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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钱钟书《管锥编》提出“小说中之谈艺”，指出了研究小说的一个方向，小说中之谈艺内涵极广、形式多样，在经史子集等方面均有极精彩的阐发。“谈艺”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学术”含量，而且也丰富了以文学理论为核心的诸多范畴。小说“谈艺”在形式上是零碎的，散见于庞杂的小说群中，有待于我们耐心地去抽绎。

　　钱钟书《管锥编》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小说中之谈艺”，本文即受此启发而来。钱先生指出《续玄怪录》鬼谈薛道衡的诗，《阅微草堂笔记》中鬼谈王士祯的诗等，并说：“夫文评诗品，本无定体……或以赋，或以诗，或以词，皆有月旦藻鉴之用，小说亦未尝不可。”①钱钟书《读拉奥孔》认为：“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②钱先生指出，研究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衹求之诗话、文话之属，隘矣”③。

　　在钱先生之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传奇“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④，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⑤，也指出了其“谈艺”特点，如见“史才、诗笔、议论”与“类注疏者”“诗话、文评”。清纪昀又指出小说有“资考证”的特点⑥，但这个特点并没有引起学界的特别重视。当然纪昀等都是指文言小说，其实这种“谈艺”现象在文言、白话小说中均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说：“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⑦，说《镜花缘》“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⑧，可以说鲁迅已经注意到小说“说艺”这一现象。后世谈到才学小说时都曾受到鲁迅的影响与启发。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谈到“才学小说”时说：“显才扬学是小说创作、特别是通俗小说创作的传统。”⑨苗怀明《清代才学小说三论》认为“在作品中谈文论艺，在当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勇气的举动，客观上它有助于提高小说的学术文化品位”⑩。可见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小说的“谈艺”功能。不过，就指出小说“谈艺”的明确性来说，钱先生当之无愧为第一人。

　　在钱先生“谈艺”观点的基础上，不少学者进行了引申发展。如王晓平《阮氏点和她的〈传奇新谱〉》提到，除《剪灯新话》中有小说谈艺的现象以外，在阮屿《传奇漫录》中的《金华诗话记》及段氏点(即阮氏点)《传奇新谱》等越南汉文小说亦有此类谈艺现象。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也提到了这种现象。刘梦溪《钱锺书的学问方式》说：“小说也可以用来评文论诗，古典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事例多有，而《围城》发抒此道，尤见文体修辞家的法眼机杼。”张伯伟《诗话·词话》中说：“文学批评著作中的‘诗话’与小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与‘说话’之‘话’的联系上，而且在体制上，也与笔记小说有着渊源关系……在宋代，有些诗话就是作者自各种野史、笔记、小说中杂纂而来。”这表明小说中是有“诗话”的。蒋寅《清诗话与小说文献》一文中说“诗人作小说，往往借小说论文学”，文章举例丰富精审，导夫先路，启迪后学。但此文重点在于诗话中的小说资料。总之，小说中有诗话，诗话中有小说，这是学界的一个初步共识。还有部分著作虽然并非专论小说之“谈艺”，但在论述中也曾谈到“谈艺”的某一方面。如郭鹏、尹变英著《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中“明清小说中的诗社活动及其诗学意义”关注了《品花宝鉴》第38回谈李白杜甫诗之优劣、《蜃楼志》第16回关于“风雅颂”的议论等。崔际银《诗与唐人小说》认为小说“裨益唐诗研究”，比如“概述诗风趋势”“钩沉有关事实”“纠正各种舛误”等。李菲《清中期长篇小说炫耀才学倾向研究》把炫耀才学分为四种：一凸现小学知识与文献考证功夫，二展示写诗及论诗才能，三显示园林艺术造诣，四展示儒学、史学及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渊博。这两位先生也注意到这些现象，发掘小说所含材料的实用价值，即本文所说的“谈艺”，为研究小说“谈艺”做出了贡献。

　　以上是国内研究者的研究情况。笔者所见也陋，未见国外研究者留意这一现象。以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总体上看，当下对小说“谈艺”的研究还是较为薄弱的。一是表现在研究深度不够，往往就集中于三四部小说，如《世说新语》《红楼梦》《镜花缘》《阅微草堂笔记》，主要集中在《世说》中之谈玄、谈诗，《红楼梦》中批判才子佳人小说、香菱之谈诗等，对其他小说关注的并不多，往往研究重复。二是没有从宏观上把握古代小说谈艺，对于谈艺的定义、内涵、发展、价值及与小说的互动均少有人问津。单篇论文也不多，极少数硕博士论文也只是顺便提及而已，故此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三是格局较小，绝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小说中的诗话、词话上。而其中的文话、小说话、曲话、剧话都少有人研究，遑论数学、中医、历史等谈艺。如《镜花缘》之谈音韵、《野叟曝言》之谈勾股、《九云记》之谈茶、《歧路灯》之谈“古迹真假”等均精辟有理。

　　总之，受研究模式的影响，小说研究或重在探讨人物形象，或重视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切入分析小说，学界对小说中“谈艺”重视不足。再者，小说谈艺资料本身相当分散，不成规模，这也是“谈艺”研究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者发现了“谈艺”资料，也主要来研究“谈艺”背后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鲜有把它们作为文学理论等来研究并加以利用的。小说“谈艺”范围极广，内容极多，不太容易分类，暂且按照经史子集等分为六类。

一、中国古代小说之谈经

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根脉，经学之影响小说自不待言。小说作者把自己对经学的理解穿插于小说中是很自然的事，如《儒林外史》第34回迟衡山、杜少卿等谈论《诗经》：

　　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览诸儒之说，也有一二私见请教。即如《凯风》一篇，说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里不安。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那有想嫁之理！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这话前人不曾说过。”

　　现在我们得知这些评论与吴敬梓《诗说》关系甚大。此外谈论《女曰鸡鸣》：

　　杜少卿道：“《女曰鸡鸣》一篇，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马二先生道：“这是《郑风》，只是说他不淫。还有甚么别的说？”迟衡山道：“便是，也还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杜少卿道：“据小弟看来，《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小说与《诗说》正可两相对照。假若《诗说》未被学者挖掘出来，则小说谈诗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于此亦可见小说谈艺之重要性。《儿女英雄传》第26回：

　　这句书的下文是“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原是比方作官的话，本与女孩儿出嫁无干。

　　这话解得极为有理，可备一说。而后人往往把它与女子出嫁相联系，它只是孟子随口打比方而已，并不是对女子出嫁作出的规定，此说一新人的耳目，这对于破除社会上对女性的束缚的确有釜底抽薪之效。袁枚《再答李少鹤书》在谈到“诗言志”时说：“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之游山，韩熙载之纵妓，此其本志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夫子余语及之，而夫子之志岂在是哉？”袁枚认为圣人所言有时偶然兴到之语，后人“不可看杀”，这给《儿女英雄传》解经的正确性作了一注释。

　　再如《儿女英雄传》第33回安老爷解“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

　　安老爷听了，便正色道：“这两句书讲错了，不是这等讲法。吾夫子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两句话，正是‘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铁板注脚。他老人家正在一腔的救世苦衷，没处发泄，想道‘假如吾道得行，正好同二三子共襄治理’，不想这樊迟是话不问，偏偏的要请学稼请学圃起来，夫子深恐他走入长沮、桀溺的一路，倘然这班门弟子都要这等起来，如苍生何，所以才对症下药，合他讲那‘上好礼’的三句。这两个‘如’字要作‘我不照像老农老圃一样’讲，不得作‘我不及老农老圃’讲，合着下文的‘焉用稼’一句，才是圣人口气。不然，你只看‘道千乘之国，使民以时’的那个‘时’字，可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说的出来的？”

　　这对《论语》之理解，确是有会心之处，可作《论语》注疏看。再如第36回：

　　《易》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只看他这“积”字“余”字“必”字何等有斤两，有把握！只可惜世人都把他作“老生常谈”读过去了。

　　“何等有斤两，有把握”完全可以看成对《易》的评点，这就提示读者要特别注意“积、余、必”等字，加深他们对《易经》的理解，的确是度人以金针。再如第34回谈“日月食”原理、第37回谈“西子蒙不洁”、第38回谈论“音韵”、第39回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等都发前人之未发，均可视为对“经”之解读。

　　谈经学史者如《王阳明出身靖乱录》谈论经学发展史，实有卓见：

　　自周室东迁，教化渐衰，处士横议，天生孔圣人出来，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脉，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汉儒因此立为经师。《易经》有田何、丁宽、孟喜、梁丘贺等。《书经》有伏胜、孔安国、刘向、欧阳高等。《诗经》有申培、毛公、王吉、匡衡等。《礼经》有大戴、小戴、后苍、高堂生等。《春秋》有公羊氏、谷梁氏、董仲舒、眭弘等。各执专经，聚徒讲解。当时明经行修者，荐举为官。所以人务实学，风俗敦厚。及唐以诗赋取士，理学遂废。惟有昌黎伯韩愈，独发明道术，为一代之大儒。至宋太祖崇儒重道，后来真儒辈出，为濂洛关闽之传。濂以周茂叔为首，洛以二程为首，关以张横渠为首，闽以朱晦庵为首。于是理学大著。许衡、吴澄当胡元腥世，犹继其脉，迄于皇明，薛瑄、罗伦、章懋、蔡清之徒，皆以正谊明道、清操劲节相尚。生为名臣，没载祀典。然功名事业，总不及阳明先生之盛。

　　此段除个别地方不妥之外，如“理学遂废”应该为“经学遂废”，其他都较为准确，例证丰富，论断清晰，高屋建瓴地对学术史进行了梳理。

二、中国古代小说之谈史

中国史学发达，而且小说作者也常常文史贯通，所以在小说中谈史是很平常的。《大马扁》第6回辩证《左传》非刘歆所作，如：

　　康有为道：“你道这见解是小弟逆億之言，试问足下又有何据，谓《左氏春秋》非刘歆所著？”朱一新道：“自然有据。司马迁自叙一篇，已言有《左氏春秋》，论司马迁本在刘歆之前，可见左氏一经，不是刘歆所著，想老兄或不曾读过《史记》耳。”

　　《左传》作者众说纷纭，康有为提出《左传》为刘歆所作，亦不为无据。小说以司马迁已经见过《左传》来推翻命题，很有力量。当然此命题极为复杂，并非只言片语可以解答，但毕竟这里给出了一些答案。

　　再如《林公案》第40回比较《史》《汉》之异同：

　　那一日，锦堂正在书室中看书，面前摊着一本《汉书》和一本《史记》，两相对照披阅，觉得两书所论事实相同，笔法却是各异，《汉书》翔实纯朴，后学欲得写实笔法，当求诸班固；《史记》浩瀚生动，后学欲得写生笔法，当求诸史迁，二者不可偏废。司马迁记事，都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叙事中侃侃而谈，闲闲引逗，如垓下合围，秦庭狙客，千载下读之犹虎虎有生气；看到他特立滑稽一传，举周、秦突梯俊杰，优孟衣冠，一一描写形态，详论感化，令读者犹如身当其境，目睹这班突梯滑稽政客，不觉拍案叫绝，发声狂笑。

　　《史》《汉》优劣是学术上一大议论，射覆聚讼，未能统一。这里对《史》《汉》异同的区分，确实切中肯綮，补史论之不足。清无名氏《绣球缘》第15回张居正从昭君和亲、宋金关系谈到明朝与日本的马市也是有感而发。《儿女英雄传》第1回议“汉高祖、唐明皇并非英雄”亦有道理。此外，《老残游记》第3回谈“治河”等对当下治理黄河均有可借鉴的作用。其他小说谈论历史事件人物也屡见不鲜，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三、中国古代小说之谈子

小说谈子范围太广，本文主要谈小说。古代小说谈论“古代小说”是小说“谈艺”的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部分。罗书华《中国小说学主流》在《中国小说学的存在形态》指出“小说文本”中“夹带有对小说的直接论述。这种论述有时是作者直接表达出来的，有时也可能是小说中的人物道出的”，并举《红楼梦》中贾母评点才子佳人小说为例。杨志平《以稗官说稗官：论明清小说文本中的小说批评》谈到过这个问题。小说谈小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红楼梦》中谈论才子佳人小说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研究者耳熟能详，不赘。如《儿女英雄传》：

　　原来姑娘平日也看过《聊斋志异》，此时心里忽然想起，说道：“怪不得蒲柳泉作《青梅传》，说那个王阿喜，道是他‘遂不觉盈盈而亦拜也’。这句文章真算得留人的身分，知人的甘苦！敢是这桩事挤住了，竟自叫人没法儿！”

　　我们检《聊斋志异》之《青梅》“梅率婢媪强衣之，挽扶而出，见生朝服而拜，遂不觉盈盈而亦拜也”，这样我们对《青梅》这篇的文字技法的理解就深了一层，如果《儿女英雄传》不拈出此点，我们可能对此处就会忽略而过。再如《歧路灯》之谈《西厢记》与《金瓶梅》，小说第11回：

　　侯冠玉道：“那是叫他学文章法子。这《西厢》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孝移点头，暗道：“杀吾子矣！”这侯冠玉见孝移点头，反认真东翁服了讲究，又畅谈道：“看了《西厢》，然后与他讲《金瓶梅》。”孝移不知其为何书，便问道：“《金瓶梅》什么好处？”

　　侯冠玉道：“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

　　侯冠玉对戏曲、小说的评价是不是合理呢？任访秋说：“但对于侯冠玉所讲的这两部书的写作方法，认为系从《左传》《史记》脱化而来的评论，应该说作者也是同意的。”揆之小说实际，这是符合的。虽然侯冠玉对《金瓶梅》的评论直承张竹坡而来，但其中又有自己的发挥。

　　古代小说中常常穿插诗歌，但是穿插诗歌过多会妨碍小说的流畅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0回：

　　小云道：“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么？”月卿道：“看过的。”小云道：“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月卿道：“天下那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掉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些陈言老句，吟哦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那有这个道理！这部书作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疵瑕。”

　　《花月痕》中诗词过多过滥，上面的评价确实击中它的要害。郑天挺在1943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读小说《花月痕》，文字尚佳，惟诗词酒令过多”，可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评不为无据。明清小说常常有类书倾向。《林兰香》第23回：

　　香儿道：“闺阁中善书者亦传名否？”爱娘道：“如汉之皇甫规妻马夫人，晋之羊衡母蔡夫人，李矩妻卫夫人，庾亮妻荀夫人，郄愔妻傅夫人，王羲之妻郄夫人，王凝之妻谢夫人，北齐之魏夫人，元之管夫人。都皆善书，都皆传名。

　　第54回谈论历代名人早死：

　　耿朗道：“古来名人早死的，林杰十七岁，夏侯称十八岁，袁著十九岁，邢居实二十岁，王寂二十一岁，何炯二十二岁，王弼二十三岁，王延寿二十四岁，袁耽二十五岁，祢衡二十六岁，卫玠二十六岁，郦炎二十八岁，王勃二十九岁，阮瞻三十岁，欧阳建三十一岁，卢询三十二岁，贾谊三十三岁，谢瞻三十四岁，王洽三十五岁，谢朓三十六岁，谢惠连三十七岁，王肃三十八岁，王濛三十九岁，嵇康四十岁。”

　　可以说总结得比较完备，也基本正确，省了读者翻检之功，作为类书使用就相当方便。钱钟书《管锥编》谈到司马相如《游猎赋》时，就发现小说中有类似大赋铺陈的地方。如董说《西游补》第一回各色百家衣、第三回武器、第七回梳洗用具等。在《醒世姻缘传》第50回的各地名吃：“高邮鸭蛋，金华火腿，湖广糟鱼，宁波淡菜，天津螃蟹，福建龙虱，杭州醉虾，陕西琐琐葡萄，青州蜜饯棠球，天目山笋鲞，登州淡虾米，大同酥花，杭州咸木樨，云南马金囊，北京琥珀糖”。其实这里提到的食物并非无稽之谈，都是当时各地名贵的物产，可作中华美食谱看待。

　　《警世阴阳梦》有一篇类似序言的《新镌警世阴阳梦》的文字，里面列举了华胥梦、高唐梦、南柯梦、西堂梦、黄粱梦、长庚梦、钧天梦、蕉鹿梦、蝴蝶梦等九个梦，几乎囊括了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梦。

　　再如《歧路灯》第52回列举了当时的著名特产，完全可归入子部《谱录类》：

　　光州鹅，固始鸭，还嫌物产太近。汤阴绸，临颍锦，尚觉土仪不奇。当涂莼，庐陵笋，广宁蕨，义州蘑菇，远胜似睢州藻豆、鲁山耳。安溪荔，宣城栗，永嘉柑，侯官橄榄，何须说河阴石榴、郑州梨。上元鲥，松江鲈，金华熏腿，海内有名佳品。广昌葛，昆山苧，蒲田绒绢，天下无双匠工。毛深温厚蔚州熊豹之皮。长腰细白吴江粳稻之米。武彝茶，普洱茶，延平茶，各种细茗。建昌酒，郫筒酒，膏枣酒，每处佳酿。

　　本书第78回还有“第六对桌子，一张是外省品味：金华火腿，大理工鱼，天津毛螃，德安野鸡；一张是豫中土产：黄河鲤鱼，鲁山鹿脯，光州腌鸭，固始板鹅”，这些都是当时的名产，也可补“谱录”之不足。此外《花月痕》25回谈《红楼梦》亦可补稗史之不足。这一点学界已有人指出，不再赘述。蒙文通说：“清人好以类书为学，自矜淹博。”于小说中亦可知。

四、中国古代小说之谈集

小说中谈集部之学的也在在处处。这里只以谈论诗歌为主。《野叟曝言》第1回解释崔颢《黄鹤楼》：

　　道学先生解曰：此诗之意，是言神仙之事，子虚乌有，全不可信也。“昔人已乘白云去”，曰“已乘”是已往事，人妄传说，我未见其乘也。“此地空余黄鹤楼”，曰“空余”是没巴鼻之事，我只见楼，不见黄鹤也。黄鹤既“一去不复返”，则白云亦“千载空悠悠”而已！曰“不复”，曰“空余”，皆极言其渺茫。人妄传说毫没巴鼻之事，为子虚乌有，全不可信也。李商隐诗“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疑即偷用此颈联二句之意。“晴川历历”我知为“汉阳树”；“春草青青”我知为“鹦鹉洲”；至昔人之乘白云或乘黄鹤，则渺渺茫茫，我不得而知也。痴人学仙，抛去乡关，往往老死不返。即如“此地空余黄鹤楼”；而昔人竟永去无归，我当急返乡关，一见父母妻子，无使我哀昔人，后人复哀我也。故合二句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愁”字将通篇一齐收拾，何等见识，何等气力！精神意兴，何等融贯阔大！掀翻金灶，踏倒玉楼，将从来题咏一扫而空，真千古绝调！宜太白为之搁笔也！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则诗中连下“空余”“空悠悠”等字如何解说？且入仙人之境，览仙人之迹，当脱却俗念，屏去尘缘，如何反切念乡关，且乡关不见而至于愁也？“愁”字俗极，笨极；愁在乡关，更俗，更笨！无论青莲断无搁笔之理，中晚诸公亦将握管而群进矣。

　　这段阐释能自圆其说，对我们理解《黄鹤楼》一诗无疑是有裨益的。陈友琴《〈野叟曝言〉论〈黄鹤楼诗〉》认为“所谓道学先生即文白(素臣)，听解诗者是孝宗皇帝”，不知何据。

　　再如《绘芳录》第6回论“弹琴”“书法”“画画”“作诗”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如“论作诗”：

　　若论到作诗一道，尤判今古，古重浑厚，专精魄力，今夸纤巧，惟尚词华。夸纤巧则对仗工稳而已，一览无余；重浑厚则结构出自天然，耐人寻想。如陶之恬淡，韩之磅礴，青莲之高超，杜甫之沉痛，香山之平易，小杜之风流，皆非今人所能梦见。而且古人语语率真，对景言情。今之人则不然。天涯之叹，不过百里十日之别，动辄沾巾。未老而每语扶筇，已衰而犹言靡丽，皆由世风日下，蹈于油腔滑调之弊。

　　这种论断放在诗话中亦自有一席之地，可以补诗话之不足。再如《梅兰佳话》第14段谈论作诗以何为主，小说写道：

　　松曰：“专主性情，有性情而后格律随之，辞藻附之，斯不致有肉无骨。”柳曰：“然则兼学古大家，可能兼长否？”竹曰：“是又不然，翠涛所云兼而学之，欲广识力充才气耳。所云适符乎性，即不必兼长之意。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自古皆然，又何庸兼长为哉？”桂曰：“青莲少排律，少陵少绝句，昌黎少近体，亦是不能兼长之故。古人能弃其所短，而愈见所长，正不必为东施效颦也。”

　　清《九云记》第11回：

　　龙颜大悦道：“卿言良是。”又问道：“文章诗词之最优，帝王何如，其他熟最么？”学士对道：“汉、魏帝王之诗，如汉高祖《大风歌》，魏太祖‘月明星稀’之句，范围弘大。晋朝之谢灵运、陶渊明，最其表著。唐之李太白、杜子美，得诗家之正宗。至于国朝，如李攀龙、李梦阳诸人，能得盛唐口气者也。”

　　再如《孽海花》第35回：

　　郑盦道：“现代的诗，除了李纯老的《白华绛趺阁》，由温、李而上溯杜陵，不愧为一代词宗。其余便是王子度的《人境庐》，纵然气象万千，然辞语太没范围，不免鱼龙曼衍。袁尚秋的《安舫簃》，自我作古，戛戛独造，也有求生求新的迹象。那一个不是宋诗呢？那也是承了乾嘉极盛之后，不得不另辟蹊径，一唱百和，自然的成了一时风气了。”胜佛道：“郑盦兄承认乾嘉诗风之盛，弟不敢承教。弟以为乾嘉各种学问，都是超绝千古，惟独无诗。乾嘉的诗人，只有黄仲则一人罢了！北江茂芳辈，固然是学人的绪余；便是袁、蒋、舒、王，那里比得上岭南江左曝书精华呢！”

　　再如《平山冷燕》第1回袁凯《白燕诗》评价“但虚摹其神情”“虚处传神”，这对我们学习此诗不无益处。《品花宝鉴》第38、54回谈论诗歌均可入诗话。

五、中国古代小说之考证

考证之学当归于四部之子部，但为了突出重点，特单列出来。《花月痕》第21回考证“髻”的发展流变：

　　你不要横加议论，等我讲清这个髻给你听罢。高髻始于文王，后来孙寿的堕马髻，赵飞燕的新髻，甄后的灵蛇髻，魏宫人的警鹤髻，愈出愈奇，讲不尽了。这是真髻。还有假髻。《周礼·追师》“副编”注：‘列发为之。其遗像若今假。’《三辅》谓之假髻。《东观汉记》：‘章帝诏东平王仓，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箧遗之。’后来便有飞西髻，抛家髻，种种名号，也讲不尽。采秋，我讲这个髻，清楚不清楚？至于梳，始自赫胥氏，篦，始自神农，刷，始自殷，我也不细讲了。”荷生道：“痴珠今开了书厨。”

　　再接下去“画眉”“穿耳”，整个第21回充满了考证。尤其写缠足起源，极为精审：

　　小岑道：“吴均诗‘罗窄裹春云’，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似缠足始于唐人。”剑秋道：“六朝乐府有《双行缠》词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似六朝已有缠足。”痴珠道：“《史记》：‘临淄女子，弹弦缠屐。’又云：‘摇修袖，蹑利履。’利者，言其小而尖锐也。《襄阳耆旧传》：‘盗发楚王冢，得宫人玉履。’汉班婕伃赋‘思君弓履綦。’《杂事秘辛》：‘吴姁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约缣逼，妆束微如宫中。’此皆裹足之证。齐东昏为潘妃凿金为莲花贴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瑯环记》：‘马嵬娼女王飞，得太真雀头履一双，长仅一寸。’是唐时已尚纤小。

　　再如《儿女英雄传》第30回解释“滑稽”：

　　这滑稽是件东西，就是掣酒的那个酒掣子，俗名叫作“过山龙”，又叫“倒流儿”。因这件东西从那头儿把酒掣出来，绕个弯儿，注到这头儿去，如同人的滑串流口，虽是无稽之谈，可以从他口里绕着弯儿，说到人心里去，所以叫作“滑稽”，又有个“乖滑稽留”的意思，所以谓之“滑稽列传”。明白了哇？取去罢哟。

　　此词已经被收入到《汉语大词典》中，可见它的正确性与实用性。钱钟书《管锥编》释“滑稽”未引用此材料，可补《管锥编》之不足。再如《品花宝鉴》第1回考证古来“男子可以称美人佳人”，考证精宜，可补词典之不足。再如《阅微草堂笔记》中考证小说《西游记》非元人邱处机作、驳正《四库全书总目》的疏漏、总论经学发展的源流等等，都极有价值。

六、中国古代小说中之谈诗歌鉴赏

以上所谈艺都是指小说谈论经史子集中的艺，其实还有一部分比较重要的“谈艺”，就是小说中人物对于其他人物所作诗的评价。这一部分学界往往忽略。如《花月痕》第2回韩荷生写诗：

　　云阴瑟瑟傍高城，闲叩禅扉信步行。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疏钟响似惊霜早，晚市尘多匝地生。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痴珠评道：“这首诗高华清爽。”虽然评语甚短，但也揭橥了诗的主要特点。这对我们鉴赏诗词无疑有借鉴作用。《九尾龟》第7回：秋翁佳作，气韵沉雄，真与杜甫律诗颉颃千古。这里不但评价了杜甫的律诗，也评价了小说中的诗歌，对我们理解杜诗与小说诗歌都有帮助。我们切不可以因为其评价小说中的诗歌而轻之。说到底，小说中的诗歌与现实中的诗歌本质是一样的。再如《墨余录》之《平原闻诗记》谈论诗歌亦有独到之处：

　　一丽人，年三十许，支颐坐灯下，腕白如藕。旁坐一女子，发仅覆额，眉目如画，谓丽人曰：“日间阿娟遣婢来，索探梅诗，姊和之否？”丽人曰：“谁耐烦为此？”女子曰：“阿全诗‘妆拟飞琼怜缟素，怀如弄玉谢喧哗。侬耽鹿鞠郎沽酒，君爱龙团妾点茶’，二姊尝诵之，固佳耶？”丽人曰：“无雅正之音，少醇和之味，安得云佳？”女子曰：“阿娟《咏秋海棠》，有‘绿珠泪渍倾楼日，碧玉愁添未嫁时’，《感事》云‘钗头风月鸳鸯梦，镜里姻缘断续丝’，其语似非佳谶，姊其然否？”丽人曰：“吟咏本非闺中事。脱逢花晨月夕，对景一吟，意惟清丽如朝烟夕霞，别具一种淡荡可人之致，斯亦已耳。若霞思云想，刻意经营，反失闺人体度。大率深闺弱质，但取性灵，不求学力，岂如诗人刻苦，磨切三唐，搦管咿唔，终朝面壁，必求至工而后已哉？又见近之闺秀，读得几首五七言诗，便谓解吟，又岂有风人标致？果若是之易易哉！昨阅芸儿所作，有‘翻诗抛午绣，对月废宵眠。卖花深苍屐，罢钓夕阳船’，似此言情写景，语颇轻倩，庶几近焉。”

　　结合文学史，这“但取性灵，不求学力”是对袁枚“性灵说”的承继，也剖析了古代女子作诗的特点。再如《隋唐演义》第31回众妃子作诗词而隋炀帝点评，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此外苏曼殊《断鸿零雁记》第7章比较中外作家，“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尔犹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犹中土李贺，鬼才也。乃先展拜伦诗，诵《哈咯尔游草》即《哈罗尔德游记》至末篇，有《大海》六章，遂叹曰：‘雄浑奇传，今古诗人，无其匹矣！’”这些比较虽然是只言片语，但涉及到外国文学，虽吉光片羽，但弥足珍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小说的谈艺在当代小说中也常见。如金庸《天龙八部》中也有：

　　朱丹臣道：“适才我坐在岩石之后，诵读王昌龄诗集，他那首五绝‘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寥寥二十字之中，倜傥慷慨，真乃令人倾倒。”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卷书来，正是《王昌龄集》。段誉点头道：“王昌龄以七绝见称，五绝似非其长。这一首却果是佳构。另一首《送郭司仓》，不也绸缪雅致么？”随即高吟道：“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

　　这表明“谈艺”这种形式至今还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结 论

小说本身就是才学之作，作者在小说创作中显示自己的才艺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谈的古代小说，还主要是白话小说，或称通俗小说，不包括文言小说，因为文言小说比较复杂，有的文言小说本身就接近诗话或文话等。如果扩大到文言小说，“谈艺”的容量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认为，小说中之谈艺是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阐发的正确的、可以用来解释或指导实践的理论，如谈《诗经》《楚辞》《左传》《庄子》、唐诗、绘画、建筑、医学等等。有学者认为，“所谓谈艺，就是借小说中的人物进行文学批评”。我们认为这样的定义是片面的。当然这里面的理论也是瑕瑜互现、参差不齐的。有的理论或是作者戏说或调侃，有的可能偏颇或错误。正如钱钟书《读拉奥孔》说：

　　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与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

　　要想把古代小说中有价值的“鸡零狗碎”的理论从中剥离出来，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但是值得做的。笔者以为我们当下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零碎的理论整理出来，这是小说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工作。

　　注释：

　　①③ 钱钟书《管锥编》(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02、1002页。

　　④ 赵彦卫《云麓漫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⑤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⑥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34页。

　　⑦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57页。

　　⑨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页。

　　⑩ 苗怀明《清代才学小说三论》，《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