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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草船借箭”的故事在歌谣、小说等俗文学与诗词文赋等雅文学及正史中的表述不同，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叙事系统，一是诸葛亮“草船借箭”，一是孙权“回船受箭”，不仅叙事中的主角不同，情节也略有不同，而且一为平民大众接受，一为文人接受，一虚一实，二水分流。俗文学迎合大众的文化心理，“通好尚”，将“草船借箭”移花接木为诸葛亮所为，不仅共同追求平民化、虚拟化、通俗性，而且也有民间对智慧(神机妙算等)的心驰神往，是将诸葛亮神化的需要。雅文学中孙权“回船受箭”的叙事，反映了文人恪守“正笔直道”的精神，尊重史实的文化品格。雅、俗文学如同二水分流，但也时有交汇之处，这主要是在“存真”之上，一为史实存真，一为情感存真。

　　随着《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的传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家喻户晓。但“草船借箭”的故事在歌谣、小说等俗文学与诗词文赋等雅文学及正史中的表述是不同的，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叙事系统，一是诸葛亮“草船借箭”，一是孙权“回船受箭”，不仅叙事中的主角不同，情节也略有不同，而且一为平民大众接受，一为文人接受，一虚一实，二水分流。我们在此仅仅以“草船借箭”为例，论述歌谣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如何互通的，与雅正文学及正史是怎样互动的，从中可以发掘俗文学与雅文学体现了怎样不同的文化品格，又有什么样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

一、“通好尚”：《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歌谣的互通

俗文学的叙事系统，也就是为多数人接受的，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重点所写是赤壁之战中的智斗：群英会蒋干盗书、诸葛亮草船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等。其中“草船借箭”是状诸葛亮之智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夜五更时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在船上擂鼓呐喊。鲁肃惊曰：“倘曹兵齐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顾酌酒取乐，待雾散便回。”

　　却说曹寨中，听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飞报曹操。操传令曰：“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比及号令到来，毛玠、于禁怕南军抢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孔明教把船吊回，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雾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孔明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曰：“谢丞相箭！”比及曹军寨内报知曹操时，这里船轻水急，已放回二十余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①

　　以上“草船借箭”叙事中的主角是诸葛亮(字孔明)，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将他捧为“真神人”，有某些神化的色彩。现存《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当然，在此前包括“草船借箭”等故事在内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有一个生成、流传与演变过程，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曾载有《赤壁鏖兵》等多种金院本剧目。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中“草船借箭”说的是周瑜的事，与诸葛亮无关。其中说道：

　　却说曹操知得周瑜为元帅，无五七日，曹公问言：“江南岸上千只战船，上有麾盖，必是周瑜。”被曹操引十只战船，引蒯越、蔡瑁，江心打话。南有周瑜，北有曹操，两家打话毕，周瑜船回，蒯越、蔡瑁后赶。周瑜却回。周瑜一只大船、十只小船出，每只船一千军，射住曹军。蒯越、蔡瑁令人数千放箭相射。

　　却说周瑜用帐幕船只，曹操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却射右边。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得数百万只箭。周瑜喜道：“丞相，谢箭！”曹公听的大怒，传令：“明日再战。依周瑜船只，却索将箭来！”②

　　《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讲史话本，三国故事早在唐朝以前就有流传，宋代民间艺人有“说三分”的，即专门讲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军事斗争的故事，到了元代，三国故事的说唱记载更是屡见不鲜，非常兴盛，《三国志平话》就是说唱三国故事的底本。因为出自民间艺人创作，虽所叙主要事迹大致符合历史事实，但许多故事及细节来源于民间传说或大胆的虚构想象，与史书不一致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如《三国志平话》中“草船借箭”的主角就由史书中的孙权变成了周瑜。《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罗贯中在长期、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③，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应该关注的是，作者进一步“通好尚”，即沟通于民间爱好与崇尚，将“草船借箭”中的主角由周瑜转变为诸葛亮。

　　通过《三国演义》的描写，将诸葛亮定格为通晓阴阳、神机妙算的形象，并逐渐将其神化，符合下层民众文化心理。在民间文化中，就像人们将神秘的自然力通过幻想加以形象化、人格化从而形成各种自然神，人们也喜欢将一些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神化。《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熟知民间的这种“好尚”，将“草船借箭”这件原本并不是发生在诸葛亮身上的事件移花接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从而体现他的神力，达到将其神化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在“通好尚”上与民歌民谣相互沟通。明代弘治六年(1493)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前代尝以野史作为平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记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④这是较早将民间歌谣与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联系起来的。

　　同为下层民众喜爱的民歌中，“草船借箭”的主角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诸葛亮。如清代华广生辑录嘉庆、道光年间的俗曲总集《白雪遗音》中有一首《赤壁》：

　　赤壁鏖兵，东吴称威能，苦肉计，阚泽降书，黄盖成功，展才智，草船借箭，独显孔明，蒋干说降，周瑜定计，曹营内，斩蔡冒，诛张允，水军都督丧残生，这才除却周郎心内病，生嫉妒，借东风，差遣丁奉与徐盛，追赶先生到江中，浑胆的将军射断篷，因此上，双将空回放走了卧龙。(卷三)⑤

　　又有一首《火烧赤壁》：

　　周郎定计破曹瞒，鏖兵在江南。孔明祭风，庞统巧定连环，欲烧战船。大雾迷江际，孔明草船夜借箭，鼓乐声喧。苦肉计，黄盖诈降，船载芦柴，发火直烧到江北岸，火光连天。烧死了曹兵八十三万，甚是可怜。设埋伏，诸葛先生真神算，曹操心胆寒。华容道，哀告老爷，刀下留命，奸贼才没上阎王殿，坐反中原。(卷一)⑥

　　清代歌谣中上的“草船借箭”以诸葛亮为主角，如上文“大雾迷江际，孔明草船夜借箭”，现当代歌谣也多如此，如山东莒县的《三国歌》，其中有一段唱道：

　　……武侯诸葛孔明，火烧新野城，白马坡前是称能。草船借过箭，饮酒在船中，借箭十万有余零。在吴借东风，火烧百万兵，“当啷喀嚓”响连声。满天飞火星，江水血染红，烧死曹军百万兵。(山东卷)⑦

　　湖北监利县民歌(赶丧鼓)中有《赞诸葛》：

　　前朝军师诸葛亮，移星转斗手段强。刘备三请卧龙岗，二十七岁出南阳。骂王郎，良心丧，舌战群儒谁敢挡？三气周瑜芦花荡，借箭十万不为难。赤壁抱剑将台上，借得东风三昼晚。神机妙算人人颂，荐庞统，取西川。火烧藤甲百万兵，七擒孟获永不反。兴兵六出到祁山，木牛流马运军粮。五丈原里星斗暗，留下美名在人间。(湖北卷)⑧

　　还有山西大同的歌谣《绣花灯》：“花灯上绣众位先生，刘伯温在早修过北京，能掐会算苗广义，徐茂公有神通。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草船借箭借过东风。”(山西卷)⑨这些歌谣中的“草船借箭”，与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不仅叙事的主角为诸葛亮，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而且大多带有某些神化的特色。如湖北崇阳县的小调《十把扇子·夸蜀汉》：“五把扇子扇五风，只夸孔明第五人；孔明本是真才子，本是天上文曲星，神机妙算鬼神惊。”⑩民歌来源于民间，反映的是底层民众的审美文化，“草船借箭”的主角为诸葛亮也是民众深信不疑的，与“借东风”一起，突出其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特点，将诸葛亮神化，是天上文曲星下凡。

　　以上这些集中地体现了小说、歌谣等“通好尚”的创作倾向，小说、歌谣等俗文学中迎合大众的文化心理，“通好尚”，将“草船借箭”移花接木为诸葛亮所为，不仅共同追求平民化、虚拟化、通俗性，而且也有民间对智慧，神机妙算的心驰神往：是将诸葛亮神化的需要，“展才智，草船借箭，独显孔明”。“草船借箭”及“借东风”是其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典型事例，下层民众对诸葛亮“草船借箭”已深信不疑。清末抄本《八仙上寿》宝卷中所列上下八仙，诸葛亮位列下八仙，可见民间已将诸葛亮神化，像另一位三国人物关羽在民众中形成关公崇拜一样，诸葛亮从一个历史人物变身为有神力的神仙，成为了民众普遍崇拜的偶像。

二、“正笔直道”：雅正文学与史学的恪守及互动

“草船借箭”的另一个叙事系统是史学、诗词文赋等雅文学中，孙权“回船受箭”的叙事，反映了文人尊重史实的文化品格。陈寿在《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二》中记载：

　　(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公(曹操)攻濡须，(孙)权与相拒月馀。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馀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陈寿撰《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引《吴历》曰：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馀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横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彻军还。

　　又引《魏略》曰：

　　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指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这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歌谣中的“草船借箭”的“通好尚”、好虚拟的叙事系统截然不同：一是由其中虚拟的主角诸葛亮复原到历史上真实的“借箭”主角孙权；二是有其对手曹操对孙权由衷地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前者简称为“回船受箭”，后者简称为“生子当如孙仲谋”)显然，根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历史上“草船借箭”的真实人物是吴国君主孙权；当时的反响有曹操的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以上有关“受箭”的历史真实，得到了历代史家的认同，如唐代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卷一、宋代钱瑞礼编撰的《诸史提要》卷六、元代张铉编撰的《(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四、明代严衍编撰的《资治通鉴补》卷六十六、清代杨晨编撰的《三国会要》卷十七等均有“回船受箭”的记载。这符合于唐代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中所说的“抗词正笔，务存直道”，也就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直录”。

　　在“回船受箭”的问题上，古代史学家恪守“正笔直道”的精神，诗文作家等雅正文学家也多恪守“正笔直道”的精神，二者的桥梁之一是类书，如唐代虞世南等编撰而且是现存最早的类书《北堂书钞》卷一百十六、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卷九、北宋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八、清代张英等编撰的《渊鉴类函》卷二百三十六、允禄和吴襄等编撰的《子史精华》卷七十二、张玉书和陈廷敬等编撰的《佩文韵府》卷三等，均有孙权“回船受箭”的典实，没有诸葛亮“草船借箭”之说。其中《佩文韵府》是清代官修的大型词藻典故辞典之一，专供文人作诗填词时选用，其中选用的典实为孙权“回船受箭”，这对文人雅士创作的指导作用可想而知，其他的类书多有这种作用。因而，文人雅士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多采用孙权“回船受箭”的典实，如南朝梁、北周的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写道：“张辽临于赤壁，王濬下于巴丘，乍风惊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清代吴兆宜《庾开府集注》卷二注其中的“回舟”引《魏略》：“孙权乘大船来观曹公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文字与《三国志》引《魏略》略有出入)由此可见，“回舟(船)受箭”的主角是孙权。因而，北宋著名的诗人梅尧臣《次韵被命出城共泛》中的“回船(舷)受箭”也是指孙权：

　　三骢忽出乘楚艘，直气突兀知吴涛，

　　大都智勇皆世豪，横身破浪亲战舠。

　　回舷受箭谁畏曹，猛士心伏寒生毛，

　　风声鹤泪传九皋，何用宝刀称孟劳。

　　右持酒杯左持螯，功成各慕前人高，

　　不言大亨烹太牢，下与尺鷃翔于嵩。

　　不仅如此赞赏孙权“回船(舷)受箭”，而且还有一些诗文中赞赏孙权以包括“回船受箭”在内的赤壁之战中取胜而奠定了当时三国鼎立的基础，如明末清初的贺贻孙在《孙权论》一文中写道：“英雄举事，必内度于己才，外度敌势，故有可藉之资而不持，有可取之利而不争。有所藉者，假于不藉，故能有其藉也。有所取者，假于不取，故能有其取也。是故无兼并之才而图兼并，因以取亡者，项羽是也。无偏安之才而图偏安，因以取亡者，隗嚣、公孙述是也。若夫知不可兼并而不为兼并，知可以偏安而自求偏安，是则孙权而已矣。昔者孙策临终，以后事附权曰：‘举江东之众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权之不能兼并也，策亦料之矣。然其雄俊之姿、恢廓之度，以之得志于天下，则不足能禁曹、刘，得志于天下则有余，乃知鼎足之势非曹、刘为之，而孙权为之也。当曹操破荆州，顺流而东也，江东诸将皆欲迎操，设权不用周瑜之谋，则东南之势曹操有其八九矣。使操毕世不能定东南者，赤壁之战为之也。关羽之攻曹仁，破于禁，斩庞德也，自许以南，皆遥应羽，曹氏至欲迁都以避。设权不用吕蒙之谋，则中原之势蜀有六七矣，使蜀毕世不能得中原者，江陵之役为之也。赤壁之战、江陵之役，非欲与曹、刘争天下也，不过欲据长江之全势以保江东而已。不得荆州，不足以据长江，不据长江，不足以保江东，舍江东而争天下，则江东亡；舍荆州而保江东，则江东亦亡。既已据长江，包荆州矣，而后以雌为雄，以守为战，以不可败之道为无胜之道，波流汹涌，险足恃也。”说明孙权用才智与勇略抗拒曹操，促成鼎足而三的天下大势，别开生面，其历史价值留芳百世，而贺贻孙这篇《孙权论》“文势汪洋，真觉风驰雨骤，龙腾鸟澜，尽现毫端”。

　　在史书中孙权“回船借箭”的反响是引发曹操“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由此也引起文人雅士的歌唱，如北宋苏轼《赠山谷子》诗中写道：

　　我来喜共阿戎语，应敌纵横如急雨。生子当如孙仲谋，豚犬漫多何足数。

　　南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云：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江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刘克庄《沁园春》(岁暮天寒)词云：

　　……畴昔奇君，紫髯铁面，生子当如孙仲谋。

　　明代郑善夫《复叹三首》其二写道：

　　忆昔金闺困天梏……生子当如孙仲谋，豚犬区区但口腹。

　　由此可见，诗文等雅正文学多与正史一样，大多恪守“正笔直道”的精神，歌颂孙权“回船受箭”的才智和联刘抗曹的英雄气概，谱写了“实录”精神的光辉篇章。

三、二水分流而时有交汇，三分虚拟而情感“存真”

以“草船借箭”为例，考察歌谣、小说等俗文学与诗词文赋等雅文学及历史的关系，这对于贴近历史真实，重新评估诸葛亮与孙权的历史作用，再现东吴君主孙权的聪明才智与英雄主义，重现其开创三国鼎立局面的光辉的一页，进而发掘其历史价值，进一步弘扬东吴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几个问题的思考。

　　以上文以“草船借箭”为例，说明歌谣小说等俗文学与诗文等雅文学往往泾渭分明，犹如二水分流，这正如明代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所说：“自楚骚唐律，争艳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由于歌谣大多是“田夫野竖矢口寄兴”的俚俗之作，不为荐绅、学士(官宦、文人)所“道”，难登大雅之堂，往往与诗文等雅正文学分道扬镳，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而整体上来说一是俚俗，一是雅正。当然在俚俗文学中由于文体的性质不同而风格迥异，歌谣(除长篇叙事民歌之外)冼炼，小说(特别是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长篇通俗小说)丰赡。如“赤壁之战”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将干中计”、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第四十七回“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等八回，约占一百二十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百分之六、七。而歌谣《赤壁》：“赤壁鏖兵，东吴称威能，苦肉计，阚泽降书，黄盖成功，展才智，草船借箭，独显孔明，蒋干说降，周瑜定计，曹营内，斩蔡冒，诛张允，水军都督丧残生，这才除却周郎心内病，生嫉妒，借东风，差遣丁奉与徐盛，追赶先生到江中，浑胆的将军射断篷，因此上，双将空回放走了卧龙。”(卷三)寥寥一百多个字，相比较而言，相关的小说丰赡，歌谣冼炼，一目了然。

　　伺服电机输出的速度与力矩越大，所需的电量就越大，因此为求得最低能耗，在轨迹规划时，需要尽量减少加速度的值。Bang-bang运动规划方式的原理是以固定的加速度先从起点匀加速到速度最大值，然后匀减速到终点，这种运动规划加速度较小，其一维位移与时间的正则化关系如下：

　　歌谣与诗文的区分如同二水分流，但也时有交汇之处。宋元明清文人雅士如苏轼、陆游、朱熹、杨维桢、李东阳、李梦阳、王廷相、杨慎、李开先、王世贞、吴国伦、王世懋、赵南星、胡应麟、冯梦龙、李贽、徐渭、袁宏道、江盈科、钟惺、谭元春、王士禛、赵翼、黄遵宪等对于民歌民谣的评论，展示了文人雅士与民间歌谣交汇的风貌。其中具体事例之一是明代中期力倡“真诗乃在民间”的李梦阳。李开先《词谑》中“词谑”之“时调”条记录道：

　　有学诗文于李崆峒(李梦阳)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请问其详，崆峒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闻之，喜跃如获重宝，即至崆峒处谢曰：“诚如尊教！”何大复(何景明)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

　　上文说到小说与歌谣“通好尚”、好虚拟。其实，早在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六《史传》中就指出：“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节，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这里指出正史“贵信”而“俗皆爱奇”的区别。所谓“俗”之“傍说”，其中包括小说、民间歌谣等，往往沟通于“俗皆爱奇”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织里畸人《南宋志传序》：“史载有天下之事，传志之所言，布衣之所行也。诡谲诳，稗野体哉。然凿撰探奇，奇闻乃隐；凭臆创异，异政未传。……故知帝王征应，神武多奇，一人之见斯狭，一史之据几何。若失而求之于野，传志可尽薄乎？特拈其奇，弁之简端，以见一斑，且以为好事者佐谭云尔。”歌谣的创作与传播也是“俗皆爱奇”，例如《广东新语》卷8“刘三妹”中说：“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语言。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徭、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层，咸以为仙。”而中国正统的文史观历来强调“抗词正笔，务存直道”，也就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精神，因而，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颇受诟病，如清代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这是“七实三虚”说，有的学者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虚多于实，将“借箭”的主角移花接木——由孙权改变为诸葛亮，便是其中的一例。其实，虚构是小说及歌谣等创作方法之一，其中是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集中塑造人物“三绝”：曹操奸绝、孔明智绝、关羽义绝。为了突出诸葛亮(孔明)的“智”，《三国志通俗演义》便将充满智慧的传奇故事“草船借箭”移花接木到诸葛亮身上。而这种移花接木，是小说及歌谣等民间文学“通好尚”的创作意识的需要。小说及歌谣等俚俗文学，植根于人民大众的肥沃的土壤之中，沟通于民间爱好与崇尚，直接反映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堪称“智绝”的诸葛亮，体现了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吸取了法家、纵横家的谋略和应变才能，并且融入了人民大众的才智与理想。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是人民大众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因而可以说，将“借箭”的主角移花接木——由孙权改变为诸葛亮，便是小说及歌谣“通好尚”的创作宗旨的生动体现。

　　上文说到《赤壁》《火烧赤壁》《三国歌》等民间歌谣好虚拟，并非说这类歌谣的虚假，并非是以此否定民间歌谣的“存真”意义。明代中期李梦阳力倡“真诗乃在民间”，尔后冯梦龙《叙山歌》中说：“虽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莫功于《挂枝儿》等。”由此可见，“陈于太史者”的叙事与“留于民间者”的叙事可能有彼此之间区别，但是民间歌谣的“存真”，不是史实如何，而主要是情感之真。如明代民歌《锁南枝》，其中的一首唱道：

　　傻酸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俩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徐朔方、孙秋克著《明代文学史》中指出：“这支时曲以天真质朴的童趣来表现深挚纯美的爱情，散发出新鲜的泥土气息，所以感人之深，累世传唱，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显然，情真意切、质朴自然的《锁南枝》等歌谣“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在晚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冲击当时的文学复古之风与封建礼教，有其特殊的“存真”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与情真意切、质朴自然的美学价值。

　　注释：

　　①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页。

　　③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⑦⑧⑨⑩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ISBN中心，第785、462、678、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