有序；‘死则首丘’，具备不忘根本的德行。”汉代也认为狐有福瑞之征，如《艺文类聚》云“德至鸟兽，则狐九尾”，“白狐至，国民利；不至，下骄恣”。随着狐文化的发展，汉代也出现了妖兽之狐。“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直接描写狐精祸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狐神性进一步没落，幻化妇人，女性媚狐、淫狐出现。《名山记》认为狐即淫妇，“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狐幻化女性，以色迷人，荡人心智。《玄中记》也提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狐化美女，以色媚惑男子，人们把妖狐与美女、淫妇联系在一起，美女狐精的形象有了雏形。

　　到了唐代狐妖之说大盛，《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载“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唐代狐魅之说普遍，出现众多蛊惑男子的淫狐。《广异记·上官翼》中老狐化作姿容绝艳的女子与男子欢狎，《薛迥》篇狐化娼妇与薛迥欢好，狐淫狐媚狐蛊惑人心，白居易在《古冢狐》中把狐之魅惑与妲己相联系，他说：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

　　白居易指出狐化美妇，以色媚惑人心，为害至深，严重者如妲己令人丧身覆国。白居易虽未直接说明妲己即狐，但把妲己与狐放在一起论述，指出她们共同的特点即以色事人、狐媚害人，在白居易眼中妲己已然具备了狐狸精的特质。李瀚《蒙求》注明确指出“妲己为狐精”。妲己用美色迷惑纣王，具有美貌、淫荡、妖媚特征，这与妖狐幻化美女，妖邪淫荡特点并无二致。妲己为狐精所化的这一观点，为后人所继承，此后《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皆从此角度进行书写。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中说，妲己为华州太守苏护之女，在应征入朝途中被九尾金毛狐换去神魂，自此妖狐在宫中蛊惑纣王，残杀大臣、祸乱百姓。纣王未遇未宠妲己前是十足的明君仁主，在他统治下“八方宁静，四海安然”，俨然太平盛世景象。而妲己入宫后聪明仁德以天下为己任的帝王变得昏聩无能、残忍暴虐，最终国破身亡。

　　在《封神演义》成书前妲己几乎都是祸水、狐精形象，到《封神演义》中这一形象更加明确。《封神演义》中妲己本是翼州侯苏护之女，姿容艳艳，温良娴静。纣王思好美色，欲纳妲己为妃，妲己入朝途中被轩辕坟千年狐狸精摄去魂魄，并被借体入宫迷惑纣王祸乱朝纲。《封神演义》中妲己集以往妲己之恶，狐媚、残忍、祸国于一身。她引诱伯邑考，逼反黄飞虎，陷害姜皇后；她唆使纣王剖孕妇肚、造虿盆、建鹿台；她令纣王制炮烙害梅伯，逼死商容，害比干剖心，骗聚四方诸侯于朝歌杀之。妲己以美貌为筹码，迷惑君王，陷害忠良，罔顾百姓生死，在妲己的主导下殷商的大好江山就此葬送，妲己成为殷亡最重要最直接的推手。在《封神演义》中妲己集狐精与亡国祸水为一体，被成功地塑造成殷商的掘墓人。

二、《封神演义》问世后妲己形象诠释

在《封神演义》成书前人们对妲己批判者众，同情理解者寡，唐代苏拯即是其中一位，他在《西施》中说：

　　吴王从骄佚，天产西施出。岂徒伐一人，所希救群物。良由上天意，恶盈戒奢侈。不独破吴国，不独生越水。在周名褒姒，在纣名妲己。变化本多涂，生杀亦如此。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

　　他对妲己理解颇为独特，认为君王不修仁政，妲己所作所为是解救天下苍生，救民于水火。在许仲琳编辑的《封神演义》中作家既强调了妲己狐精二位一体，狐媚毒辣祸国的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妲己身不由己、无可奈何悲剧的一面，她受女娲娘娘之命入宫，迷惑纣王，促使殷商早日灭亡，最终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无论她是否媚惑纣王，祸乱国家，她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人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尽管在各种典籍中对妲己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总有人别具只眼，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同情妲己的处境，悲悯其身不由己的人生。《封神演义》问世后，人们对妲己解读也呈现出多元多样性来。

　　1.明清时期妖祸观与同情论

　　明清时代是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既此消彼长，又共存共生，在这两种不同哲学思想影响下学人对妲己评价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性来，既有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对妲己妖祸论评价，也有从百姓日用、人情事理出发对妲己的同情理解。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人欲即人的私欲，人与动物一样的食色等本能欲求，如“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天理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伦理准则。程朱理学把天理与人欲相对，认为人欲“危而不安”，天理“微则难得”，要弘扬三纲五常伦理教化必须摒弃人的私欲。程朱理学建构理学精神世界的同时，提倡了男尊女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其本质上即是将人伦秩序化、道德精神化。其人伦教化内容成为统治者巩固统治有力的思想武器，明朝统治者对之大加提倡。明太祖朱元璋推崇程朱理学，“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张而大之，命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有明一代因为统治者的极力倡导，程朱理学的伦理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对女性的影响更为深远。一方面，推崇妇德妇道，大力提倡贞节烈女；另一方面对女性心怀戒备，妖魔化女性。“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女性可以移人性情，影响男性意见、行事，是祸端之源，对之必须严加提防并施以教化。

　　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纂述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为防女性祸乱朝纲，统治者以修《女诫》的方式从源头上对女性进行道德教化与驯化。理学家薛瑄亦云“妇人女子之言不可听，余见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败者，不可不以为戒。”女性具有成为妖孽祸患的潜在因素，对之要防之又防，慎之又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反映了明代人们对女性及女色的态度。《西游记》云“色是伤身之剑，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妆，更比夜叉凶壮。”《金瓶梅》言“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并认为“水性下流，最是妇人。”在程朱理学影响下，明代人们对女性认识有模式化、概念化倾向，即典范的女性形象是生长深闺，唯知幽娴贞静的贤妻良母、贞节烈妇；负面反面的教材是以色事人，祸害他人，败坏朝纲的妖孽祸水。

　　明代中后期政治动荡，诸多后妃由后宫走向朝堂，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引发朝臣争议，甚至改变国家前途与命运。宪宗万贵妃宠冠后宫，民间谣言四起。神宗郑贵妃一心要立所生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作为帝王过于宠幸后妃的结果是动摇国本，影响国家兴亡。

　　《封神演义》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诠释者一方面感知明代后妃干政对江山社稷的恶劣影响，一方面作为文人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深受程朱理学的浸润与濡染，对三纲五常、传统伦理道德有着自觉的维护，对祸国殃民的妲己极尽诋毁之能事。托名钟惺者认为“妲己之毒恶，极古今妇人之最……此妇可谓极善逢迎者，不但当日能惑纣王，尚能遮过天下后世人，又可谓极古今妇人之媚。”钟惺探讨了妲己对纣王的迷惑与蛊惑及对政治的干预，在钟惺看来妲己的美色，妲己的存在，妲己的逢迎都是家国祸乱的根源。

　　此后人们对妲己的女祸理解更为变本加厉，明末清初褚人获认为妲己是“亡国之妖”。褚人获热衷帝妃宫廷事，《隋唐演义》写隋末腐败，隋炀帝贪淫暴虐导致国家覆亡，李唐聚集天下英雄救民倒悬。《坚瓠集》叙写唐玄宗贪好女色，掀起政治风云。鼎革之际的隋唐历史、动荡的安史之乱与商周朝代更迭的历史境况极其相似，贪色误国亡国也有着极大的相关性。褚人获在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中把眼光投向了女色，把批判的基调给了妲己。在《隋唐演义》第一回借李渊、高颎之口说明了对妲己等人迷君乱政的痛恨之情，妲己作为惑君倾国的肇始者被批判。

　　“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明代中后期封建生产关系衰落，商品经济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打破了固有的定势，整个社会从封闭、保守、拘谨的氛围中活跃起来，摆脱封建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的声音与日俱增。隆庆之后程朱理学地位让位于陆王心学。心学认为“心外无物”，“心即理”，否定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之大欲，人之本性。随着心学的影响，对个性解放的重视个体价值的提倡，对女性的态度也较传统理学家有了改观。吕坤说：“夫礼也，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作为理学家，他提出程朱理学对女性要求的苛刻性，对男性纵欲的纵容性。受心学影响的李贽提倡男女平等，更反对女祸论，他说：

　　甚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余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帝王后妃佳丽众多，帝王特别宠幸某一女子是正常的人性欲求。帝王的英明与否与受宠的女子无关，朝政兴盛、国家兴旺也与之无关，能够决定国家衰亡的只能是帝王。李贽比较客观地认识到国家朝政决定权在帝王手中，而非女性造成的国家覆灭。李贽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背上亡国罪名的妲己等后妃女子正名。唐甄则直接指出妲己等并非天生邪恶，而是由后天环境造成，他说“然女子，微也，弱也；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生存环境的好与坏造成她们的善与不善。入夏桀、周幽王、商纣王宫中，她们亡国败家，如若她们入于周文王宫中，受其礼乐教化，则皆是窈窕淑女、贤妻良母。唐甄从出身、生活环境等方面挖掘妲己等人善恶的根由，而不是肤浅地盲从历史上大多数人观点，对之加以否定。

　　李贽、唐甄从历史观、环境论出发对妲己进行同情之理解，周之标、袁枚更为积极为妲己鸣不平。周之标说“一妇人岂能亡商哉？”为妲己背负亡国祸水之名愤愤不平。周之标，苏州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戏曲家、出版家，主要生活在万历天启年间。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周之标进行戏曲创作、出版女性作品，一方面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也发掘女性才华，为历史上的女性发声。她的女性立场让她从人性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妲己，发现被历史遮蔽被人为恶意扭曲丑化的妲己形象。周之标的女性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妲己。清代张扬个性，提倡个性自由与解放的袁枚延续了这种对妲己的认知。他认为女宠为患，过在男子，妲己成为女祸，过在纣王。袁枚是清代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思想上深受泰州学派影响，为人为文张扬个性，在对女性态度上尊重女性同情女性，也从人性的角度客观地看待男女相悦之事，在对女祸进行评价时没有带着有色眼镜或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道德绑架，而是对妲己等女祸论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与反拨。妲己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纣王，但纣王毕竟是国家大事发号施令的决策者，对臣民作为是他的主观行为，如果真的把国家的危亡归咎于妲己，似乎有失客观与公允。周之标、袁枚等人怀着悲悯与同情之理解对妲己进行了个性化解读。

　　2.现当代多元化理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以陈独秀《新青年》为阵地发起的文化狂飙运动，它以文化改革为切入点，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否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人身心的束缚，肯定人的主体性，提倡独立自主的人格。五四运动把人作为出发点与归宿，高度赞美人、肯定人、关怀人、理解人。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五四运动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发现了不再被道德伦理绑架的人的本体性，发现了有着自由意识自觉思想的人本身，也发现女性在政权、父权、族权压制下的可悲可怜，更发现了女性除了依附于男性之外的存在方式，女性应该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一样独立的人格。胡适说：“我们从前，总不将女子当作人，将女子当作父之女，夫之妻，子之母。有些提倡女子教育的，他们也不过想造就些良妻贤母出来。在历史上看去，只有孝女、贤女、烈妇、贞妇、慈母、贤母，却没有见过女人。”周作人也说“女子则为人类一分子，有独立的人格，不是别的什么的附属物。”他们对封建社会的妇女地位、处境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思考，并提出了女性主体性问题。

　　鲁迅深受五四文化洗礼，对封建文化的劣根与弊端深恶痛绝，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智慧去探寻文化的痼疾，以冷峻透彻的眼光审视理所当然的历史，在文化的省察中传达对备受压抑、命运不幸女性的同情。他说“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担代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中看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卑微，女性被恶意的否定，他以理性精神质疑着历史文化对女性的设想与认定。他在《阿金》中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他在《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中也说“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男人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女人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鲁迅以深具穿透力的眼光洞察历史，观照历史上被恶意栽赃归咎的女性，在冷静的审视中拨开重重复杂文化真相，揭示惯性文化对女性个体价值的无辜摧残与无情残噬，而妲己只不过是其中之一。鲁迅以饱含温度的人文关怀对历史的筛选过滤，在某种意义上为妲己拨乱反正。

　　五四运动后到改革开放前妲己诠释较为沉寂，比较有影响的是由王月汀、郭日路编剧，岳枫导演的香港电影《妲己》，电影中把妲己解读成既可恨可怜又有几分可敬的复仇者形象。其父冀州候苏护因爱护辖下百姓，被纣王杀害，妲己也被掳入宫。入宫后妲己忍辱负重，一心复仇，最终令纣王家破人亡国灭。在这里妲己不再是被动接受伤害，而是扬厉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哪怕把自己陷入水深火热的世界，她以痛并热烈的方式燃烧着自己，虽然激烈极端，但生命真实而不失璀璨。

　　1978年之后妲己研究相对活跃，相关资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诠释内容异彩纷呈，颇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势。刘晔原、林紫秋、梁归智、夏增民、池明霞试图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妲己，分析其形象妖魔化的表现及原因。张祖涛、金涛刺海、刘洁借助本事考证力图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妲己，为理性看待妲己提供佐证。沙舟、张炜、蒋胜男、马立敏、马瑞芳则从类比、比较的文化视野观照妲己，论说妲己是非善恶。王勇、王志尧、仝海天站在男权的立场阐述妲己，认为妲己是典型的红颜祸水，是比纣王更坏的人物。而怀着深切人文关怀与人道精神的诠释者们看到了妲己入宫的情非得已，感受到的是她命运的身不由己，为她留下了同情的文字。张永芳认为妲己实在可怜得很，应给予适度的同情。刘士林爬梳文献通过详尽的考证认为“妲己很可能是沉冤千载的红颜人物”，是类似西施、貂蝉施行美人计进行离间的政治手段。“她虽为周王朝建了奇功，但因了‘为贤者讳’的政治需要则不能不做出牺牲，以及在历史叙事中把她妖魔化为周王朝的敌人”，刘士林感慨妲己命运遭际同时给予她无限的同情与悲悯。胡济卫认为妲己不可能去祸乱朝廷，狐精附体更是无稽之谈，狐精之说以及妲己被杀都是姜子牙一手策划的。青年作家沐童明确创作《朝歌》目的是致力为承受不公平待遇备受谴责的妲己重新立传，他说妲己“尽管她由千年狐精幻化而成，邪恶、冷酷，以自己的倾国美貌毁灭了殷商的天下。可是在我眼中，她却是一个受命运摆布而无法逃脱的可怜的女人。纣王对女娲的亵渎与她无关，阐教和截教的交恶更不是她的责任，可是她却成为背负全天下骂名的千古罪人。于是，我就想通过我的视角为苏妲己立传。”他为妲己翻案，把妲己作为一个人，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人，一个有着哪怕不由自主的经历的人来看待，不再吹毛求疵，任意歪曲与指责。

　　站在妲己立场从妲己的体验从其真实感受与情感来发掘妲己的方方面面这既是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也是女性主义传入我国并介入我国文学批评之后的基本主张。西方女性主义源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主张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平等的政治等方面的权利，到20世纪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随着“高扬女性”的呼声，在文艺学领域也展开了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并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国内学人以性别意识、女性主义视角对文学中男权意识、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与深刻反思。思想开明通达的学人认识到了男女虽有性别上差异，但一样有人权，一样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同样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七情六欲，独具慧眼的他们把妲己作为一个饱含情感的有着复杂人性的人来看待，于是他们发现了妲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发掘了她一直被历史所湮灭所忽略的人生追求。狼伏咎认为妲己“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美丽去赢得生存的权利。”徐扬尚认为妲己是基本人权的追求者，宋莉华等人认为“《封神演义》在对妲己进行种种诋毁的背后，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不满，那就是对于妇女参政的痛恨。”从反面肯定妲己对政治的参与性。诠释者注重把妲己作为人作为女人进行人性、性别上的关怀与理解。

　　20世纪、21世纪是文化多元且包容的时代，各种思潮、各种思想兼容并蓄，有传统男权意识遗存，有高扬人性的人本主义、女性主义，也有文化的娱乐与狂欢。随着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及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化、大众化、娱乐化日益盛行，妲己形象在这多元文化环境的夹裹下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娱乐甚至文化狂欢功能。妲己故事被人们搬上戏剧舞台，越剧中有《纣王与妲己》《妲己》、京剧中有《封神》、豫剧中有《封神榜》、快板书中有《封神演义》之妲己施计伤二命等，妲己成为满足人们审美与休闲娱乐的精神食粮。较戏剧舞台的局限性影视文学具有更大发挥余地与创作空间，封神故事被一拍再拍，妲己形象在傅艺伟、范冰冰、温碧霞、林心如、李依晓、张馨予等不同演员演绎下或妖媚祸人或心狠手辣或善恶并兼。《封神榜》《封神榜之武王伐纣》《封神榜之爱子情深》《封神榜之凤鸣岐山》《封神英雄》《封神英雄榜》在对妲己进行乐此不疲的演绎中承载了审美娱乐、休闲放松的文化功能。

　　影视文学中妲己形象多少有《封神演义》文本或历史的影子，而作为公共文化传播媒介的网络文学与网络游戏则不再关注妲己的历史作为、历史影响，而是天马行空，极尽可能对妲己或戏说或调侃，在对妲己经历与形象的大胆构想中进行自娱及娱人。以妲己命名的网络文学至少有上百部，如《妲己迷惑不了朕》《穿越之我是苏妲己》《绝美妲己重生记》《妖妃苏妲己》《最妲己》《崩坏吧妲己》《穿越吧！狐妖妲己》《我叫妲己》《爱上苏妲己》等，涉及玄幻、奇幻、言情、历史、灵异等内容。既张扬了鲜明的作家创作个性，更融入穿越等当代的文学元素，创造出个性张扬的妲己形象。妲己形象的塑造与解读不再是文人的社会责任担当，而是脱冕与祛魅，成为一种自由、快意的审美享受与精神狂欢。网络游戏作为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在线游戏，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游戏性、娱乐性。2015年由腾讯开发的网络游戏《王者荣耀》深受玩家喜爱，《王者荣耀之妲己诱惑》《王者荣耀之来和妲己一起玩》妲己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是所有玩家都会用到的法师英雄。游戏中的妲己与民同乐，成为大众狂欢的对象。

　　妲己在历史上背负了几千年的骂名，人们津津乐道她的声名狼藉，更愿意把男性亡国的责任推卸到她身上，对其一拨又一拨的批判接踵而至。但漫漫历史总有人努力拨开层层迷雾，发掘被遮蔽的片段，重新认识妲己。是理解总有不同，伽达默尔说：“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不同思维定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审美心理的诠释者基于各自的历史处境与历史视域呈现给了我们多姿多彩的妲己解读。

三、妲己形象诠释的影响因素

人是复杂的，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是人最基本的特征。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妲己，还是作为虚构的文学形象的妲己，她有着自身人性的丰满与复杂。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生存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与历史时空，诠释者对妲己的解读总会烙印着时代、文化的印记。历代对妲己“山花红紫树高低”的差异性理解一方面反映了诠释者对妲己形象多层面性的关注，另一方面说明诠释者与妲己进行对话交流的时代及文化因素。

　　1.人性的复杂性

　　托尔斯泰曾说“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好的方面绝不可能像我希望别人看待我的那样，坏的方面也绝不可能在我生气或者被人欺负时看待别人的那样。”人不是高大全一味都好，也不完全是邪恶与坏蛋的代名词，而可能因时因地因情因境可好可坏，可坏可好，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性。

　　人有着隐曲的心理活动，忽明忽暗，变幻莫测。对于人性的这种隐微而丰富的性质，我国思想家早有清醒的认识。战国人世硕最早提出人有善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他说“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认为善、恶两种属性皆是人的本质属性，虽与生俱来，但关键在于后天所养，养善则善，养恶则恶，肯定人对善恶的主观能动性。后世持有相类似观点的还有董仲舒、扬雄、王充、韩愈等人，他们一致认同人性善恶相混，肯定人性具有善恶两个方面。到现当代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更注重他们人性的方方面面，从形象的丰富性来认识人。李泽厚从比较的角度探讨形象思维中人物塑造，他说“逻辑思维里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既肯定又否定，形象思维对同一对象却可以同时既爱又恨，既同情又气愤，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现实情况和情感态度来。所以，一个人物典型、一种艺术意境，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情感意义，经常不是仅用好人坏人、肯定否定两种逻辑判断所能穷尽无遗。”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被塑造成功的人，包括以形象思维进行解读的人物形象都应该以现实人性为基础，体现性格的丰富与复杂，表现他多方面的性格质素。即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作为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妲己一方面作为个体而存在，有自己的性格与命运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作为商周变革之际亡国之君身边的女人，她的个人行为被放大，并与政治兴衰相联系，被认为是特定环境造就的特殊人物。历代诠释者作为妲己形象的解读者、再创造者，他们以自己的情感意志对妲己进行再造性理解，一方面关注妲己善恶相兼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基于他们自身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从人性复杂性角度解读妲己。

　　善与恶、正与邪，二元对立，往往难以共生共存，但在人物身上却常常矛盾地统一在一起，即使在历史上背负千年骂名的妲己也是如此。作为有真实人性的人来说，妲己与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既有让人扼腕之处，也有令人厌恶反感之所。在诠释者那展现了妲己在正邪两赋之间的游离，内心善恶的纠结与思想的激荡。1990年《封神榜》傅艺伟版妲己，把妲己女祸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主题曲《妲己吟》也为妲己涂上了悲剧的色调。2006年《封神榜之凤鸣岐山》范冰冰版妲己善恶同在，善恶性格时不时进行激烈斗争，人物内心的矛盾性一览无余。马文戈《谁的江山谁的红颜》、李漓《历史不忍细看，被历史忽略的历史》等也论及了妲己既以女色保存自己部落，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也指出了妲己因美色倾人国的事实，体现了对妲己既肯定又否定的情感评价。

　　诠释者在横向观察中关注到了妲己善恶并存的人性的复杂与立体，也在纵向观照中发现了妲己在不同情境、语境下展现出来的多维形象。生活本身是复杂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也是复杂的，人物形象的呈现必然注重生活的真实与人性的真实，注重多层面多侧面地反映人，揭示人，理解人。妲己多重形象多维形象特质被诠释者敏锐地捕捉到，女祸说、复仇说、同情说、人权说、娱乐说等等即从妲己的狐媚狠辣、意志坚定、性情柔顺、个性张扬等不同性格、性情层面加以理解。福斯特说“勇于探索和革新的作家不再满足于刻画单色调的、静止的扁平人物，而力图多层次、多侧面地摄取视角，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谋求形象的丰满度和立体感，以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感。”勇于发现善于创造的诠释者也一样，为“表现生活的复杂性”，突出人物形象的丰满性，也善于体会并深入挖掘人性的不同层面。于是妲己作为蕴含丰富的人物形象，被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诠释者生发衍伸出丰富饱满的人性特征来。

　　朱光潜说“世间事物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莫过于人”，作为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懂的人，意味着人不是固定静止的具体物象或带有哲理意蕴的抽象事物，而是饱含丰富情感富于创造力的鲜活的生命，生命体上兼具五颜六色的色彩与色调。随着时间的流逝，顺境逆境环境的变化，人会成长成熟甚至会畸形发展，在善恶一念之间或破茧成蝶、凤凰涅槃或投身地狱化为修罗、夜叉。诠释者关注到了环境对妲己的影响，发掘了妲己性格、形象的成长性。1964年电影林黛版妲己原本温柔善良，父亲的被害促使妲己化身复仇者；2001年《封神榜》温碧霞版妲己经历入宫之初的被虐待遭受不公待遇，原本柔弱善良的个性逐渐果敢坚强，甚至有称王的决心并付诸行动；2008年《封神榜之武王伐纣》林心如版妲己阴险狡诈，但对纣王一片深情，至死维护纣王基业，男女两性在时间的作用下产生了化学效应，妲己由对纣王的依仗与利用到感情的真诚纯粹。时间与环境影响妲己形象的发展变化，同样也影响诠释者，在时间与环境的洗礼与打磨下，诠释者会形成不同的审美视角与审美品位，对妲己的解读自然也会千差万别，从封建社会盖棺定论的妖祸观，到物不平则鸣的同情论乃至现当代为妲己发声代言的各种个性化理解，以致妲己诠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样貌。

　　形象是通过个人的言行举止展现予人的印象，既代表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是他人对之进行评价的尺度。一般来说对一个人的评价有或肯定或否定的认知，但对妲己形象历来人们评价莫衷一是，妲己被不同诠释者进行不同定位，有辱骂有赞美也有两者相兼或两者皆无的中立，尽管他们对妲己评价各有侧重，但无可争议地注意到了妲己性格的多元化、人性的丰盈性。“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内在联系着的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的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整体。”诠释者面对妲己这样“丰富的统一体”、“单一的杂多”做出了人性的理解，妲己人性的复杂性、形象的多维性也在诠释者多渠道多角度多层面的揭示下得以体现与展现。

　　2.时代变迁，女祸观念的变化与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男权社会，整个历史充斥着男性的声音，他们把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统治支配着女性的话语世界，并按照他们的意愿、需要对女性加以想象、利用。纵观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男性对女性的误读、歪曲与歧视。在封建社会备受尊崇地位崇高的儒家圣人孔子指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Hays说“人类社会制度是因深刻的原始焦虑而产生的，并为非理性的心理机制所固定，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则来自男性表达出的若干基本的紧张情绪。”对女性这种紧张敌对的情绪在面对美貌的女人影响国家命运的女人时表现尤甚，女色祸水、女色亡国观念深根固蒂，并伴随着整个的男权历史。

　　先秦时期是女祸观的产生期，这时人们认识到女色对国家的影响力，开始把女色与败政亡国相联系，并基本上从妇言、妇女干政层面对女色进行批判。武王伐纣，“告于众庶”：“用其妇人言，自绝于天。”孔子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妇有长舌，维厉之阶。”“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被加以强调。褒姒、妲己成为“哲妇倾城”女色祸水的典型。

　　汉代是女祸观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确立了红颜祸水这一观念，并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肯定女色亡国。祸水一词源自披香博士淖方成对赵飞燕姐妹的评价，“此祸水也，灭火必矣”，祸水成了后世人们对妖媚祸人的女性代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君主专制，但后宫妃子因与皇帝的关系，她们在政治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甚至包括不良影响。吕后、霍氏干政，赵飞燕姐妹引起朝臣争议，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在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观照中批判女祸。司马迁指出“桀之放也以末喜……纣之杀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张超纵观古今，认为“祸福之阶，多由孽妾淫妻。”班彪、刘向、谷永在对历史的总结中认为女宠危国。

　　唐朝宋代是女祸观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女祸概念产生，女祸作为带有鲜明贬斥情感倾向的词汇被贴在女性身上。李纲说“有天下而多女祸，未有若李唐之甚者也。”《新唐书·玄宗本纪》云“呜呼，女子之祸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武则天、韦后、杨玉环等人被封建文人百般诟病，并被赋予女祸这样具有贬义色彩的称谓。杜甫、李白、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女祸进行否定性评判。“只要君流盼，君倾国自倾。”女祸动摇了男性统治者意识，影响了统治者是否励精图治，改变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颠覆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理想，背离了家国安宁静睦的人生设想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设定，封建正统文人对女祸忧思重重甚至深恶痛绝。欧阳修在其主编《新五代史》中直言女祸之害，他说“自古女祸，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犹及其子孙，虽迟速不同，未有无祸者也。”女祸害人害己、害家害国，欧阳修用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对女祸进行否定与批判。

　　元明清时期是女祸观的发展延续期，这一时期女祸说屡屡被提。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中女祸形象屡见不鲜，马致远、杨梓、杨景贤屡次提及妲己败政，《列国志传》《有夏志传》对历史上著名的女祸妲己、妹喜进行文学的演绎。作家对女祸的关注更善于对人物进行浓墨重彩的增饰，而学者对女祸则直接表明批判态度。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三甚是荒唐甚至带着恶意认为明季流寇起于妇人，令命运本就不幸的女性无辜地承担“流毒宗邦，覆灭宗社”的诘责；魏源《默觚下·治篇三》将女祸置于亡国之首。

　　纵观女祸观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女性被恶意贬斥贬低，被使用诸如尤物、妖孽、祸水、女祸、牝鸡司晨等侮辱性词语。二、夸大女祸的破坏力，对其进行以偏概全的否定性评价。三、亡国祸水观点普遍，无论是身在庙堂的在上者还是身处江湖之远的草野之民还是善于言志抒情以探究学问为己任的文人学者皆把目光聚焦到对女祸的批评上。四、女祸观影响深远广泛，贯穿整个父权制社会。封建社会对女祸普遍的态度即是充满敌意，在众多的女祸中妲己更是声名败坏、恶名昭著。典籍中“妹妲致夏殷之衅”、“妲己倾覆殷王”、“殷亡以妲己”、“亡纣者是女也”等话语比比皆是，历代人们在谈及女祸时往往或比附妲己或举例妲己，妲己成为历史上最根深叶茂的女祸存在。在封建时代人们对妲己形象的诠释离不开历史文本、文学文本的叙述，更离不开男权文化视野下女祸观念的影响。男性诠释者基于男性中心的文化立场、性别优势解读妲己的女祸形象。即使封建时代不再的新时期，男权思想仍或深或浅地潜留在某些男性诠释者的意识之中，他们对妲己诠释一样老生常谈，这也是妲己女祸论在现当代仍然继续的原因。

　　封建男权社会对妲己这样的女祸充满鄙视与蔑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罗隐为西施灭吴翻案，他说“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韦庄以杨玉环口吻诉说安史之乱与之无关，其死无辜。“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西施、杨玉环的历史处境、死后声名与妲己相似，皆为人所众知的女祸。罗隐、韦庄对女祸给予同情，关汉卿则把同情给予了妲己，他说“妲己空破国，西子枉倾城。”他们没有跟着历史的大风向人云亦云，而以独立思考精神对妲己等女祸予以同情之理解。明清文人在心学影响下重视个性解放，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以及历史文化进行了省察，对女祸做了进一步反思。唐甄说“好色者，生人之恒情；好之不以礼，有以丧家亡国者……君有德，奸化为贤；君无德，贤化为奸”，客观指出女祸之所以成祸，不在女子以美貌自恃，而在于统治者贤德与否。徐芳也持类似观点，他说“天下美妇人多矣，岂尽亡人之国者？吕雉、贾南风，一老一短黑，以乱天下有余也。使遇文王、太公，姒虽美，宫中一姬耳。”用吕雉、贾南风事例否定美色亡国。袁宏道在评点元稹《莺莺传》时，也指出：“殷之辛，周之幽，纵无妲己、褒姒，宁不亡乎？”尖锐指出美色亡国的可笑性，并敢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人们忌讳至深的统治者，为女祸平反。身为女性的周之标基于对女性的同情认为妲己是兴周功臣，彻底否决女祸说。五四运动期间乃至新时期，学人受人文主义影响重视对人的研究，对文学中人性、人的精神、性格进行多方面探索，对妲己的主体性、特立独行的个性化特征进行了异彩纷呈的解读，妲己人性中可叹可赞的一面被重点关注。对人性尤其是对女性性别的重视走向另一面的就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崛起。随着我国妇女问题研究的深入，女性主义渗入我国古代、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从女性身份、经验、角色出发重新评估男性叙述者叙述的文本意义与价值。于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妲己作为人的本性与特质的东西一一发掘出来，并借助各种方式与介质进行宣扬显示。妲己作为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忠贞对爱人的牺牲与奉献，作为一个有着自觉意识与思想的人不甘屈辱生活进行的抗争，作为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人对参政的渴望及不择手段的实践等等都被一一展示出来，妲己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复杂情感与内心的人的形象饱满丰盈起来。

四、妲己诠释的文化价值

文学批评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进行的批评行为，也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个人色彩的文化活动。历代评鉴者以自身的文化经验与历史视域对妲己进行评价，妲己由最初的历史形象成为承载评鉴者思想意识的载体，其身上蕴藏了深层的社会、时代等文化价值。妲己诠释史既反映了男权制的根深蒂固，男性在维护父权制对女性采取支配的策略；也揭示了学人客观理性精神，以人文关怀视角进行的文化反思与历史省察。

　　1.揭示男权视野下的性别歧视

　　人类的历史始终有男女两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生理上的区分，更有文化上的界定与延伸，尤其是进入父系社会之后。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意味着女性地位的衰落，男性地位的提升甚至提升为女性的主宰。西蒙·波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女性的生理性别与生俱来，但女性的性别规范、角色认定、行为准则，甚至包括女性的地位、价值则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即父权社会、男权文化语境中产生形成，它体现的是一种坚不可摧的男性对女性的主导与支配。

　　男女两性作为人类文明的两大推动力，对人类历史与文明发展做出过各具千秋的贡献。但纵观父权制社会历史，不难发现对男性的褒扬及对女性的限制与歧视。其一，从思想上是根植于人心、扎根于文化土壤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夫妇造万化之端”，开人伦之始，是其它关系建立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社会结构的根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把妻事夫的安其职、守其份作为稳定社会结构的有本之木、有源之水。董仲舒根据“贵阳而贱阴”、重男轻女原则提出三纲五常，明确了夫主妻从、夫为妻纲的夫妻关系。男女两性组成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组织单位，既关乎人伦，承继后世，也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下影响“家之隆替，国之废兴”，父权社会特别重视婚姻之中男女地位及其关系。强调男性顶天立地，有滋养万物之德，是社会与家庭的主宰，而女性则是需要依附于男性听从于男性。男权社会大到法律规章制度，小到家规家训，以极其具体的细则来约束规范女性，明确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夫为妻纲的尊卑等级关系。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妇，服也”，“顺从为务，贞悫为首”，成为对女性最普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与伦理教化要求。《女诫》《女则》《女论语》等进一步把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的诉求内化为女性的个人要求，“夫者，天也。天固不可违，夫故不可离也。”事夫如事天得到女性的普遍认同，女性的自觉同化进一步深化了女性在男权社会地位的卑弱性与从属性。

　　其二，在价值取向上，对女性的限制与贬抑。价值是人生在世努力的方向，是个人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自我满足的实现途径，也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出发点与归宿。在男权社会，男性在天高海阔的世界自我实现方式多种多样，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追寻人生的丰富与逍遥；或金戈铁马征战沙场，追求马革裹尸，气吞山河的凛然与豪迈；或“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求得悲天悯人，兼济天下的志向与抱负；或“荷月带锄归”、“把酒话桑麻”，体验生活的质朴感受生活的闲适。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勇于实践，男性有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有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可以寻找实践。相较男性人生经历与价值的精彩与丰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则把女性牢牢局限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从事烦杂琐碎的家庭事务，承担侍亲相夫生子育女的职责，或成为男性的附庸或从旁协助辅助男性。她们的人生价值不是自我能力展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而是在于家务的劳作与子嗣的产出，在于为自己的丈夫与家庭的奉献与付出，在于按照男性的价值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并自我完善，女性独立生命体的自我发展、自我塑造、自我成就被无情地贬抑与漠视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常态。

　　其三，在精神上，对女性的压制与压抑。父权社会典范的女性应该要“宁其心，定其志，和其气，守之以仁厚，持之以庄敬，质之以信义”，专“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对自己的丈夫要有“君臣之严”、“父子之敬”、“朋友之义”、“夫妇之情”，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要谨言慎行，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定位是安分守己、守拙藏愚。典范女性温柔和顺，具有牺牲奉献精神，其行事要有利于家庭结构稳定、家庭成员和睦、家族兴旺发达。封建社会基于男性家族的利益，典范女性被反复提倡。这种严守三从四德不越矩，做典范的贤妻良母贞节烈妇，是对所有女性提出的整齐划一的要求，这种要求势必压制女性个性的发展与成长，也势必给女性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她们必须兢兢业业做人之妻、人之母，不能脱离常规，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付出惨痛的代价。父权制环境对女性的约束与束缚同化一批又一批的女性，令她们成为历史的“失语者”；同时强大的压迫感令有思想勇于行动的女性大声疾呼，渴望冲破这备受压抑的环境牢笼。唐婉沉痛悲吟“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林黛玉呐喊“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张倩女以离魂的方式表达对不自由环境的不满，杜丽娘跨越人间幽冥两界追寻心中所想，武则天以开天辟地之姿登堂入室登上权力顶峰。

　　女性作为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性别存在，在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现实语境与现实情境中女性生命个体价值毫不意外地指向男权文化与男性利益，毫不例外发现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控制与压制。福柯认为话语就是权力。福柯把话语与具体社会形态、权力关系相关联，认为话语反映的是历史语境、文化形态以及社会的权力关系。以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审视男权社会男女的身份地位、历史处境、生命价值，不难发现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男权社会女性即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改变不了其卑微的社会地位、被束缚的人生及被歧视的命运。

　　而妲己作为一个非常另类的女性存在，其以美貌自恃，参政干政，打破了既有的性别格局与性别角色设定，打破了男权社会既定的家庭生活模式与社会秩序，更触碰了男性话语与权力的核心——政治，触犯了男性的集体利益，触动了他们最敏感敏锐的神经，在本质上妲己动摇了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根基甚至男权政治文化体制。基于对女性参政的恐惧以及对男性尊严与政体乃至整个男权文化男权社会的维护，男性诠释者对妲己大肆批判鞭挞，极尽各种贬抑侮辱之语。凯特·米利特说自有人类以来就伴随着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斗争的本质即是性别上的歧视与压迫。她认为历史上任何有关男女两性的文字记载本质上反映的都是政治问题，即两性书写皆是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立场，体现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与话语的支配，这种男权立场与文化语境反映的必然是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诠释者对妲己形象的女祸论解读既是男权文化视野下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的具体体现。

　　2.反映人文关怀下的文化省察

　　人文关怀，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重视人的存在肯定人的价值，强调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卜迦丘说：“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莎士比亚更借助哈姆莱特之口高度赞美人，肯定人，他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肯定人人平等等。而在我国也有着优良的人文主义传统，在文化精神领域提倡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肯定人的主体性。

　　《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人作为万物的主宰，人的主体性最值得肯定，人的生命也最为宝贵。“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生天地之间，是万物的核心，天地的重心，体现着天地之德、四时之序、阴阳之会、鬼神之合，可“食味、别声、被色”，《周易·乾》、《礼记·礼运》充分肯定了人的存在并高度评价了人的价值。这种对人的理解、尊重、重视、包容是一直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强调“人皆有不忍之心”，“民为贵”，董仲舒说“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儒家把人与天地并列，作为三才之一，强调唯人为万物之灵，唯人可以参天偶地的人本主义主张。道家主张“物我合一”、“心与物游”追求自我的超脱与自由，舒展生命自然状态，在“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四域中强调生命本位主义。释家以慈悲为怀认为众生平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强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重视对生命的尊重、敬畏与包容。

　　儒释道对生命的尊重、敬畏、包容、理解精神构成了我国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五四运动后西方人文主义的涌入更为我国人文精神增添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及至20、21世纪，张扬个性，强调自我意识与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对人的尊重、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受人文主义文化熏陶与影响的学人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文情怀，他们站在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妲己，同情其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与文化语境中的处境，肯定其作为人的情感方面、政治方面的追求，肯定其多层面的性格特征，以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尊重其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学人对妲己人文关怀的背后既有对人性的讴歌与赞美，也有对传统文化既定思维模式的反思与反省。

　　文化作为人类物质精神财富的总称，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妲己作为与历史、文化相伴相随的特殊形象，备受诠释者瞩目，无论是诋毁还是赞美，是主观臆断还是客观评价，都是妲己诠释文化史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古至今的妲己解读完成了妲己个人命运的沉浮，也展示了我国文化、思想、思潮的历史变迁，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解读方是揭开妲己神秘面纱的正确方式。

　　注释：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1页。

　　② [梁]沈约注、洪颐煊校《竹书纪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

　　③⑦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0、250页。

　　⑤ [清]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2页。

　　⑧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8页。

　　⑨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6页。

　　⑩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7-19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